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嶺／文 (20040330)
文學世界的公民，大概還會記得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
雙周刊《紐約書評》上，由美籍俄羅斯詩人（一九八七年諾貝
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開始的
那場對哈維爾一九九○年發表的〈後共產主義的噩夢〉一文的
公開論戰（從七○年代起，當哈維爾還是一個從監獄進進出出
的異議分子時，《紐約書評》便定期將哈維爾的文章譯成英文
刊發）中，咄咄逼人的布羅茨基用他在俄國共產主義制度下的
「文學囚犯」經歷，質疑著作為總統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維爾
應誠實地面對人性（人心）的陰暗，而不是故作寬容地討好大
眾，最後，並對他提出了許多用來提升人類（至少是捷克民族
）文明和教養的要求。哈維爾則用他一貫心平氣和的口吻回覆
著布羅茨基尖銳的質問。最後，哈維爾在回覆中極有風度地邀
請布羅茨基找個時間和他見面溝通。
當我問到哈維爾，他後來是否有機會和布羅茨基親自交談
，並探討他們顯然有著巨大分歧的觀點時，哈維爾告訴我，還
沒有機會，但他顯然對我會關注那場論爭感到吃驚。他承認，
那是一場重要的論爭，「其中有討論到本質意義的問題, 也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
不把它當作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最後，他告訴我：
「我們之間的誤會，無疑將來會弄清楚。」
然而，當我問他，他是否知道布羅茨基已在三年前（一九
九六年）因心臟病突發而過世時，哈維爾驚呆了，他愣在那裡
，一陣難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
了，我不相信哈維爾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嗎？而且三年
了，最後竟是由我來告訴他。我注意到他的惱火，他瞪著那兩
位助手（其中一位是總統辦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著他們作
出解釋，而這兩位助手則尷尬地互相看著對方，隨後，哈維爾
責問他的助理，為什麼沒有將這一消息告訴他（翻譯在旁為我
作著解釋），他的助手們仍舊愣在那裡，面面相覷，顯然，他
們連誰是布羅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後，還須哈維爾去向他們解
釋誰是布羅茨基，以及為什麼我們會談到布羅茨基。
政治的世界對於文學絕對是視而不見的，而文學也毫不掩
飾對政治的厭惡和鄙視（所以才有像布羅茨基那樣生性好去「
修理」政客的人）。哈維爾竟也未能倖免，顯然他的祕書們眼
中是沒有文學的，甚至都可能沒有讀過老闆過去寫的劇本，當
然也無從知道誰是布羅茨基，更不會敏感到去讀一篇也許只是
刊發在世界各大報紙某一個版面角落中的文學訃告。真正令我
吃驚的是，三年多來，哈維爾竟然沒有聽到昔日的文學同行向
他提起這件事嗎？還是他這個人不僅早已遠離了文學世界，甚
至連文學同行們也和他疏遠了。
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去年二月初，哈維爾從幾乎擔任了十三年的總統職位上卸
任，但他為捷克留下的政治遺產是豐厚的。首先，民主體制已
經良好地運轉起來，這十三年，捷克經歷了從共產主義專制回
歸捷克民主傳統的巨大轉折，其中不無驚濤駭浪，甚至經歷了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兩個國家的歷史性變化。其每一個
轉變，都是和哈維爾的理性面對、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導密不可
分的。目前的捷克有著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機制，政府的總理
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派推出，而不是由總統指定，而總統則直接
由全體公民和議會中的黨派共同投票選出。總統的權力是象徵
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說是位高責重但權不重。
總統可以將議會通過的法案退回議會，請求議會重新審議
和修改，但無權否決法案，決定誰是捷克中央銀行總裁。總統
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有權挑選每十年一屆的憲法法院的十五
位法官，但須經議會批准，這十五位法官一旦獲得議會批准，
除非病故或辭職，可一當十年，憲法法院院長也由總統任命，
憲法法院可以審核所有的政府決定和議會的所有立法，予以批
准或否決。這給予總統某種間接卻重要的權力。
基於他個人在專制社會中慘痛的生活經驗，作為政治思想
家的哈維爾，心目中有著自己對於「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乃至
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設計，哈維爾對於以通過選票和取悅大眾來
獲得權力的政黨政治有著明顯的牴觸和懷疑。多年來，即使是
擔任總統，他也不去組織或從背後去掌控政黨，正是由於他經
歷了共產主義制度怎樣一步步地摧毀並抹去了「公民」這一「
人」的身分和責任的現實，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由個人、社
團、教會、大學、工會、基金會、非營利公益組織、小型（而
不是龐大的跨國企業）企業及享有充分自主權和區域自治政府
組成的「公民社會」，哈維爾將此視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實
基礎」，他認為議會民主應在此一公民社會之上建立，才能真
正發揮作用。他的這一幾乎接近烏托邦色彩的理念，經由他和
老對手，前總理（現任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在九○年代後期的多次公開論戰而逐漸系統化和完善
起來。
哈維爾的老朋友，也是他著作的英譯者、加拿大作家保羅
．威爾遜（Paul Wilson）曾在二○○三年三月《紐約書評》上
撰文詳細分析了哈維爾執政期間捷克民主化的經驗和教訓，他
寫道：
「從過去五十年來世上種種政權移轉的經驗裡，我們所能學
到的最珍貴教訓之一，就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新領導人較容易掌
握議會民主與法治的形式，但相對而言，較無法抓住其內涵與精
神。舉例來說，捷克憲法很明確地認知到權力分散的原則，並設
定獨立的司法與行政的要求，但在實際執行上，過去十年以來，
法官和部會首長們經常受到政治壓力，有時甚至無法抗拒。我在
這裡提出一個例子，曾有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過去三任捷克司法
部長，都找了一票法官來協助他們起草法條，這種方式會削減分
權的實施。更糟糕的是，這三個司法部長中有一位後來還被視為
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這所顯示出來的，並不是廣泛的貪汙腐化，
而是一種深刻的無知，在民主實施了十三年之後，對分權制度如
何運作的無知。
就某種意義上來看，哈維爾作為一個總統的問題所在，和上
述的問題恰恰相反：他對民主精神與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對於
其形式的掌握較為緩慢。哈維爾對憲法法院經常提出訴求──在
他擔任捷克總統期間，總共提出八次──這告訴我們他對政治和
分權原則的了解程度。當克勞斯與社會民主黨主席米洛什．熱曼
（Mils Zeman）組成聯合陣線，試圖修訂選舉法，以圖利其政黨
時，哈維爾向憲法法院提出訴求，法院裁決此修訂違法。（上）
（貝嶺，作家、傾向出版社創辦人，曾任二○○三年第十一屆台北國際書展特約策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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