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的相遇
——山地文化工作隊
◎夏曼‧藍波安
兒時，大姐看見父親以殺飛魚刀幫我剃頭，不忍心看見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痛苦樣，
於是請來國民黨蘭嶼鄉黨部主任來我家，說：「看，我小弟的痛苦樣，看在我是山地文化
工作隊的一位好隊員，借一支刮鬍刀吧！主任。」被刮鬍刀刮得精光的頭髮，我的頭皮除
了數不清的斑斑血跡外，大姐笑破肚彎腰跟父親說：「爸，從此弟弟的頭螞蟻爬上去也會
跌跤的。」而我，卻哭紅了眼睛。早期的刮鬍刀迅速的剃掉了我的頭髮，鄉黨部主任接著
跟大姐說：「同志，這也是山地文化工作隊的工作之一。」「謝謝領導的幫忙。」大姐回
道。
「山地文化工作隊」、「領導」，當時是我們許多達悟小孩進國民小學前記憶裡的新名
詞。新名詞來自於大島，其作為一個國家的具體意涵植入於小島內部，服務於國家機器的
小團體，服從上級長官、領導的指令，象徵最低層次被「以番制番」的單位。彼時，凡被
鄉黨部選中的青年男女，成為日後每年國定假日「表演」的劇團。
蘭嶼指揮部，如同台灣其他地區的軍營，「司令台」是不可缺少的建築空間。對國民黨而
言，是內戰挫敗集體傷痕的延伸，以及醞釀提升（當時）反共的集體意識的舞台。然而在
蘭嶼，「司令台」的意義是多元的，成員有國民黨、共產黨混合的軍人身分，以及台灣來
的囚犯，還有在地的、一夜間忽然成為中華民國公民的達悟人。彼時，「山地文化工作隊
」的另一功能，即是緩和軍人與囚犯在「反攻大陸」的緊張氣氛下，適時的成為一個這個
機制下孕育的表演團體；對於在地的達悟人來說，單純的樂舞表演背後，多數人是看表演
，同時有了二元（大島與小島）的比較，而這個團體的主角，即是我大姐那一代的青少年
美女。
「司令台」下的觀眾混合著軍人與囚犯們複雜的意念，夾著許多無限延長的幻想，每一
支舞曲的結束，換來震耳欲聾的掌聲，驚嚇了傳統墳墓裡長眠的祖靈，就在進行下一個節
目之際，人群復歸於如夜一般的寧靜。表演中有結束的一幕，結束後人們又再次的期待下
一個國定假日，反反覆覆的如波浪般的情緒，第一年青澀的少年美女，在鄉黨部主任的調
教下，所謂二元（優與劣）的比較，逐漸浮現在那些少女們日常的行為，於是她們也漸漸
的遠離了傳統生產與勞動的場域，國民黨的鄉黨部成了「山地文化工作隊」集會與成長的
空間，許多故事於焉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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