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原住民狩獵的深層「文化」爭議
⊙釋昭慧
原住民狩獵能否全面開放或部分開放，最近受到原住民團體、官方、學界
與動物保護界人士的關切。贊同開放者之立論，不外乎是「尊重原住民文
化」與「體諒原住民生活」的兩大理由。
我們先來討論前者：基於「文化」的理由而保留原住民狩獵的習俗，似乎
比較說不過去。因為以此類推，「人頭祭」過去同樣也是某些原住民部落
的文化，卻被日本與漢人政權軟硬兼施地加以改造；現在，即使贊同保留
原住民狩獵文化的學者，也不會有人敢贊同保留「人頭祭文化」。那麼，
我們就沒有理由慷「動物」之慨，對「原住民文化」施以「有尊重有不尊
重」的雙重標準。雙重標準意味著偽善的「文化論」，骨子裡其實是「人
類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祟。
如果我是原住民，我會進一步質疑：如果「人頭祭」不好，奉獻狩獵成果
的「山豬祭」也不好，那麼，漢民族酬神時數量更為龐大的「神豬祭、神
羊祭、神雞祭」文化，在道德上又會好到哪裡去呢？為何保育界對此呶呶
不休，對彼卻又出奇緘默？那不是偽善，是什麼？
筆者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推動上用過許多心思，但那不是獨獨青睞於
野生動物的特別價值，而是有「能救多少算多少」的「護生」考量，出發
於佛法的「眾生平等論」，而不是「保育」的思維邏輯。
以「保育」論的邏輯對抗「狩獵」論時，原住民的立論不見得輸過保育界
，因為他們是世代相傳的「保育實務工作者」。停在「保育論」的層次時
，我們永遠只能爭吵「可以殺什麼種類的動物？可以殺多少數量？是用獵
犬還是用獵鎗來殺比較人道？狩獵區可以開放多大？」之類的技術性問題
，因為「保育」論與「狩獵」論兩派，在預設前提方面的歧異點其實並不
多。
當我們認為，一定要劃一個地區（如國家公園之類）作為野生動物的保育
區，這時我們已經自命為「動物的上帝」了。我們與狩獵者同樣想要管理
牠們，於是我們認為，某種動物一定要達到某種科學評估的安全數量，才
不至於絕種；沒有那個數量，就想辦法加以保育或復育；如果超過了數量
標準，我們又得開放狩獵，以維持「生態平衡」。
這正是「野生動物保育」論的倫理盲點。動物是不會給自己貼上「家生野
生」標籤的，貼標籤的是人類。人類對牠們分類、貼標籤，不是依於動物
的需要，而是依於人類的利益。
站在動物本身的立場而言，不論是阿里山上被獵的山豬、漢民族廟前供奉
的神豬、還是餐桌上的烤乳豬，牠們的生存意志是等同的，所面臨殘虐的
痛苦與死亡的恐懼也是等同的。
也因此，當我們關心某一動物的存亡，理由只是因為牠「瀕臨絕種」或「
珍貴稀有」時，暴露的依然是以「人」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企圖擁有「
地球上原有的一切」，以達到讓人類可以「永續利用」之目的。而且這種
「物以稀為貴」的價值觀，會讓生命價值有被「量化」的危機，亦即：依
人類的供需要件而決定其存在價值。
若再配合此種意識形態，而在傳媒之中主導視聽人的視、聽覺，就會出現
如此荒謬的三種場景與旁白：山豬在原住民的獵鎗聲中掙扎抽搐，在汨汨
鮮血中砰然倒地；神豬供桌前，一群虔誠懇切的「善男信女」喃喃有詞，
舉香拜拜，充分顯示了這是個「可貴」的「宗教自由」社會（預留了「干
涉殺豬祭祀即是干涉宗教自由」的伏筆）；卡通畫面中的乳豬快快樂樂地
蹦進烤箱，跳上餐桌，對饕客說「這是我的最好歸宿」！
被這種視聽伎倆洗腦過的人們，可以心安理得啃著烤乳豬肉，拔取神豬的
「智慧毛」，然後為了血泊中痛苦倒地的山豬，大義凜然地加入「反原住
民狩獵運動」！
於是，我們就較能以同理心體會：何以原住民朋友會將狩獵的開放與否，
視作「原漢之爭」了。其中隱藏的已不純粹是「人道」之爭，而是強勢與
弱勢的「文化」之爭，也是漢民族被視聽材料所蒙騙之後，陷入「見牛未
見羊」的情緒中，隨著強勢傳媒文化以起舞的意識形態之爭。這些爭議未
必是民族主義的，但背後確實隱藏著赤裸裸的「權力運作」。
「反狩獵運動」者只有回歸到「人道」的基本面，在「反狩獵」的同時，
也能「反血祭」、「反肉食」，那麼，淳厚的原住民也未必不成為你我的
「同志」！但是在運動策略上，它必然使自己製造了比原住民總人口數更
為龐大的敵人（肉食消費者與民間信仰者），於是連帶地讓「反狩獵」與
「反血祭」「反肉食」同步歸於失敗。
這就是「動物保護運動」的弔詭——它總是輸在力量，而不是輸在理論。
它真正的敵人不是原住民族群，而是「人類沙文主義」的普遍心態。於是
，權力運作的順序上，縱使是出發於純粹的「人道考量」，它也只能先假
裝看不到血祭與肉食的殘酷，而將矛頭對準原住民的狩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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