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結合：以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為例」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九十二年三月十四—十五日
會議地點：中研院民族所第一會議室舉行
http://www.sinica.edu.tw/ioe/r2711/030314/index.htm
源起、主題與目的
本研討會原為國科會社科中心所通過並已經在執行中的同名之整合型研
究計劃規劃案的一部份。原規劃案的目的是「目前我們瞭解到的台灣南島
民族社會文化特性，往往是過去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我們若不能從歷史
研究中釐清這些社會文化特性如何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出來的，不僅無法面
對「什麼是文化傳統」的問題，更無法面對「是否有族群或文化傳統存在
」的問題。因此，如何讓台灣南島民族的人類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結合，乃
是目前極待克服的問題。而這問題的解決，不僅有助於台灣南島民族人類
學研究上的突破，更有助於整個台灣人類學研究的歷史化趨勢上之進展。
」而這也正是本研討會舉辦的主要目的。
事實上，正如原規劃案所強調的，透過規劃案的執行，每個研究個案得
以在非正式但限定人數參與的場合進行充分的學術討論。然而，為了，「
進一步將個別個案的個別意見整合起來討論，以尋求共同的問題焦點與研
究架構外，並可將相關問題之討論提昇到較抽象的理論層次，以作為進一
步討論整個台灣人類學研究之歷史化問題的基礎」，有必要舉行一個正式
的中型學術研討會。同時，經由正式對外開放的研討會，我們不僅可以廣
泛邀請相關學者，使有關研究問題得到更多不同層面的意見與討論，並得
以藉此將原規劃案的成果對外推廣，引起學界相關領域的關注與重視。如
此，則台灣人類學的歷史化研究趨勢之發展，更容易水到渠成。
也正因為這研討會是由原規劃案的執行發展而來，整個研討會的討論綱
領，除了延續原規劃案中所提的研究課題與重點外，經過兩個月的學術討
論之後，我們也已增加了幾個較重要的解釋面向。換言之，原先討論的綱
領著重在最近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的歷史研究成果中，挑戰人類學過去已有
的研究成果者，作為研究討論的起點。比如，康培德的《殖民接觸與帝國
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1999)有關花蓮地區
研究，便由荷蘭人的文獻資料指出現今人類學家所強調的阿美族氏族之名
稱，原先只是類似村落的地域單位，而不是現在所說的血緣團體。這對人
類學研究而言，是有其挑戰性。而書中更提到阿美族南勢群與秀姑巒群的
分佈，是以木瓜溪為界，實是該溪分隔出兩個分屬不同互動範圍的人文地
理空間。這裡實又涉及「人文地理」因素在瞭解或解釋台灣南島民族發展
的歷史過程之重要性程度為何的大問題。
而康培德另一個有關馬賽人的研究〈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則延續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
（1998）的泛噶瑪蘭研究而進一步挑戰人類學家過去有意無意中將台灣南
島民族塑造為以農、漁、獵為主要生計方式的刻板印象。至少，在十七世
紀上半的馬賽人，雖散居海岸、河口各處，但村社間維持著婚姻、交易上
的聯繫，並善用此一特色，從事地區性工藝、貿易等服務性生計。如農作
幫傭、製鹽、砍柴、整修屋舍、木匠、裁製衣物、鐵匠、開採煤礦、探金
、及日用品的交易等。這不僅使他們與同時期其他台灣南島民族有著明顯
的集體差異，也與同屬「濱海文化叢」內的其他族群有所不同。不過，這
特點並沒有使馬賽人像後來漢人那樣建立優於其他南島民族在社經上的優
勢地位。他認為這是因為馬賽人的經濟生活形態，基本上是以村社為自給
自足單位，在村之上並無強有力的社會組織，操控資源的分配或人力的動
員，使他們只能發展成為類似當時遊走於摩鹿加地區西蘭海域、安汶群島
與西蘭島南部海岸，從事零售生意的人群。雖然如此，這個研究反而讓我
們反思台灣南島民族社會性質的問題。至少，它讓我們質疑南島民族的聚
落或村社是否真是自給自足的單位？這個問題在林欣宜的研究更加凸顯。
在林欣宜《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1999)的
研究中，當地原住民如何利用族群間的矛盾以及和官府合作辦法，來確立
其在番地為王的地位，成為其一明顯的特色。他們與漢人的交往是非常的
強悍與強勢而成一方之霸。這不僅挑戰了過去人類學研究所呈現「賽夏族
」屢遭欺凌侵壓的絕對弱勢之刻板印象，更凸顯出南庄化番與漢人（特別
是客家人）早有複雜而頻繁的收養關係，使得八社中有三社之土目為漢人
。作者某種程度上質疑了所謂的「賽夏族」是否是一歷史上存在過的「族
群」之問題。事實上，這本論文更挑起了另一個主要的問題：由於清末日
據初期，樟腦在世界市場經濟上的價格上漲，引起漢人及清政府的開山撫
番而向內山發展，最後導致原有自主性地方社會的沒落，使整個地區納入
國家的統治。這不僅涉及當地原住民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像世界性資本
主義市場經濟這類外在的結構性因素能有怎樣程度的解釋能力？更涉及書
中似乎隱含「南庄事件」改變或塑造了整個賽夏族的新面貌。那麼為何南
庄事件是那麼具有決定性的「歷史事件」？
同樣涉及歷史事件的是蔡光慧《排灣原住民部落社會的建立與族群關係
（1630-1894）》(1998)的研究。他強調所謂的「排灣族」文化傳統，是當
地人為了抗拒荷蘭的殖民統治（特別是荷蘭統治所帶來的天花等疾病），
乃透過他們原有的惡靈(Qaqedidan)信仰來瞭解，並塑造出其對待異己的基
本方式、以及非常負面的殖民者意像。而這發展也導致排灣族內部的團結
、以及傳統信仰（特別是五年祭）及社會組織結構（特別是階序制度、宗
支結構、中心部落等）的加強。相對而言，在荷蘭統治終止之後，到牡丹
社事件之前，由於明鄭到清朝的治理採取消極防堵政策，使得族群互動頻
繁而較友善。這其間，我們看到知本卑南人南下發展與排灣人通婚而有了
排灣化的卑南人。甚至Vulavulaue地區四個S-qaro（卑南人）宗主頭目所
在部落，成為平埔族、客家人、阿美族與排灣等族群血脈與文化習俗融合
的主要地區。但牡丹社事件後，清廷為了對抗列強的侵略，不得不開山撫
番，使得排灣族開始納入國家體制而逐漸失去其原有的獨立自主性。唯傳
統文化至今仍為其族群與文化認同的依據。這研究不僅凸顯排灣族有其由
早期歷史經驗所塑造出的源遠流長、延續不斷的「文化傳統」以為其族群
的認同，更凸顯出「歷史事件」（如荷蘭統治或牡丹社事件）在其文化建
構的歷史過程上之重要性。
相對上述凸顯歷史事件之重要性，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
》(1995)的研究則強調較長期的結構性因素，而修正了我們過去認為卑南
大王主要是因得到外來殖民政權的支持而得以在台東平原建立其支配性政
權的看法。他認為「自然條件惡劣、生番眾多、官方控制力量強等特性」
，都是瞭解台東平原發展的重要因素。正因為這三個因素的限制，使得其
他族群（特別是漢移民）及更進步的生業在此無法發展，也使卑南族繼續
獨享其霸權。即使日人統治以後，為了充分利用該地區的自然條件而發展
熱帶栽培業，卻因當地原住民缺少金錢慾望、欠缺經營技術、忌諱施用肥
料、及共同耕作習慣（頁58）等因素，使得甘蔗栽種無法成功，逼得日本
政府必須招徠西部漢移民開墾才得成功。同樣地，當地原住民以小米為主
食及行山田燒墾生產方式，也與當地缺少必要的水利灌溉工程有關。一直
到1933─6年，日本殖民政府推動卑南圳的整修，才使水田化有了可能，因
而有第二次西部漢人的大規模移民。甚至戰後的移民，也是國民政府於
1955年投資農產品加工廠的成功而使鳳梨的栽種得以推廣，也才有了移民
的條件。而這幾次移民的結果最終改變了卑南族在台東平原的人口優勢與
霸權。
上述的幾個歷史研究均涉及三個相當普遍的重要課題：一是有關什麼是
歷史事件的問題，以及歷史事件對於台灣南島民族社會文化特性之歷史發
展的瞭解與解釋上有怎樣的能力？二是「地理」因素對於台灣南島民族社
會文化特性之歷史發展的瞭解與解釋之能力又如何？是否有其不同歷史時
期上的不同？或者說是對不同性質的社會而有其不同程度的影響與解釋能
力？第三個則涉及族群與社會文化單位有否其本質的本體論問題。這不僅
凸顯族群與社會文化傳統是否是歷史過程所建構出來的問題，更涉及在現
代國家統治之前的台灣，到底是怎樣的社會之問題。
但如前所提，經過兩個月的學術討論後，我們也已注意到原規劃案中所
忽略的三個不同解釋面向。第一，世界性資本主義在台灣發展之動力所提
供的解釋視野。第二，屬滿清的傳統古代帝國及日本與國民政府所代表的
現代國家在台灣發展之動力所提供的解釋面向。第三，台灣南島民族所代
表的地方社會之內在發展動力所提供的解釋面向。這些新的思考與討論題
綱，除了有助於將本研討會個別個案的討論意見整合起來，以作為共同的
問題焦點與研究架構外，更提供我們把討論問題提昇到較抽象的理論層次
之解釋基礎，使人類學歷史化研究發展有更寬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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