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除魅到招魂
王德威】
百年中文小說的倫理意義
一個世紀的現代經驗卻見證了歷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盡，反而以最沉痛的代價，輾轉回到
我們身邊。而小說與其說是印證了歷史的獨一無二的理性邏輯，不如說提醒了我們潛藏其
下的想像魊域，記憶暗流。在歷史不及之處，是小說填補了重要的空白……
二○○三年歲末的台灣喧嘩騷動，不知伊於胡底。在國家朝野領導人的率領下，政客口沫
橫飛，全民一片亂講。奇怪的是，種種誑言譫語竟然都包裝成一套又一套的「大說」，統
獨公投修憲自決，你唱罷來我登場，像是兒戲，卻又殺機畢現。語言的暴力，可以若是。
比較起來，上個世紀末曾經有人提倡心靈改革，高談希望快樂，雖然也當不得真，竟要讓
人發思古之幽情了。
小說之為「小」說，
正是因為它不能，
也不必，擔當
救國復國的大任
在這個大說橫行的時代，我們還有談小說，讀小說的餘地麼？眼前的現實如此令人眼花撩
亂，只怕小說虛構也相形失色。但小說的命運果然就如此這般？晚明的魏忠賢權傾一時，
只是主子死了後，立刻垮台送命。當時的說部，像是《警世陰陽夢》、《檮杌閑評》等，
立即渲染傳述，是為「時事小說」的濫觴。對照我們某些時人時事的下場，重讀《陰陽夢
》或《檮杌》，還真要讓人發出會心微笑。政壇的群丑跳樑，非自今始，晚清的《二十年
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裡有太多人物，簡直就像是他們的祖師爺爺。至於比無
不無聊，要不要臉，這些小說的世故尖誚，遠遠超過八卦周刊。
小說不僅反映，甚或預言現實而已...這其實是最保守的看法。不論作為一種文化形式，
一種知識體系，一種政治宣言，或是一種欲望機器，小說形成複雜的敘事網絡，建構也拆
解現實，並引發無限想像可能。多年前我曾建議相對於大說，小說之為「小」說，正是因
為它不能，也不必，擔當救國復國的大任。小說不建構中國，小說虛構中國。但這中國的
虛構，卻與中國現實的如何實踐，息息相關。（《小說中國》，2）時至今日，面對大言
夸夸的建國論述，我們不也應以同樣的方式，「小說」台灣？
自命愛台灣的，有多少看過《台灣外紀》、《亞細亞的孤兒》、或《餘生》？而自命愛中
國的，又有多少看過《吶喊》《彷徨》、《三千里江山》、或《厚土》？讀過這些小說，
不會讓我們更多愛我們的所愛。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這些小說對台灣、對中國的描述是如
此的不可愛，反而能賦予我們思考的空間，審視周遭歇斯底里的，愛國愛鄉的喧囂。
游走虛實之間，
小說將我們原該
忘記的，不應
或不願想起的，
幽幽召喚回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動力，不論在實證或敘事層面，都以「除魅」為主軸。在革命與
啟蒙的號召下，傳統與現世中的價值信念苟若不夠清明正確，無不被打為魑魅魍魎、牛鬼
蛇神。而文學酖酖尤其是小說酖酖往往被賦予揭露黑暗、啟迪蒙昧的功能。從梁啟超的「
新小說」到三十年代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五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再到九十年代的新
現實主義小說，莫不如是。台灣的官方小說論述，從五十年代的反共小說，到日後無限上
綱的本土文學，其實也不能自外於此。
然而一個世紀的現代經驗卻見證了歷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盡，反而以最沉痛的代價，輾轉
回到我們身邊。而小說與其說是印證了歷史的獨一無二的理性邏輯，不如說提醒了我們潛
藏其下的想像魊域，記憶暗流。在歷史不及之處，是小說填補了重要的空白。十九世紀末
的《海上花》或二十世紀末的《長恨歌》，各對一個斷代的海上風華與風險，投以哀矜勿
喜的回顧。沒有了鍾理和、黃春明、或王禎和的小說，我們又怎能對半個世紀的台灣原鄉
，留下這許多的生動印象。游走虛實之間，小說將我們原該忘記的，不應或不願想起的，
幽幽召喚回來。姜貴的《旋風》記錄了國共聖戰下的血腥鬧劇，難怪引起執政者的側目；
二二八事件後，是葉石濤以〈三月的媽祖〉輾轉寫出了受難者的心聲；而又有誰能像郭松
棻的《今夜星光燦爛》那樣，竟從屠殺者的立場，反思二二八的傷痕？如果魯迅、沈從文
、張愛玲、白先勇仍然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原因不僅在於他們的家國憧憬或風格特色，也
更在於他們對面對歷史迷魅，不能自已的疑惑好奇，與憂傷紀事。
歷史的迷魅，小說的記憶：檢視百年現代小說經驗，從《彷徨》《沉淪》到《家變》《廢
都》，從《啼笑因緣》到《笑傲江湖》，毋寧讓我們充滿感喟：家國的想像可以如此沉鬱
荒謬，也可以如此通俗傳奇。與此同時，小說從業者介入歷史的激情（以及往往隨之而來
的犧牲或幻滅），未曾或已。從大陸的茅盾、巴金，到台灣的楊逵、陳映真等，只是最明
白的例子。歷史所留付的小說紀錄更令人深思：歷史的運作與詮釋何以如此不可思議，以
致一如虛構？而小說創作何以如此迫近現實，以致以放棄想像的自由為代價？
（上）
【2003/11/2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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