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斥 克莉絲蒂娃的文化恐懼結構
文◎劉紀蕙 圖◎黃正毅 03/04/20 【自由副刊】
驅逐暴力的原型，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論點，便是「賤斥」作用開始之時，也正是主體出
現的最早時刻。她說，這是一種強烈的厭惡排斥推離之感，好像看到了腐爛物而要嘔吐，
而這種厭惡同時是身體反應的，也是象徵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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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斯蒂娃簡介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出生於保加利亞，就讀索菲亞大學，一九六
六年到巴黎進修，一九七三年取得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博士學位，歸化為法國籍，定居
巴黎迄今。克莉斯蒂娃在四十歲時成為精神分析師，也是巴黎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以後
結構主義理論，解析語言、社會、個體及其心理和慾望之間的關係；她拓展了許多領域，
包括結構主義的語言學、語意學、精神分析，與當代女性主義；是國際知名的女性主義者
和思想家，法國文學理論建構者、精神分析師、語意學家和小說作者。
主要著作有《語言分析》（1969）、《詩語言的革命》（1974）、《恐怖的力量》（198
）、《愛的故事》（1983）、《黑色太陽》（1987）、《沒有國族主義的國族》（1990）
、《我們之間的異鄉人》（1991）以及《靈魂的新痼疾》（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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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的暴力來自於何處？
克莉絲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一書中所提出最根本的問題，便是我們的文化為何會發展
出以激烈而近乎兇殘的攻擊性，驅逐異於己身者？這個問題可以換一種問法：主體的形成
為何會帶有激烈的排他暴力？
面對異己的怵目驚心以及驅逐暴力，根據克莉絲蒂娃的描述，其激烈就像是要剜割雙目
一般，或防避髒污以免沾染於身，或嘔吐出不屬於自身系統的異質殘渣，執行體制中的清
理淨化，甚而集體屠殺異己者。克莉絲蒂娃指出，宗教儀式中的各種玷污禁忌與淨化儀式
，以及《聖經》中的各種充滿憎惡的符號學，都具有同樣的驅逐暴力。
克莉絲蒂娃以反猶太主義兼法西斯主義者謝琳（Celine）奇特而幾近瘋狂的書寫風格作
為例子，展露出他的文字中以戰爭為快感場域、以猶太人為詛咒厭棄之污穢對象的激烈心
態：
他把手指插進傷口中……他的雙手穿進肉裡……他朝所有洞口衝鋒陷陣……他拔掉邊緣
！……抽出爛肉！他猛攪亂翻！……他被卡住……手腕卡在骨頭裡！有斷裂聲……有種袋
狀的東西爆裂！……汁液滿地流竄！四處飛濺！一堆腦漿和血液！……噴灑在四周。 —
—《死亡借貸》
……他們奄奄一息、臭氣沖天、滲漏體液、滾下陰溝，但還在問他們可以在駉訥維耶（
Gennevillers）做什麼？沒錯！滾進垃圾堆！下陰溝！……人類歷史的真義……我們的進
展！先跳到這裡！……到處是尖頭木樁！純化精練活體解剖……熱氣蒸騰的、掀開的皮膚
……
——《俚歌咚》
猶太人是個擬態蟲、是個娼妓，要不是他的貪婪，他早就會因為成天混在其他人當中而
被消解，但他的貪婪拯救了自己，他教所有種族、所有人類、所有動物疲倦不堪，大地現
在已是筋疲力竭……他總是要煩擾全宇宙、上天、好心的神、星辰，他什麼都要，要了還
要，他要月亮，要我們的骨頭，要把我們腸子掛在捲髮夾子上用來布置安息日和裝飾嘉年
華會。 ——《進退維谷》
這些文字讓我們立即看到驅逐的暴力與瘋狂。我們會問，人類為何會有如此殘酷的行為
？文學作品為何要逼視此死亡血腥，呈現此瘋狂？文字中的理性控制為何消失了？這種脫
韁野馬式的瘋狂書寫是否會污染人心？從薩德、洛特曼、巴岱耶到謝琳，他們的殘酷書寫
讓我們認識了什麼樣的真實？逼視人性中「惡魔」與黑暗的成分，會讓我們對人性有什麼
樣的理解呢？
對於克莉絲蒂娃來說，文字中的瘋狂與殘暴，其實與污染人心或是風俗教化完全無關。
文字中的瘋狂與惡魔，正是人性中被壓抑的恐懼對象之復出，一種真實的面貌。這是主體
永遠畏懼的自身內在陰性成分，此陰性成分隨時可能會滿溢、氾濫而致失控。無意識中騷
動而無名的欲力只有符號化之後，才可能進入意識，被正面對待。因此，透過文字與藝術
的昇華，此無名欲力符號化而成為所謂的「陰性書寫」，我們便因此而能夠窺見主體所恐
懼排斥的對象何在。
主體的形成
驅逐暴力的原型，根據克莉絲蒂娃的論點，便是「賤斥」（abjection）作用開始之時
，也正是主體出現的最早時刻。她說，這是一種強烈的厭惡排斥推離之感，好像看到了腐
爛物而要嘔吐，而這種厭惡感同時是身體反應的，也是象徵秩序的。克莉絲蒂娃認為，這
種抗拒，始自於主體對於母體的抗拒，因為若不離開母體，主體永遠不會發生。
推離，是一種對於「二者之間、曖昧和摻混的狀態」的壓抑與制止，「如同痙攣，是吸
引與推拒的漩渦」，是「存在本身最暴烈而黑暗的反抗」，源自於「對身分認同、體系和
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與規則的不尊重。
「我」（je）不想要、不想知道、不想吸收，所以「我」把它排出去。然而，這食物
對那個只存在於父母慾望中的「我」（moi）而言，並不是一個他者，所以，在我驅逐「
我」、唾棄「我」、嘔出「我」的行動中，「我」同時企圖將「我」安置。
——《恐怖的力量》
「我」正以自身的死亡為代價，逐漸變成一個他者。在這條「我」逐漸成形的道路上，
我在哭號與嘔吐的暴力中，把「我」生下。症狀的無言抗議、驚厥所引起的大肆喧譁，當
然都在象徵系統中運作，但是，無法、亦不願整合到這系統中的本我（ca），仍然以它自
己的方式做出反應，它發洩，它賤斥 。——《恐怖的力量》
因此，克莉絲蒂娃認為，主體與母親的分離不是現實原則的介入或是父性禁令的干預
，它並不始於拉康所討論的伊底帕斯三角關係型構所牽涉的「大寫他者」或是「至高他者
」，而是主體的激烈推離與拒斥，來自於自身的原初壓抑與賤斥。主體結構化過程中發生
的分離與禁止接觸，開始於更為古老而原始的主體發生之時。這時，主／客體尚未區分，
二元關係仍不穩定，而一個無名「他者」的身分逐漸顯現自身，以一種不可名狀的相異性
（alterite）出現，也就是所謂的「陰性特質」（le feminin）。
文化恐懼結構
然而，克莉絲蒂娃對於「賤斥」的討論最有啟發的，是這些因恐懼而排除推離的對象必
須從其文化脈絡來理解。
為什麼在文化上某一些事物會成為令人反感或是惡心之物呢？人類學家認為，沒有任何
事物在本質上是令人惡心的，唯有當某事物違反了特定象徵系統中的分類規則時，它才變
得惡心。克莉絲蒂娃便進一步追問，為何是此一分類系統而不是另一個？這種分類系統呼
應了哪些社會需求、主體需求，以及社會—主體的互動需要？克莉絲蒂娃說，賤斥作用與
「潔淨／不潔」的配置必然會發生，並且在每個人的個人生命史引發了長期而持續的抗爭
，以便因分離而成為言說主體，或是成為遵從神聖律法之主體。
以克莉絲蒂娃的說法，這些違反了象徵系統之分類原則的物質，屬於原初本有的、來自
於「母性」狀態的物質，因為不容於此象徵系統，而成為了「惡心」與必須嘔吐賤斥之物
。此嘔吐賤斥之母性物質，也成為主體強烈恐懼而不敢沾染之物。
因此，若要問文化中的驅逐行為何如此激烈？其原因正是因為這驅逐與主體形成時對母
體的掙脫，有相同的迫切與恐懼之驅使。然而，若依循前文所討論的，不容於象徵系統的
母性「雜質」是主體要推離賤斥之物，而此賤斥之物同時成為主體恐懼逃避之原型，那麼
，文化系統中推離賤斥與恐懼的對象是誰呢？當文化主體要形成之時，當這個恐懼對象成
為文化結構時，要推離賤斥的所謂「母親」在哪裡呢？
克莉絲蒂娃論述中的「母親」
克莉絲蒂娃所討論的「賤斥」，其實是利用了佛洛伊德所說的「原初壓抑」而展開的。
克莉絲蒂娃說，賤斥與原初壓抑的激烈，如同在一次暴烈的驅逐行為中一舉掙脫母體內在
的物質。什麼是原初壓抑？根據佛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從無意識系統到意識系統之間，
欲力或是完全被壓抑而停留在無意識系統，無法進入意識系統，或是因反投注而轉換變形
成為「意念代表」（vorstellung, idea），被壓抑在前意識，或是進而尋求符號替代，
而成為文字。以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符號是原初壓抑所展現的替代物，語言也因此而具
有壓抑而轉換替代的防衛屏障。
佛洛伊德談論恐懼症（phobia）時，強調壓抑過程中的替代性意念會以結構的方式在無
意識系統被保留：只有透過意識層面的替代意念，這個恐懼的對象以及被壓抑的無意識本
能衝動才可能洩露痕跡。這個無意識的封閉空間會延伸擴大到整個外在的恐懼結構。這也
就是整套的防衛機制。自我處理焦慮的威脅，便像是對付外界看到的恐懼對象，而不肯承
認這是來自內在的衝動。這個外在恐懼結構形成之過程中，主體其實不知道自己所迴避的
是什麼。這個外在的恐懼結構，便是我們理解文化恐懼的關鍵概念。
佛洛伊德所討論的恐懼症，是以「父親」作為問題的癥結所在；然而，克莉絲蒂娃卻認
為一切有關主體的問題，都要自前伊底帕斯期與「母親」有關的恐懼症開始談起。克莉絲
蒂娃認為，恐懼症、亂倫和母親說明了有關主體更為根本的問題。不容於象徵系統的雜質
，便是原初不分主客體的母性混沌狀態。克莉絲蒂娃指出，「母親」是那個我們以愛恨交
雜的曖昧狀態呼喚但卻也撕裂割離的那個「推離物」，同時具有迷戀吸引又有排拒仇恨的
磁力中心。
文本中「母親」的重建
若要進一步說明文化中的賤斥對象，我們便需要透過文本中的痕跡來探索。對克莉絲蒂
娃而言，文本是主體與「母親」對話的場域。無論是文本中壓抑轉折的符號動力，或是經
由曲折路徑而交換的經濟邏輯，文本中所不斷浮現的推離賤斥動力，必然展露出此文化的
內在矛盾。
這就是為什麼克莉絲蒂娃八○年代末期談到了前衛藝術創作時，延續了此「母親」主題
，並發展藝術作品中「弒母」的必要﹕將對象性慾化，這是主體個體化，尋求自主，也就
是主體之形成的必要起點。憂鬱哀傷之主體將母體對象內置，進而執行自殺式的行為，以
免除弒母的罪惡感。
為了抗拒死亡，在文字與藝術中，主體的處理方式便是透過想像，將「她」以「死亡形
象」呈現。我攻擊她，侵犯她，再現她，以免我為了殺她而自殺，以免我陷入憂鬱而無以
自拔。
這也是為什麼克莉絲蒂娃在九○年代書寫文化祖國時，談論到如同「母親」一般的「起
源」是必須回歸但又必須持續超越的對象：那個「母親」是在語言中被建立的對象，那個
我們必然朝向卻必須離開的「奶與蜜的家園」，那個執行禁忌與犧牲謀殺對象的主觀空間
。甚至，她也討論與母親相關的起源崇拜與起源仇恨，如何導致異族仇恨與外國人恐懼症
。
然而，任何主體或是集體形成的象徵性構造過程中必然會發生驅逐行為，但卻無法完全
驅除內在原初便存有的陰性特質，以及其所攜帶的卑賤與魔鬼般的力量。這就是克莉絲蒂
娃所暗示的問題：面對不潔的厭惡感背後，必然是「恐懼」。克莉絲蒂娃似乎指出，在對
恐懼症的分析中，主客體關係的問題才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闡發，其原因是因為恐懼所面
對的，正是那無以名之而不斷復返的陰性特質，被文化所推離賤斥的原生物質。
閱讀文化中的恐懼結構
我們可以學習到如何與我們尚未面對而難以名之的文化恐懼狀態對話嗎？與恐懼對話是
不容易的，尤其當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真正畏懼的對象是什麼，或者，當我們以仇恨來裝飾
此恐懼，這種理解與對話便更為困難。
我們所恐懼的對象是誰？我們所急切試圖推離排除賤斥的文化對象在哪裡？或許是基於
無法言說，也無法合理化的理由？或許是我們早已遺忘而曾經屬於我們自己的構成部分？
文化象徵系統推離賤斥的暴力，可能會使得此原生物質完全不存在於意識之中，不存在於
歷史記憶之中。因此，這個被文化所推離賤斥的原生對象，需要從歷史中去尋求，去記憶
。
透過各種文本跡象的閱讀與精神分析式的對話，或許我們可以開始探索此恐懼與排除的
文化結構起源於何處，或許也可以進而在我們的文化經驗中揭露主體形成的歷史性結構。
然而，回溯的用意不是要去鞏固或是退行固著於此起源，而是要打開因恐懼與仇恨而封
閉的系統，解開否認，面對原初場景，重新以理解來敘述已經被遺忘的對象與歷史，以便
可以繼續創造，以開放的過程展開主體的豐富多元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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