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過去和現在眾多的德國哲學家，人們不由得要問，哲學是否只是德語國家的事情。在
不涉及古代希臘哲學家，不涉及當代法國哲學家的情況下，人們大致會獲得一種印象：
哲學家似乎只來自德語國家。不過應該知道，那些在德國研究哲學的人多數是基督教徒
（新教徒）或猶太人。只有少數的德國哲學家是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哲學家比較保
守，如瓜爾蒂尼（Romano Guardini，1885—1968），皮柏（Josef Pieper，1904—997）
斯佩曼（Robert Spaemann，1927— ），因此，他們在國際上不太知名。當然，知名的
知名的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也許還有布魯門貝格
（Hans Blumenberg，1920—1996），是他們中的例外。
如何解釋在基督教（新教）和猶太教特殊影響嚇得德國哲學現象？應該知道，對德意志
帝國中各個小國的精神產生巨大影響的宗教改革（一五一七），已經遠遠超出信仰問題。
從宗教改革一開始，基督教會（新教教會）就允許人們更自由、更獨立地思考。而在天
主教會，從過去到現在經常是神父告訴教徒應該怎樣思考。天主教 徒對上帝創造世界
的原始信仰堅信不疑。而基督教徒（新教徒）在認真探討天主教信仰時，產生了各種疑
問，這些疑問使他們內心不得安寧，於是他們反復地對《聖 經》進行分析、解釋，試
圖找到自己的答案。從歷史來看，沒有當時對《聖經》的分析、解釋，很難想像會有今
天的闡釋學。
猶太思想家對德國哲學又產生了哪些影響呢？尋找彌賽亞（Messias）是猶太思想家的特
徵，他們尋找的是救世主。這個拯救者在馬克思那裡被世俗化了。從馬克思開始，拯救
不再是宗教事業，而是社會事業。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
—1940）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這種觀點。本雅明把歷史看做一種“歷史神學”。這就
是說，他在歷史中看到了一種能為拯救社會而發揮作用的力量。因此，只有瞭解猶太教
和《舊約》的背景，才有可能不僅瞭解馬克思、本雅明，而且瞭解法蘭克福學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在構成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中，除了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生於一九二九年），都是猶太哲學家。
人們會繼續問，在德國哲學家中，是否有一個典型的德國哲學主題？我認為有。這個典
型的哲學主題與黑格爾創造的新概念“不幸意識”（unglücklichen Bewusstsein）有
關。這個概念以一種內在張力為出發點。也許這種內在的張力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新教）
和猶太教。這種不幸意識表現一個人的特徵：他是這個人，卻想做那個人，他生活在這
個世界，卻要生活在那個世界，生活在與這個世界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絕非偶然，蘇聯覆滅後，憂鬱在德國成為一個哲學主題。不同於美國，但是也不
同於當時的東歐集團，同樣也不同於毛澤東主義，不同於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
——一九七六），在德國從未禁止過憂鬱。與此完全相反，憂鬱在過去和現在經常被
看作哲學家的生活態度。所以，哈貝馬斯會說：在哲學中，我們是絕望的。為什麼會
絕望？因為哲學不解決問題，而僅是解釋問題。也就是說，哲學提供了一種機會，使人們
有可能對自己知識的局限性進行思考。發現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後，人們 可以為此難過
或高興。例如，天主教思想家西蒙（Josef Simon，生於一九三○年）認為，人在知識
上的局限性是令人愉快的一個理由。因為如果人知道一切，那麼他就跟上帝一樣，也
就沒必要再研究哲學。
不 過，一個典型的德國哲學家不一定或不願意承認他思想的局限性。這促使他去思索。
而傾向實用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完全不會這樣做。例如，他們說：我們只想提出我 們也
能回答的問題。人們只能從美國哲學家那裡，而絕不可能從德國哲學家這裡得到這樣的
見解。一個德國哲學家不願提出他能夠回答的問題，寧願提出他無法解答 的問題。
在德國哲學與美國哲學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根本差別。一個美國哲學家一般只掌握一種語
言。但是一個德國哲學家不得不掌握多種語言，否則他無法研究哲學。因為希臘文、拉
丁文、猶太文及法文的遺產是他從事哲學研究的基礎。研究哲學而沒有上述外語知識，
沒有讀懂外國哲學原著的能力，這在德國是難以想像的。
儘管德國哲學有抽象推論的特點，但它不是與世隔絕的。雖然有像布魯門貝格那樣的哲
學家，他們完全隱退到農村去思索，但是也有像哈貝馬斯這樣的哲學家寧願公開說出自
己對時代問題的看法。甚至有像斯洛特蒂克（Peter Sloterdijk，生於一九四七年）這
樣的哲學家參與電視節目。對這批有代表性的人來說，研究哲學就是做出哲學的解釋。
當代德國哲學的三個典型特徵是什麼?我想試著從義務、形而上學、主題三個方面來介紹
一 、人 們經常把哲學家看做生活在象牙塔內，對世界上發生的事不聞不問的思想家，
可能有過這類哲學家，但是一九四五年前後的德國哲學家絕對不會這樣。他們無意或有
意地被捲入政治。這就是說，不管願意不願意，當代德國哲學通常也帶有政治的一面。
就這一方面來說，哲學和義務經常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地分不開。眾所周知，伽 達默爾
（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與納粹分子保持距離，但是他的老師海德格爾先與
納粹分子合作，隨後既未對此進行反思，也未清除他當時寫的那些與納粹思想相關的
著作。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時，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是一個熱情的共產
主義者，後來他變成一個反共產主義者，最後由於政治局勢，他離開維也納移居英國。
約納斯（Hans Jonas，1903—1992）也是海德格爾的學生，他為了自己的猶太信仰，
於一九三三年移居耶路撒冷。在希特勒時代，布魯門貝格被看成半個猶太人，不允許他
上大學。根據在第三帝國的經歷，阿佩爾（Karl-Otto Apel，生於一九二二年）想創立
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倫理思想，其中不僅包括道德規範，也包括政治準則。
最有意思的是哈貝馬斯的情況。他在波恩大學一名哲學家的指導下讀博士。他的導師在
一九四五年以前曾是納粹分子，哈貝馬斯原來想留在波恩大學當老師，但是由於 政治
原因，他最終不僅離開了母校，也同時放棄了哲學，兩個具有決定性的原因使他從波恩
轉到法蘭克福，從哲學轉向社會學：一、他認為在波恩教的哲學不承擔政 治義務。二、
他吃驚地發現，在一九四五年後，海德格爾將他在納粹時代寫的著作不加任何修改地重
新出版。哈貝馬斯無疑是第一個向弗賴堡哲學家（海德格爾）公 開提出批評的人。做到
這一步固然不錯，可是人們知道哈貝馬斯站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 的立場上。強烈
的義務感使他一再和黨代表們公開露面，只有這樣才使他不覺得遺憾。在德國，人們區
分政治和政策，政治觀點和黨派觀點。根據德國的歷史經驗，一個哲學家應該有自己的
政治立場。但是不應該為此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也不應該讓政策取代自己的政治觀點。就
這點而言，哈貝馬斯在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盡義務 時，可能做得過分了一些。
即 便如此，哈貝馬斯對海德格爾的批評清楚地表明：德國哲學家不是各行其是的獨行
者，而是處在互相的討論之中。他們共同思考，互相推薦，他們依據傳統。例如，在上
世紀六十年代末，伽達默爾在反思有關成見的概念時，把這個概念與啟蒙運動相互聯繫。
哈貝馬斯也同樣地援引啟蒙運動，認為自己是啟蒙運動的繼承人。他作為批評性理論的
代表與系統論的代表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進行討論。六十年代，在波
普爾和阿多諾（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之間發生了一場有關實證論的爭論。阿
佩爾使當時無名的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六十年代的德國
引人注目。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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