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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rmas在京都大學的演講(2004)中，哈伯瑪斯提到，公共領域(public space)、話語
(discourse)和理性(reason)支配他的整個學術與政治生涯，公共領域作為一個理性的
溝通空間(public sphere as a space for reasoned communicative exchange)是他終
生關注的所在。在他的生命中有四項經驗形成這個理論興趣：1.從初生到幼年時期經
歷手術的創傷性經驗——唇顎裂手術；2.初入學校時經歷溝通的失敗；3.青少年時期
經歷我們那個世代共同經驗的一九四五年的歷史空白；4.成年時期被西德戰後社會與
文化的一種緩慢且危險的自由化的政治經驗所困擾。
（以下以第一人稱描述）
1.孩童時期：手術強化我的依賴感和脆弱感，更不用說意識到與他人互動的關聯性。
人類的社會本性(sociall nature of human beings)成為我的哲學反思的起點。人
的社會本性有何特殊之處？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人是政治的動物」，換言之，
人是一種生活在某個城邦(polity)、某個公共空間中的動物。更明確的說，人是一
種一開始就鑲嵌在一個公開的社會關係網絡(public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hip)的動物。但是，人一初生就是無助的，必須透過家庭與公共文化的保
護經歷一段社會化階段。我們人類是從他人那裡學習的，不是依賴本能。這個學
習過程唯有在一個由文化所刺激的環境的公共空間中才有可能。
當五歲進行第二次手術時，我對人對他人的依賴的意識更加強烈。這個意識讓我
更傾向那些強調人類心靈的相互主體性結構(intersubjective structure of human
mind)的哲學路數，像詮釋學傳統、實用主義、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象徵形式
理論、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這些理論觀點都讓我們更領會人與人之間深刻的相
互依賴關係。
用一個形象來比喻：主體性就像一只外翻的手套，它的內部織理是交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在每一個個人內部我們都可發現外在社會世界的反映。因為個
人的心靈是被一個互為主體地分享並客觀化的意義內容（我們通稱的文化）所浸
透的。但個人和外在世界的關係不是主體和客體並置；一個新生兒透過進入一個
張開雙被等待他的社會世界之公共空間而成為一個社會人(person)。在逐漸成長的
過程中，兒童也是透過溝通和互動的方式逐漸形成有意識的內在生活。這個內在
的私人領域也必須透過公共的、象徵地表現的、相互主體地分享的思想和意義而
充實。（這是George Herbert Mead論點的表現）
2.當我還是學童時期，有兩個經驗啟發我追求語言哲學和道德理論。其一，我發現
在課堂上和下課時間我很難讓人理解我的意思。和家裡相比，周遭的環境是陌生
的，匿名的。唯有在溝通失敗之後，我們才能瞭解語言溝通這個媒介（符號世界）
不是個人的事（就像維根斯坦所說的，不存在私人語言[private language]）。唯有
說話的人才能沈默！其二，來自於學校或街頭的學童面對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所表
現的那些多少無害的歧視行為。如今，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我們更深刻體認隨時
會遭遇外國人，也隨時可能會被當外國人看待。
3.1945年的事件（指德國戰敗，由聯軍接管）讓我將眼光轉向我的世代的經驗。沒
有這個轉向我無法完成今日的哲學與社會理論。納粹的過去成為我成年政治生活
的重要部分。我對政治進步的興趣是想超脫先前世代關於「共同體」(Gemeinschaft)
和「社會」(Gesellschaft)的虛假對立。
一九四五年，在我十六歲生日前數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四年後，聯邦德國
成立，我也開始大學生涯。我的世代是幸運的，因為晚生，所面對的已經終結的
第三帝國和聯邦德國的誕生；但余生也晚，無法參與那黑暗的納粹過去。我們的
成年和童年經驗是斷裂的，我們不必回答是否站在錯誤的政黨一方以及政治錯誤
所造成的一切直接後果的問題，但我們必須面對承擔集體罪責以及是否和過去清
算的窘境。
接著，是我們的文化向西開放(cultural opening westward)，這和政治的向西開放
是亦步亦趨的。對我來說，民主（而非自由主義）這個詞是個magic word。但是，
官僚、社會菁英卻毫無改變：不曾與過卻斷裂，人員沒有新意，心態未改，在政
治的心態更未曾有道德的更新。到了一九五○年代，我們開始反對德國大學的菁
英主義和非政治心態。
不過，我的左派政治信念和學習哲學並未重疊。政治與哲學是兩個涇渭分明的世
界。直到一九五三年，我的朋友Karl-Otto Apel交給我一本剛出版的海德格一九三
五年講座，《形而上學導論》。在此之前，海德格一直是對我最有影響的老師；
此後，一切不同的。我在報紙上發表〈Thinking with Heidegger against
Heidegger〉。我在海德格的這個講座上看到的是一種「創造性暴力」的英雄式召
喚(a heroic call to creative violence)，崇拜犧牲，貶「知性」而揚「精神」，抑「分
析」而高舉「本真思考」(authentic thought)。我也被反對啟蒙運動之平等的普遍
主義的那種反基督教、反西方的情緒所刺傷。這個納粹哲學家完全否認對大規模
犯罪的後果有任何道德—政治的責任。在海德格的解釋下，法西斯主義成為「存
有的天命」(destiny of Being)。
4.這些早年的經驗插曲讓我著手對頑強地存在於德國哲學中的政治遺緒進行一種批
判的探索。我逐漸遠離海德格、施米特(Carl Schmitt)、雲格(Ernst Junger)和格倫
(Arnold Gehlen)。他們都把大眾、一般人和超凡的個人區別開來，排斥閒談、公
共領域，視之為「非本真的」。
之後，我成為阿多諾的助手。批判理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讓我可以將英、美、
法的民主和德國建立民主過程中一再失敗的經驗聯繫起來。一九五○年代，德國
的政治文化尚未扎根，沒有人確定移植來的民主和德國公民根深蒂固的心態是否
契合。最後證明，政治心態的變遷無法孤立形成，終究是由行政所控制，唯有一
種話語型態的公共的輿論形成(a discursive type of public opinion-formation)才能
具有啟動這個過程的功能。
因此，我的理論焦點便集中在政治的公共領域上。透過主體際性的神秘力量，公共
領域把各自分立的統合起來，但並不因此排除一個人和別人之間的差異。在公共空
間的結構中，社會整合的形式變得明顯了。在現代社會中，某個特殊的社會空間（亦
即民主共同體中的政治公共領域）在公民的整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複雜社會
中還能如此嗎？在複雜社會中，能將公民規範地結合起來的唯有公民的團結(civic
solidarity)，這是一種抽象的、由法律中介的團結形式。在人們不再面對面互動的
情況下，只有公共輿論和意志形成的過程能夠發揮集體認同的功能。
教授並非只是從學院觀察者的角色關注政治公共領域的學者，他們同時也是參與的
公民(participating citizens)。他們也作為知識分子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一九五○年
代我參與了反對核武器的和平抗議運動；六○年代晚期，我公開支持學生運動；在
八○年代和九○年代，我又涉入關於納粹的過去、德國統一模式、第一次波灣戰爭、
政治收容等等議題的爭論；過去十年，我又就歐洲統一和生命倫理問題表達我的看
法。在入侵伊拉克（一項違反國際法的舉動）之際，我更廣泛關注後民族格局，以
及建立一個康德式世界秩序的未來。
舉這些例子，我只是要簡略說明我從我們時代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所學到的——從
我自己和別人的錯誤中學到的。知識份子應該讓他們的專業知識為公共所用
(public use)。他們不應中立或懼怕黨派，他們應該立言，不過也應該充分意識到
自己完全可能犯錯；他們應該限定在相關的議題，貢獻信息和好的論證；易言之，
他們應該促進公共論辯的話語層次，而非以言詞汲取權力、權位，亦即，不應混淆
「影響」和「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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