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所的版上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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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爐工人的故事：Michael Burawoy
(節譯自Byles, Jeff. 2001. “Tales of the Kefir Furnaceman.”
the Village Voice;
轉載自Footnote 31(7), Sep-Oct 2003)
http://workshop.social.ntu.edu.tw/
【連結至Buraboway網站 at U.C. Berkeley】
在 1985 年二月的一個寒冷早晨，Michael Burawoy 實現了他的夢想。他穿越列
寧鐵工廠的一號門，到達匈牙利工業的心臟地帶，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充滿硫磺氣
味與噴出火燄重達八十噸的火爐。然後，這並不是一趟柏克萊大學社會學者的尊
貴參訪之旅。在一年的時間當中，Burawoy 被指派三項工作，他與七個同伴在名
為十月革命社會黨的團隊編制下，負責照顧這個龐大機器，他們將燒燙的生鐵與
鋼放入滾動的容器中加以融合，並且充入高壓的氫氣，讓其中的溫度頓時升高到
一千六百度。他之後在撰寫田野筆記時提到，「就算是波音飛機起飛也沒辦法製
造出這麼大的噪音」。但這樣的噪音在 Burawoy 的耳中卻像是種音樂。他對一群
社會學研究生說：「我一生的夢想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鋼鐵工廠中工作」，他
還戲謔道：「我想我是世界上唯一有這個夢想的人」。
很少有人可以在他的學術簡歷上寫上「火爐工人」的頭銜。過去三十多年以來，
Burawoy 像是社會學的地下特務，在工廠車間中潦草地記下田野筆記，並且透過
這些紀錄顯現全球化的本質。他曾經在尚比亞的銅礦場擔任一年半的人事專員；
在南芝加哥的機具廠擔任十個月的操作員；在香檳、紡織、汽車工廠以及匈牙利
的鋼鐵工廠做過苦力；而最後在俄國北極圈的家具工廠工作。他帶給我們的訊息
是：不要輕易相信自由市場的神話，除非你曾經生活在社會的底層。
他從 1976 年以來便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任教，但卻自稱自己為週遊各地的學術工
人，在教學生涯之餘中花上許多的時間探索各式部門與工廠，捕捉俗世生活的細
節瑣事。烏托邦的理想也增強了他的學術熱情。對於 Burawoy 而言，他是在篆刻
某種公眾社會學 (public sociology) 的觀點，也就是他擔任 2004 年美國社會
學會理事長提出的主題。Burawoy 指出，一種批判而帶有能動性的社會學應當是
「一種關於公眾、為了公眾的社會學 (A Sociology about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 」，應當透過討論重要的議題，例如全球化、國際衝突、社會不平等來
觸動廣大群眾。他認為現在的我們比過去的任一時刻都需要公眾社會學，不只是
認知處理世界上的重要議題，同時要召喚社會學的覺醒。
火之洗禮
Burawoy 浸淫在學院與廠房的雙重特質，與他的成長經驗息息相關。他的父母相
會於萊比錫 (Leipzig)，並且於 1933 年移入英國，他的母親在十三歲時為了躲
避俄國革命的迫害而逃往 Petrograd( 也就是之前的聖彼得堡與之後的列寧格勒
)，當時他的父親只有八歲，也在 1912 年逃往烏克蘭，他們在曼徹斯特撫養
Burawoy 成人。他的父親是一位化學講師，但卻因為他的外國人與猶太人身分以
及對於共產主義的同情態度而不受曼徹斯特科學小圈圈的歡迎。在 Burawoy 父親
過世後，他們搬往位於 22 皇后大道較小的房子，這棟房子可說是「真正的聯合
國」，成員包括巴基斯坦、波蘭與祕魯的博士生。
Burawoy 在劍橋大學獲得數學學位，但是他卻發現自己身受國王學院的優秀美國
社會學家 dward Shils 的吸引。由於對於教育與政治的不滿，他在 1968 年前往
南非，與 Jack Simons( 資深自由鬥士，之後成為尚比亞大學的流亡社會學家 )
相遇，Simons 建議他進入盎格魯美洲礦業公司工作。在這家礦業公司中，他秘密
觀察了尚比亞這個新興獨立國家內部黑白種族的薪資結構。後來寫成《銅礦上的
階級膚色》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一書，在 1972 年出
版時引起極大的震撼，書中描繪出一條膚色的連續體，其中白人佔了大多數的管
理階層。這項發現受到媒體的熱烈關注，成為 Burawoy 的第一個「公眾社會學」
研究。
Burawoy 進入尚比亞大學的社會學與民族學系，在 Simons 與 Jaap van Velsen
的紮實曼徹斯特社會人類學傳統的訓練下，完成了他的碩士學業。隨後在芝加哥
大學的博士生生涯中，他接受 Bill Wilson 的指導，同時也深受政治學家 Adam
Przeworski 的影響。後來他決定追隨芝加哥學派的腳步、但跨入工業社會學的領
域，他的第一步是進入一家芝加哥的機械工廠，這家工廠在三十年前曾經是民族
誌學者 Donald Roy 的研究對象。根據這次的工作經驗，Burawoy 在 1979 年出
版了《製造甘願》 (Manufacturing Consent) 一書，成為勞動過程研究的權威性
著作。Burawoy 探討工作現場中的階級衝突與工人共識的模塑，提出一個傅柯式
的結論，「壟斷資本主義根據它的理性來形塑我們的所有特質」。
機械工廠的工作經驗幫助 Burawoy 把工業社會學翻轉過來，利用延伸個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也就是透過持續的參與觀察累積資料，而將鏟出的砂
礫倒進搖椅社會學。 Burawoy 表示，「我的重點是希望對於社會學轉向批判的方
向作出微薄的貢獻」。「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希望將工作現場的觀點帶入
學術之中」，我們或許可以從底層的觀點發展出我們對於未來的另類想像。在揣
摩這些觀點的同時，Burawoy 近來與 Erik Wright 合作，發展社會學式的馬克思
主義來碰觸到公民社會的解放潛能。基本上，他們希望將以生產為核心的馬克思
資本論轉向以社會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透過充滿活力的社會學來更新馬克思主
義的觀點。
Burawoy 的旅程彷彿在地圖上標下社會主義的終點：「當共產主義垮台之後，我
便搭乘飛機從布達佩斯前往莫斯科」。結果又面臨社會主義政權的再一次挫敗。
他說，「我在 199 年一月底達，八月的時候整個地方就瓦解了。每一個我去到的
地方，都在我離開之後垮台了。現在我的朋友不敢讓我再去其他地方，他們說你
絕對不能去中國或古巴，你留在北極圈好了」。過去十年以來，Burawoy 都待在
Syktyvkar 的極地家具企業，地處於一個茂密森林的屯墾區、直到 1950 年代以
前都充滿了勞動營。隨著蘇聯瓦解以及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工人的薪水大幅下
降，最後通通丟掉了飯碗。Burawoy 在 1995 年回來時發現大部分的工廠已經荒
廢。在俄羅斯同事的幫助下，他嘗試追蹤極地企業員工之後的命運，並把焦點放
在家戶與性別的分析。Burawoy 指出，「男性在失掉工作時，變得越加邊緣化」
。「他們的平均壽命在蘇聯垮台的第一年降到了五十九歲。蘇聯社會整體可說是
經歷了再一次的農民化 (peasantized)，都市人口轉向鄉村與集體農場，回歸維
生經濟的型態」。
從熔化的鋼鐵到公眾社會學
對於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說，在勞動現場工作已經不再那麼容易。於是，這位民
族誌學者回家了。Burawoy 在柏克萊社會學系主任的任期結束之後，接受了美國
社會學會會長的角色，透過公眾社會學的嚴酷考驗來訓練自己。事實上，Burawoy
長期以來熱情地拓展學術界的疆域，他開設柏克萊大學部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
學」理論課程持續二十五年之久。此外，他開設參與觀察課程，與上課的研究生
們共同出版了兩本書：1991 年的《無邊界的民族誌》 (Ethnography Unbound)，
從美國都市生活的微觀政治，說明延伸個案方法與社會學的關係；以及 2000 年
的《全球民族誌》 (Global Ethnography)，透過行動者與受害者的生活經驗─遊
民、移民、乳癌運動者與軟體工程師─來探索曖昧的全球化概念。
簡而言之，建立一種貼近人類生活的社會學一直是 Burawoy 的工作重點，無論是
在鋼鐵工廠或象牙塔都是如此。他對於他的行徑提出說明：「我並不喜歡在工廠
裡工作，坐在辦公室裡的日子當然是愉快的多，可是，有關俄羅斯的相關民族誌
研究非常有限，很多都沒有碰觸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小小的謙卑有
助於我們生存於現代大學的勞動現場。「偶而受到一些羞辱是一件好事。」
Burawoy 回憶他在工廠的生活時這樣說：「嘗試了解支配的底層生活是改變的第
一步。這是一個有益身心的洗禮。或許所有的學者都應該有過類似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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