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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我對中國"歷史社會"的興趣之根源
時間: Sat Aug 2 01:25:50 2003
作者：杜贊奇
我對中國"歷史社會"的興趣之根源
我研究的出發點和我來自印度---這個和中國有很多相似性的國家很有關係。在我年
輕的時候，我就對印度的革命非常關心，當時西方對印度農村社會的研究多於中國，因為
學者們可以從印度獲得很多資料，而他們對中國農村的瞭解則多數來自於埃德加·斯諾（
SnowEdgar）和韓丁（WilliamHinton）這樣的左派作家。於是我就想對中國的農民社會和
中國革命的關係作進一步的資料佔有和研究。等我到了美國的大學之後，這種想法還受到
了人類學家們特別關注民間社會的影響。
我的第一本書是《文化、權力與國家》（中文版收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
版社
，1994年）。 在這本書裏，我主要談到了"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概念。這種文化網路
是個人與政權之間的仲介團體，也是持現代化主張的人認為應當打破的東西，他們往往代
之以政權對鄉村的滲透。比如，宗教在鄉村中就是"權力的文化網路"的一個重要因素：它
可以作為一個媒介---談判與交流的媒介；同時它在民間社會中又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而是溶入了鄉村的政治、集市等等當中。當然，這本書在強調現代化國家政權對鄉村文
化網路的滲透和改變的同時，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新的政權是如何構建一個新的"權
力的文化網路"的，如生活方式、新聞的傳播和學校넊等等。我認為民國政府在這一點上是極不成功的。而共產黨的政府對鄉村有新的團體的建
設，極大地不同于昔日的文化網路，例如重新定義了個人和家庭的權力和個人對國家的認
同等等，這種成功很值得研究。
我的第二本書是《從國族中拯救歷史》（中文版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印行）。
現代國家如何構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間團體如何"抵抗"從上面來的"攻擊"，是這本書要討
論的一個問題。為何會有"抵抗"呢？仍然以宗教為例，宗教不是孤立的，它溶入了社會本
身，如果對城市中的宗教團體---道德會、一貫道等進行研究，我們會發現它們當中固然
有迷信的
問題，但也有一部分轉變成了慈善團體和"救世團體"。我認為這些宗教團體的來源是明清
以來的"三教合一"（佛、道、儒），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又加入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而
成為了有著普遍信仰的宗教，他們的目的都是"世界大同"，例如在二十年代，道德會的會
長曾經是康有為。
如果讓我自己來評價這本書，我會說，話語就是表面的思想及行為的前提。如"線性歷史
"就有這樣一個前提---國家是一個行動者，一個人，這是一種文化方面的東西，但又與
以前的"文化"不同。"話語"則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話語如何形成主體？（政治、經
濟是這一點的前提）按照福柯的理봊휭--話語構成主體，主體再來構建制度，我以為應該特別注重這一過程，即話語在何時形
成了主體，而主體又構建了怎樣的制度。當然，福柯的理論有一些"迴圈性"，因為歷史還
是有許多偶然因素的，所以我不完全認同福柯的這一觀點。僅僅考慮話語-主體-制度這三
者，就沒有給外來事物影響力的作用留下空間。或許應當這樣說：參與主體、主體性構成
的不僅有話語，還有外來事物；由主體構建的制度還包括制度本身的邏輯和偶然性。否則
，我們就沒有歷史了。
對我的第二本書，不少人問道：你為什麼要"拯救歷史"？---這其實是一個方法的問題，
而並不是一個帶有實體的ꔊ目的，當民族國家成為現代性之下的歷史主體，其他歷史就沒有了。寫歷史的不同方法帶
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國家為物件的歷史自然會排除掉其他可能的歷史。我們常常這
樣做，不但關注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認同，而且以為他們就像我們想的一樣，所以我們是在
用自己的眼光看古人。我認為"被壓迫的歷史"並不完全是"下層研究"（SubalternStudies
，又稱"賤民研究"）的一部分，前者被掩蓋的還不止於此，例如民間就不能寫自己的歷史
。我的方法是：如考古一樣（這一點當然受到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的影響），從地底下挖出
被掩蓋的東西。而關於"被壓迫的歷史"，本雅明對我的
影響最大。所以，我從民族國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方法。我們應該有許
多歷史，它們是交織在一起的。
許多歷史學家將歷史階段化，例如對"現代"的劃分---指與現代有關的一切。而研究者更
應該弄清楚，在民族國家之外的歷史是如何被壓下去的。最重要的是：考察語言（這是我
受到的結構主義的影響）---語言也是歷史的一個部分，可以改變。例如，"封建"一詞在
1906年還是褒義詞，它的具體含義是"保護地方，反對中央"---與民主仍有關係，當黃遵
憲、梁啟超在湖南維新起義時還使用過這一概念；到了1920年，它就變成了貶義詞---指
黑暗的中世紀。ꘊ當時人們只把它用來指責對方。而我們往往以為，歷史僅僅是一個平靜的過程。又如"革
命"一詞---孫中山在寫文章時對"革命"的闡述和他對秘密結社所講的"革命"的傳統含義又
是不同的。
第三本書我還沒有寫完，主題是關於偽滿洲國歷史的。我的觀點是：當我們超越"民族國家"
來發現人們更多的生活內容時，可以把偽滿洲國作為一個窗口來觀察中國。我的目的是要
揭示日本的現代觀與史前觀點是如何糾結的，這反映了"民族國家制度"的歷史。當偽滿洲
國希望從國聯和人民那裏得到承認的時候，偽滿洲國政府的主張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化和
這種主張的關係何在？政府所宣
稱的"真實"的本質又何在？因為真實性的文化及其場所，例如廟會、宗族活動等，需要人
們去做---這大概代表了民族的真實性。而一個政權常常通過保護民族文化來表示自己代
表這一民族，偽滿洲國亦如此，它通過保護／代表這種"真實性的民族文化"來獲得支援。
在這本書裏，我主要關心四個方面的問題，它們也代表了四種真實性：民間宗教和慈
善團體---代表著東亞傳統文明。偽滿支援這一點，以此表明自己代表了傳統文化；婦女
問題---道德會婦女所具有的犧牲精神表明她們是典型的東方女性；邊疆問題---鄂倫春
人和他們的家庭（大約只有一千人）。日本人認為鄂倫春
人是他們的同族，其中，（最發達的）前者可以保護並代表後者（更原始的）。這樣，日
本在東北的統治就具有了"真實性"。日本對此的研究還影響了地理的、種族的研究；"腹
地"（Heartland）問題---農村才有真實的文明。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認為，農村儲
藏了真正的中國文化。東北作家梁山釘的鄉土小說《綠色的穀》是以道教觀念來恢復鄉
土文化，描寫農民們的生活---幾乎每一個政權都利用他們。如果這一小說代表了那裏的
文化，那麼開放的文學界會如何重新認識它呢？為何要重新認識它？以及對這一小說的細
讀應是怎樣的。"再現"民間所依靠的或許就是知識份子的鄉土寫作了。
可以說，馬克斯·韋伯和施堅雅（Skinner，G．William）影響了我的第一本書，雖然
我和後者之間還有過爭論。列文森（JosephR．Levenson）和拉鐵摩爾（Lattimore，Owen
）則分別影響了我的第二本書和第三本書，這些學者的研究都給了我很多的啟迪和引導。
（何翔整理）原載《中華讀書報》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1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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