一場解剖台上的原住民文化會議
~兼論「抗爭是對祖靈的承諾」一文~ 台大原聲帶社
我們是一群來自台灣各個山地部落負笈北上求學的青年，在二年前原住民正名運
動的歷史背景下，成立了台灣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個原住民學生的社團─原聲帶(意為"
把原住民的聲音帶到社會每個角落")，希望能夠接續"高山青"時代的反抗精神，以身
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力量及實際活動，關心並參與校內外原住民事務和文化的改革與
發揚傳遞的工作，期許自己能為原住民族的未來建構理想的藍圖，和一條通往山海民
族自口傳神話以來和自然和諧相處，且能隨時代永續發展和存在的出路。
今年四月八、九、十日官方(文建會)在屏東山地文化園區舉行四十年來第一次的
原住民文化會議，會議並在最後一天李登輝總統以元首身份首度使用"原住民"詞致辭
而達到新聞媒體營造的高潮。但所謂"原住民文化會議"與"四十年來官方第一次舉辦"
的意義其實不在於是要開始真誠地去面對原漢之間包含種族、歷史、政經、社文、階
級中的對立結構，更別說是有解決其間錯綜糾結問題的誠意了，到頭來這只是國家機
器在資本市場體制中收編地域、族群文化於「國家文化」當中的一環而已。這只是一
場"討論原住民文化的學術會議"而已，如同曾經辦過的許多研討會一樣，只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廉價消費掉屬於原住民社會的資產，卻成就了學術研究者的聲望地位和"學術
研究"。這樣的"文化會議"對我們原住民社會到底有什麼幫助？
文化會議幕後的策畫與設計裡，看不到族人集體意見的呈現；會議現場裡，看不
到真正了解問題、在部落中象徵智慧的老人和長者，也看不到為文化傳承中的一分子，
在未來扮演民族薪火的原住民大專學生(除工作人員外參與的學生皆為平地的研究生)
獲得邀請而來參與。會議"學術研討"式的進行方式，論文、議題、與會人士的原漢分
配和比例，我們深深懷疑：原住民文化會議中原住民的主體性在那裡？這是不是又是
一次以原住民為名的大騙局？
四月二十七~二十九連續三天在台灣時報副刊由人文中心：利格拉樂‧阿烏與瓦歷
斯‧尤幹發表了一篇「抗爭是對祖靈的承諾──『原住民文化會議』抗爭記實」的文
章，詳細記錄了文化會議原住民菁英抗爭的源起、思辨與行動以及眼中所看到的"事實
"。原本這樣一篇"抗爭記實"的文化應是為歷史留下對統治集團壓迫剝削民族文化命脈
的抗爭控訴，並可成為下次行動的借鏡和參考，尤其對於年輕一帶的我們更是寶貴的
學習經驗，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文章表達的角度不是"對事不對人"，相反地卻以"點名
批判"的方式直接指涉與抗爭行動相關的族人同胞，而其中隱含的批判標準是，是否有
參與瓦歷斯和阿烏在場的抗爭行動過程，亦即隱含了以此標準為衡量一個人的道德與
否(在共同面對民族事務時)。批判，是勇於針砭錯誤，是為了內部可以有不同意見的
相互激盪，找到向前進步的力量；但只是為了強化個人在行動中的自發性與領導地位
的正當性，而不惜用會對個別族人傷害很大的"點名"方式且公開在媒體上，那麼便讓
人懷疑其目的了。
「首先遇到了牡丹鄉的宋仁和，原以為他會支持抗爭行動，不料他覺得無甚意義
而辭退。」「原來要拿到放映『蘭嶼觀點』結束後再找出族人一起討論，不料施努來、
郭建平、田雅各、卡力多艾‧卡比均未回飯店，台邦‧撒沙勒也回好茶，我們只好繼
續討論下去。」「確定抗爭形式，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從下午報到直到現在大部分的
人尚未進食，便提議去吃『晚餐』，等到再度回到322室，緊接而來的問題才剛開始呢！」
「---又找到台大『原聲帶』的楊芙宜簽名，並且徵得社長蔣裔馨的同意，以『台大原
聲帶』的名義簽名，有趣的是，社長蔣裔馨在得知抗爭的消息後一早包車回台北，令
我們一陣錯愕！」
以上是四月二十七日台時刊登的文章上篇片段的節錄，或許這便是瓦歷斯和阿烏
所看到的"事實"，但我們想針對原聲帶的部分提出我們的事實。文化會議如前所述，
未邀請任何原住民大專學生(除工作人員外，只有平地的研究生)，台大原聲帶亦是經
人輾轉及由報上才得知，自然也未收到邀請，更別說直到會場才知道原來要經過報名
程序。四月三~十日為學校春假期間，十日以後便陸續展開期中考，原聲帶因安排六~
八日做小鬼湖自然環境的探勘而南下屏東，才有機會順道至文化會議的報到會場，也
才臨時由謝世忠老師代為處理報名。因學校期中考與繳交期中報告及日近開學，社長
蔣裔馨便計畫九日早晨趕搭火車北上，並非如文章所說「在得知抗爭的消息後一早包
車回台北」，且果如文章所述，若原聲帶是怕進行抗爭，那我們又何必參與連署(豈不
多事)？二年前原聲帶的成立便是由台大的原住民學生在參與正名運動的歷史背景之下
成立的，現在大二大四的學生便是當時寫出致父母輩的聲明而勇敢站出來參與運動抗
爭面對校園、社會眼光的學生，自然也包括社長蔣裔馨。原聲帶對於外界的批判向來
不迴避，對有曲解之事實，自也不置身於事外。
對於阿烏和瓦歷斯的文章，我們還有一些疑惑。若是「為了爭取族人的認同」，為
何列出的規劃名單上卻有族人不甚熟悉的平地人？難道一次純粹原住民菁英的文化抗
爭不反而更能獲得族人的認同？「另一個使我們躊躇於不以激烈手段抗爭的原因，是
因為會議規劃小組中有位我們的族人──卑南族孫大川，與一直被視為原住民的好朋
友的謝世忠教授，在顧及他們的立場，同時不希望友誼的絕裂，並為彼此保留可以對
話的空間，我們放棄了集體退席使會議流會的方式，改以宣讀宣言的形式表現。」若
抗爭是為了身為原住民的尊嚴，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自當以對民族有利的方向而適
時適地選擇最可表現出目的之抗爭形式與行動，為何卻是以「顧及他們的立場」，「不
希望友誼的絕裂」等個人立場為選擇抗爭形式的目的之一？且既然早已確立「抗爭的
對象並非是文建會或是主辦單位」，而是國家機制的話。「十日清晨，我們一直待在飯
店中直到十點鐘驅車北上，心中盤算只要有族人進行抗爭，我們的意念成行動總算是
告一段落了，．．」若是對文化會議的「抗爭記實」的話，文章一直沒交代也未解釋
為何瓦歷斯和阿烏未參與十日早上的抗爭而北上？因為十日的抗爭由於是與國家元首
面對面的接觸，更是危險（四周皆有安全人員盯視），也是更能突顯對抗的目標是國家
機制，但為何瓦歷斯和阿烏不與族人同胞站在一起抗爭呢？
原住民文化會議在幾天的媒體效應後，又再次遺忘於台灣社會的功利眼光和日常
生活之中。如同遺忘原住民的台灣史一樣容易。對於抗爭，我們所知的太少了，雖然
我們知道─從來權利都是靠爭取而來的，但我們仍舊擔心：文化會議與會的原住民菁
英在低調的抗爭動作下，是否在「以往到現在這種『類型會議』不斷合理化國家對原
住民貢獻」的情形下，又再次成為複製國家德政功績的共犯結構與背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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