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趣談：從清朝狀元看古代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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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9 中國評論新聞網
（作者：宋元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

自隋至清，科舉考試制度在中國存在了1300多年。近人在審視這項制度時，
多指責它對貧家子弟的排斥，揶揄八股時文耗士子精力於浮文，
譏諷登科仕進之人不識兵刑錢穀為何事。
對於從這套制度中艱難競奔、脫穎而出的狀元，往往持鄙夷的態度，
認為他們有虛名而無實學。筆者考察了清代百餘名廷試首冠之士，
透過對他們家世、學歷、政績、才識的分析，
可以使我們對這項在世界上都曾很有影響的取士選官制度有一些更具體的認識。

　　家世出身與競爭機制　

清代的會、殿試，始於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止於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科，
共舉行112次。由於順治九年壬辰科和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為滿、漢分榜，每科有兩名狀元，
故112科中，共取一甲一名進士114名。

清代科舉報考，例有一定限制。籍貫無誤，家世清白，非出身倡、優、隸、皂之家，
未居父母之喪者，方准應試。除此之外，上自仕宦之家，下至寒微之士，均可報考。
當然，求學讀書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家境過於貧寒，自然無力攻讀應試，
但這並非政府規定的報考條件。由於是公平競爭，許多寒微之士就是通過勤學苦讀，
取得了功名。

中國封建社會主要由兩大等級構成。帝王、貴族、官僚擁有
世襲、封爵、仕籍等一般平民多不能擁有的特權，屬於“官等級”。
各種生產者、未入仕的讀書人，即所謂士農工商，屬於“民等級”。
筆者稽諸史料，查考出了清代57名狀元的家世出身，依據他們父輩以來的社會地位，
可分為三種類型，其情況是：第一類，仕宦家庭出身。
凡父輩有舉人以上功名曾充任知縣以上官職者，屬於此類。
在封建社會裡，他們屬於官等級。這類家庭出身者有29人，占51%。
其中大臣（包括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部院大臣、總督、巡撫）的子弟，不足10人。
第二類，士人家庭出身。凡父輩雖為讀書人，但無功名及官職者，屬於此類。
其中有的家境十分貧困，稱為寒士之家。這類出身者有20人，占35%。
第三類，其他家庭出身，如商人、農民等。他們的家境貧富不一。
這類出身者有8人，占14%。這第二、第三類家庭出身的人，屬於民等級。
換言之，在57名狀元裡出身於“民等級”的占49%。

在科舉時代，元魁鼎甲極難獲中，士人莫不以獨占鰲頭為殊榮。
仕宦人家子弟在物質與文化方面擁有種種有利條件，在角逐中無疑處於優勢地位。
即使如此，普通士人與其他家庭出身的人，由於才智卓絕和勤勉超人，
在清代狀元中也占了相當的比例。如王杰、洪鈞、劉春霖等，
都是出身寒門而卓然舉首的典型。王杰早年喪父，靠抄寫收入養母，艱苦備嘗；
洪鈞少時家貧，曾令習賈；劉春霖出身貧農，日間務農，晚上苦讀，深夜饑腸轆轆，
曾私取鄰居晾曬的醬曲充饑。這些事實，充分表現了科舉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
不拘門第、均等競爭、公開考試、優勝劣汰。

科舉制自實行時起，便伴有一些弊端。洎乎清代，法久弊多。
但清廷為了甄拔寒俊、遴選真才，採取了嚴禁營私舞弊、嚴格科場紀律、
裁抑大臣子弟、屢興科場之獄等諸多措施。清初，達官世族子弟中試者獨多，
引起了最高統治者的注意，除臨時加以裁抑外，還制定官、民分卷法，分額取中。
並有科場迴避條例，防範日嚴。唐宋時期，科場案少且處罰輕，不過革職、降秩而已。
清代迭興科場案，對違法者往往處以極刑，且殃及親屬。
如順治丁酉鄉試一案，斬考官7人，流放100餘人。惟其如此，
才基本上維護了科舉選士的公正原則。所以，魏源稱科舉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公”。
梁啟超說：“科舉，法之最善者也”、“科舉為昇平世之政”。

    奪魁年齡與八股制義　

清代歷科狀元廷試首冠時的年齡是多大？在目前能查到的66人的情況中，
歲數最小的是于敏中和戴衢亨，均為24歲；最大的是王式丹，59歲。
在26歲至45歲之間掄元者最多，占86.3%，平均奪魁年齡是35歲。
有人統計過，古今中外千餘名科學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最佳年齡區”是25歲至45歲，
首次貢獻的最佳成名年齡在33歲左右。這與清代狀元的情況有驚人的相似！
我們也統計了60餘名狀元的壽命，其中最短的是鄒忠倚，年齡32歲；
最長的是張之萬，年齡87歲，平均壽命是63.3歲。
換言之，這些狀元一生中要把半數以上的時光用於接受啟蒙教育、研討歷史典籍、
增進書法技巧和掌握應試程式等方面，代價是相當可觀的。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古代士子在掌握文化典籍方面有特殊的難處。
漢字結構複雜、數量繁多，需要通曉文字、訓詁、音韻學。
中國文化典籍浩繁，門類卷帙可觀，迫使一些人青少年時代的精力皆專注於此。
故凡涉及中華古典文化的學問，研習者負擔皆重。
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也和八股制藝虛耗士子大量精力有關。
清代讀書人往往從十二三歲就開始學習八股文，因為它是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文體。
這種文體是將經義、策論、詩賦融合在一起，在六七百字的一篇文章內，
既考查應試者對儒經的熟悉程度，又考察其文字表達能力。由於每篇試文分為八股，
每股的文句形式與內容均有特定的要求，就便於考官迅速判斷應試人水平的高低。
所以，八股文是科舉時代一種比較成熟的標準化試卷模式。
但是，世界上沒有無弊之法，八股文行之愈久弊端愈多。
這種程式，掌握起來費時費力，入仕後又全然無用。更有捨棄根本之學，心術變壞者。
故許多有識之士，對它進行過猛烈抨擊。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
清代狀元及萬千舉子都曾為這種科場應對文字而嘔心瀝血，著實令人扼腕嘆息！

　　政事德行與儒家教育　

儒士階層內部有不同的流品，一些人得勢以後，衣冠禽獸，虐政害民，
史稱這類是“偽儒”、“小人儒”。但總的來說，由於儒家長期“尊德行、道問學”的
教育，修齊治平、經邦濟世的觀念對他們有很深的影響，相當一批人能體察民情、
重視名節、博學多識、幹練通達，將這些人源源不斷地補充到各級政府機構中去，
並使之不斷流動，當然有裨於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的穩定。
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得士者昌”作為重要信條。

考察歷史上殿試奪魁者的情況，可以得到這個問題的部分證明，狀元三年必有一人，
但其人必須有功業文章，事跡方得流傳。筆者統計了15種史籍，
有近半數清代狀元的傳記可以查到，說明他們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
清制，殿試傳臚以後，一甲一名進士例授修撰之職，官居六品，這是每個狀元的殊榮，
以後多數可升至四、五品。升為三品以上大員，參與中樞機要的，為數亦不算少。
據統計，清代殿撰官至內閣大學士，即所謂“狀元宰相”者，前後有14人；
簡充軍機大臣者，有7人；任總督、巡撫者，有9人。這當中，如徐元文、于敏中、畢沅、
王傑、潘世恩、張之萬、翁同龢、孫家鼐、洪鈞等人，都是清代名臣，為史家所熟知。
而張謇、駱成驤、王壽彭、劉春霖等人，則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
還有如彭定求、錢維城、金榜、吳其溶、陳沅、陸潤庠等人，
在經史著述、詩詞書畫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民國初年，有位經歷過科舉考試的齊如山先生撰寫了《中國的科名》一書，
他毫不留情地譏評了科舉考試的種種弊端與醜聞陋習，但在書的結論中卻鄭重地說：
“科舉考試，是一種很好的制度。不過有極大的一種短處，就是行之數百年而未能改動，
永遠以八股取士。所以同、光以後，西洋科學傳至中國，有許多有識之士，
才知道這種考試法是沒有用的，便反對起來。其實錯的是考試的內容，
不是考試的方式。”確實，以空疏無用的八股制義取士，理應拋入歷史的垃圾箱，
但用公平考試的方法甄拔士人，則應該說是歷史的必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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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閱讀：
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
翟國璋《中國科舉辭典》
李維新《天下第一策》
張杰《清代科舉家族》（慎：戴逸為之序）
江慶柏《清朝進士題名錄》
閻湘蕙《國朝鼎甲徵信錄》
朱汝珍《詞林輯略》
法式善《清秘述聞》
法式善《陶廬雜錄》
福格《聽雨叢談》
梁章鉅《樞垣記略》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王炳燮《國朝名臣言行錄》
錢儀吉《碑傳集》
閔爾昌《碑傳集補》
繆荃孫《續碑傳集》
清國史館《清國史》、《清史列傳》、《漢名臣傳》、《滿名臣傳》
《欽定科場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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