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臺灣新電影對我的啟發
【作者/李爾葳】
李爾葳：不知你是怎樣意識到自己的不足？
張藝謀：我是從臺灣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的作品中慢慢感覺到這一點的。上次跟侯孝賢
見面，我們就曾一起聊到這個問題。我發現臺灣新導演和大陸第五代導演年齡都差不多
，起步時間也相同，但兩地的作品差異很大。可能是環境所迫，他們的作品沒有承擔太
大的歷史命題，沒有太多地講道理，但他們有他們的長處。他們的長處就是從小處入
手，關注人、人本身、人的的故事。而大陸第五代電影導演的作品都是從大的文化背景
入手，帶著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帶著對電影進行變革的願望，以人文目標為主要目標，
具有一種大的氣勢，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我們的文化歷來對人
的關注比較少，而對道的關注比較多，臺灣和大陸，一邊以小開始，一邊以大開始，都
沒有錯誤，我覺得都對。臺灣和香港電影載道不如大陸，這是人文環境所決定的。因為
港臺不具務這種文化環境和氣氛。這是我們的長處，但在吸收別人的長處上，我們表現
得遲鈍了一些。我們的作品給侯孝賢、楊德昌等臺灣導演帶來很強的衝擊性。他們很快
吸收了我們的東西，克服了他們自身的短處。當然，像楊德昌的早期作品《兒子的大玩
偶》就有大的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反思，但這種作品在早年的臺灣很少。近幾年看侯孝賢
的《悲情城市》和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發現
其中有大的文化背景。而侯孝賢的新作《戲夢人生》也有一個這樣大的文化背景。我跟
侯孝賢反覆談過幾次，相信他是一個高手。他在吸收我們的長處的同時，也沒有丟掉他
從小處入手寫人的長處，這表現在他處理導演和演員的關係，演員在處理，把握人的角
度上都很見功力。
李爾葳：你認為他們這種從小處入手寫人的方法對你有啟發？
張藝謀：我特別喜歡侯孝賢、楊德昌的作品中那種表現人的東西。這對我啟發很大。但
因為我們以前看他們的作品不，《童年往事》我看得比較晚，所以我們並沒有吸收他們
那種對人的關注，而且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我們認為三地中惟有大陸最牛，將來的希
望就在大陸，所以有大地域、從高處看的優越感，我們當時沒有把人家的長處放在眼
裏，覺得他們小家子氣。我們總是關心政治、關心政策、卻不關心人自己。你看我們的
寫信習慣，總是在信封先寫國家，然後寫單位地址，最後才寫個人，而國外的通信方式
恰恰相反，最先寫個人再寫單位寫國家。我們的文化歷史對人的
關注比較少，而對道的關注比較多，這是我們需要改變的。
李爾葳：第五代導演中的其他人是否也有類似於你的這種反思？
張藝謀：有一次在美國碰到阿城，他告訴我：「你們第五代導演，誰哪一天能跟侯孝賢
似的拍自己童年的自傳，我覺得你們幹得也就可以了。」阿城非常推崇《童年往事》，
我看他寫的一篇《侯孝賢印象》，寫得很不錯，充滿感情。雖然他在文中沒有寫一句第
五代的事，但從文中能看出他對第五代的某一種認識或者說是某一種批評。人家看到了
第五代身上的缺點，我們自己也意識到了。最近我看壯壯的《藍風箏》（樣片）和少紅
的《四十不惑》。發現我們這批導演拍電影就像熬中藥似的，熬著熬著，味就不對了，
大家都在有意識地迴避那些意念性的東西，其實大家誰跟誰都
沒有商量過，只是我們都共同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企圖改變自己。
李爾葳：你認為好電影既要有大的文化背景，又要從細微寫人物，關注人本身，是這樣
吧？張藝謀：是這樣。這一點我也和臺灣影評人焦雄屏談到過。我覺得好電影一般是用
兩條腿走路。一條腿當然是我們的長處，即具有大的文化氛圍、承擔大的歷史命題，而
且有新的表現手法，這一點好電影一定要有。另外一條腿就是對人自身的關注，那種關
注必須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把人物作為解釋意圖的道具。我覺得大體上兩者俱備，兩
條腿走路，才能走得比較堅強。電影本來就是多種多樣的，不能說哪一種風格是大家風
範，其餘都是小家子氣。我自己覺得任何東西做好了，都是好
東西。
【2003/03/21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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