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潤權 (中國經濟史論壇於2003-12-10 9:48:55發佈) 閱讀134次
【關 鍵 詞】夏商周斷代工程/年代學
【 正 文】
一、緣起
過去幾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海外可謂毀多譽少。究其原因，一半是出於對工程的誤解
，一半是出於學術上的執著。有鑒於此，我在2002年4月4日～7日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
的亞洲學會年會上，組織並主持了一場題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交流與爭鳴(Xia-Shang-Z
hou Chronology Project:Exchange and Debate)"的小組討論會，從國內外邀請了六位專
家學者參與研討。另外，因大會只配給小組兩個小時的時間，恐有言猶未盡之憾，故約請
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在年會上主持另一場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較自由的圓桌
討論會。本文旨在介紹這次討論會的來龍去脈，會上討論的實況和評論中外學者關於夏商
周年代學歧見的根源。
早在2000年秋冬，當夏商周斷代工程公佈階段性研究成果之際，即在海外引起過一場激烈
的辯論，戰場是"東亞考古學互聯網"(East Asian Archaeology Network)的電子討論組。
這場論戰的導火線是《紐約時報》記者Erik Eckholm所寫有關斷代工程的報道。這篇題為
《中國：古史引燃今疑》（注：Eckholm,Erik,In China,ancient history kindles mode
rn doubt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2000.）頗具爭議性的文章，是在11月10日即斷代工程新聞發佈會的翌日發表，引起了
海外漢學家對三代年代問題的關注。不過，參加這場辯論的人大都不是專門研究年代學的
學者，所以討論的主題集中在一般性的問題，如夏代是否存在、二裏頭文化與夏代的關係
、古史年代與政治的關係等（注：陳星燦、劉莉：《夏商周斷代工程引起的網上討論紀實
》，《古代文明研究通訊》2001年第9期第16～37頁。），並沒有觸及夏商周年代學的具
體分歧到底在那裏。
與"東亞考古學互聯網"上的討論不同，華盛頓的這場辯論，參加者都是年代學的專家。從
中國來的四位與會者，李學勤是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仇士華是副組長，張長壽和張培瑜
都是獨當一面的成員，他們分別代表工程的四個主要研究手段，即文獻、放射性碳素測年
、考古和天文。美方的與會學者倪德衛(David S.Nivison)和夏含夷多年來一直研究商周
年代，邵東方專攻《竹書紀年》，我本人除習中國考古學外，還對碳十四測年稍有涉獵。
因此，在華盛頓的兩場討論都能切中年代學的主題，具體討論了研究古史年代的方法、理
論和斷代工程的成果。
兩場討論會的宗旨是交流對夏商周年代學的看法。中方與會者代表國內學術界對三代年代
學的看法，或許說得更準確一點，他們代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觀點；美方與會者則代表
海外一些反對意見。海內外學者在會上澄清了一些事實，擺明瞭觀點，雖然沒有說服對方
，但消除了一些誤解。兩場討論會都在激烈但友好的氣氛下進行，是一次難得的學術爭鳴
。
二、過程
其實，召集中外年代學學者齊聚華盛頓面對面地辯論並不是我個人的主意。早在2001年的
夏天，倪德衛就約請我組織這樣的一場討論會，他還親臨康橋與我商量；其中還得到艾蘭
(Sarah Allan)的幫助與支援，討論會才能順利召開。
這次中外辯論最大的特點是開誠佈公，觀點鮮明，堅持己見，但又互相尊重。早在開會前
的兩個多月，論文和圓桌討論會的問題就已內部流通，所以雙方都可以按對方觀點組織和
調整發言，討論因此很有針對性。
首先舉行的是4月5日下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交流與爭鳴"的小組討論會。發言的次序和
論文題目如下〔這組文章將在美國的《東亞考古雜誌》(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
logy)發表〕：李學勤，《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和成果》；張培瑜，《文獻中夏商周天
象和年代資訊的分析研究》；倪德衛，《三代年代工程：兩種定年方法》(The Three Dy
nasties Chronology Project:Two Approaches to Dating)；邵東方，《關於今本〈竹
書紀年〉的爭議和三代年代的關係》(Controversy on the "Modern Text"Bamboo Annals
and Its Relation to Three Dynasties Chronology)；張長壽，《灃西的先周文化遺存
》；仇士華，《碳十四年代測定與夏商周年表的關係》。
圓桌討論會是在4月6日晚上舉行，由夏含夷輪流提問，各位學者作答。兩次討論會各有近
百人參加，會上都留有少許時間讓聽眾提問或者發表意見，臺上台下熱鬧非常。
三、論爭
無論在小組討論會或者在圓桌討論會上，討論都很熱烈。總結其爭論的主題，主要有以下
五個方面。
一）斷代工程的成果是否受政治影響 這個問題不論漢學專家還是一般公眾，都頗感興
趣。海外新聞媒體曾對斷代工程發過兩次影響較大的報道，首先是Bruce Gilley在《遠東
經濟評論》發表《中國：民族主義發掘未來》（注：Gilley,Bruce,China:nationalism.D
igging into the futur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uly 20,2000.）一文，之後有
上述《紐約時報》的文章。這兩篇報道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組織並撥款資助夏
商周斷代工程的目的是證明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倡導民族主義，培養愛國思想。所以兩
篇文章都提到工程考訂夏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是民族主義在作祟。
倪德衛卻從另一個角度評論斷代工程與政府的關係。他認為西周年代學還有很多基本問題
未能取得共識，斷代工程匆匆發表一張不成熟的年表，是受政治影響所至。更遺憾的是，
這樣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竟然是在中國政府的權威領導下出現。這樣一來，不單讓中
國政府的權威承擔不必要的風險，還鼓勵非專門從事年代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博物館人
員、學生和記者等，不經思考地接受這個年表。任何年代學的研究成立與否，都應該通過
嚴格的論證，不能依靠政府權威。
為此，李學勤在私下討論和公開發言時，都明確地指出工程一直貫徹"政府支援，專家負
責"的原則。斷代工程雖然有政府背景，但年表中的每一個年代，都是專家們獨立探索的
結果，政府並沒有暗示某個年代要如何定，專家們的意見也沒有受政府左右。
（二）整合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困難 如何整合文獻與考古材料是斷代工程在方法論上的
一項挑戰，這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李學勤承認整合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困難。他說："各個時間所遺留的材料和資訊，在性質
和數量上互不相同，研究這些時期所能採用的方法手段也不一樣。怎能把有關的研究結果
綜合起來，形成前後一貫互洽的年表，相當困難"。面對這項挑戰，李學勤指出斷代工程
採用多學科的綜合研究辦法。他說："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方法的特點，是把與年代學有
關的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技術等學科結合起來，進行多學科
、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工程的各個課題和專題，都盡可能要求不同學科的學者共同承
擔"。
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不外從文字材料（包括古代文獻、甲骨文和金文）和考古（包括碳
十四測年）出發。工程根據夏、商及共和以前的西周這幾個歷史階段的不同情況，分別確
定了以下的具體目標："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夏
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倪德衛則提出歷史文獻定年與考古測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手段，是難以整合的。考古的絕
對年代是通過碳十四測年技術獲得，透過累積性的工作，一步一步接近真實的年代。我們
可以說："這是目前的結果，我們希望以後能做得更好"。他還指出，碳十四測年的結果永
遠是不完美的，現在的成果可以為將來打下基礎。依靠文字材料定年則不一樣，所定出的
年代只有對或錯，如果錯了，惟有推倒重來。
（三）碳十四年代資料擬合後的可信度
碳十四系列資料擬合是一種嶄新的校正程式，擬合後不單使日曆年代的誤差大大縮小，可
信度也可大大提高。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系列資料法是今後考古工程碳素測年的典範。
邵東方引用了蔣祖棣的看法，指出斷代工程的碳十四年代資料只取一個標準差，因此夏商
周年表的碳十四擬合數據只有68.3%的信度。在自由提問時，有聽眾提出類似問題。可見
海外學者對碳十四系列資料的擬合普遍還欠認識。對此，仇士華作了全面的回答。
仇士華指出，最理想的系列樣品是來自樹輪可清數（就是從樹皮往內的年輪清晰可數）的
原木，如有50個或以上的年輪，則可象建立樹輪校正曲線一樣，每10輪取一個樣品，連續
取五個或以上的碳樣，測出其碳十四年代資料。因?我們知道兩個相鄰樣品的真正年代相
距是10年，當綜合考慮這五個測年資料，一些不互洽的、矛盾的年代的可能性因此減低。
這個新的概率，或稱為後概率，是利用貝葉斯數理統計法得出的。經過與樹輪校正曲線擬
合，國際上有實驗室能把木頭生長的年代定準到誤差不超過±5年，而這個數位的後概率
差不多達到百分之一百（注：Kojo, Yasushi,Robert M.Kalin,and Austin Long,High-p
recision"wiggle-matching" in radiocarbon dating,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
ience,21,pp.475-479, 1994.）。對於按文化分期或地層連續的系列樣品，在相鄰時間
間隔上，雖然不象樹輪系列那樣規整，但在時代上的早晚次序是明確的，也同樣可以擬合
，雖然獲得的日曆年代誤差與可信度不如原木。
在碳素測年這個問題上，倪德衛指出所測定的年代並不是歷史事件的年代，而是測定與事
件相關的含碳物質，如棺木、人骨、獸骨等，所以碳十四年代與歷史年代之間有不確定的
因素。仇士華承認碳十四測年要與考古工作緊密配合，考古遺存與歷史事件的關係全靠考
古學家的考訂。
（四）對今本《竹書紀年》的不同看法 中外年代學者對西周的年代有很多歧異之處，
其關鍵是對今本《竹書紀年》（下稱《今本》）有不同的看法。
李學勤指出，《今本》開始出現肯定不在明代，但經清代以來學者分析，其中實有不少後
人加入的材料和觀點。斷代工程雖然沒有專門研究《今本》的專題，但曾請四川大學的陳
力對《竹書紀年》進行研究，並在工作中參考了他的研究報告。海外學者以夏含夷和倪德
衛為代表，則認為《今本》中的年代是目前最早的年代記錄，雖然共和元年前的年代不一
定都準確，但批判地分析《今本》中的年代，有助得出正確的年代。斷代工程忽視了《今
本》的材料實欠妥當。邵東方的論文，主要是介紹海外學者與陳力對《今本》的研究和《
今本》年代對西周年代學的意義。
在當代漢學家中，夏含夷對《今本》的研究，可謂不遺餘力。夏氏對《今本》的考證，不
是從西周以後的文字入手，而是從同期的銘文切進。他發現，《今本》中有不少人名、地
名和事件，都在金文中得到佐證（注：Shaughnessy,Edward L.,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6(1),pp.149-180,1986.
），例如《今本》中關於宣王五年命吉甫伐獫狁的記載，跟兮甲盤的銘刻暗合，尤其是"
五年"這一時間上的細節，從未見於其他文獻；穆王時的毛公班和遷，與班簋中征討東方
諸國的毛公班及其兒子?應?同一人。會議中邵東方特別介紹了夏含夷發現《今本》西周早
年一片長達40字的錯簡，這片竹簡是從成王挪到武王末年，這樣就把武王逝世為克商後的
第三年延長為第六年。
倪德衛據《今本》得出西周行"二元制"的結論（注：Nivison,David S.,The dates of We
stern 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3(2),pp.481-580,1983.）。西周盛
行三年之喪，所以西周諸王往往出現兩個元年，第一個元年是新王即位之年，第二個元年
是新王守喪完畢、正式登基之年。戰國時代的史家，在整理史料時作了修訂，排除了第二
個元年。這就是?什?《今本》中文王在位52年，其他文獻中文王只有50年。倪德衛認為利
用"二元制"的理論梳理《今本》中的紀年，便可把三代的年代很好地排列清楚。"二元制"
的理論，後來更被夏含夷發揮得淋漓盡致（注：Shaughnessy,Edward L.,Sources of Wes
tern Zhou History: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牽一髮而動全身，倪、夏二氏深信《今本》的史料價值，他們得出的西周年表自然和斷代
工程得出的西周年表大相逕庭。會上倪德衛具體指出夏商周斷代工程賴以推定西周王年的
七個支點中的第二個支點"晉侯蘇鍾與厲王三十三年"有欠妥善。據雷學淇考證《今本》，
厲王在生僅三十七年，在位年數最多是十八年（斷代工程認為厲王在位共三十七年）。那
麼晉侯蘇鍾的"唯王卅又三年"所指的只能是宣王，並非厲王。善夫山鼎應為宣王晚年時器
，其銘雲"唯王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如果從西元前827年（斷代工程認為這一年是
宣王元年）算起，宣王三十七年便是西元前791年，與月相曆日不合，符合"正月初吉庚戌
"日曆的年份應為西元前789年，而宣王元年則是西元前825年。
張長壽在圓桌會議上對晉侯蘇鍾的問題作了回應。他引用上海市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的研究
成果，認為蘇鍾上的四個干支曆日，中間的兩個是刻錯了，如果把這兩個干支顛倒過來，
便能符合厲王三十三年的曆日。倪德衛的說法則要符合兩個條件，第一，他的兩元論要成
立；第二，《史記·晉世家》把晉侯的世系弄錯了，獻侯和穆侯的父子關係要顛倒過來。
張長壽認為斷代工程採用馬說，只要符合一個條件便能成立，是比較倪說更能令人信服的。
（五）學術道德的問題 有學者提出斷代工程存在"學術上的不忠實"問題。斷代工程
存不存在學術道德問題，中方與會代表作了令人滿意的答復。
這是在圓桌討論會上，夏含夷向張培瑜提出的問題，原文如下："西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
旦于鄭的日食是《簡本》的關鍵年代之一，中國國內的報紙、電視均作了廣泛的報道。然
而，在中國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食及其對西周斷代的意義（注：方善柱：《西周
年代的幾個問題》，《大陸雜誌》第51卷第1期第15～23頁，1975年。）。一些海外學者
覺得工程和《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能不能說明一下
"。
張培瑜說明了懿王元年天再旦可能是日出之際的日食最早是劉朝陽提出的，後來方善柱把
這一天文現象論證為發生在西元前899年。斷代工程組織到新疆觀看一次在日出時的日食
，確有"天再旦"的效果。經過天文計算，把懿王元年天再旦確定為西元前899年4月21日。
各種宣傳報道和簡本沒有說明國外學者的工作，是有不盡妥當之處，將來的正式報告必定
說明。
李學勤則補充說，《簡本》限於篇幅和形式，未能把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但是並不存在
學術道德問題。對此《簡本》特別有如下的說明文字："本報告為向社會公佈階段成果所
用，為求簡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說的出處，有關內容將在《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
～2000階段成果報告·繁本》中全面反映"。經此一說，相信誤解應可冰釋。
四、評論
綜觀這次在華盛頓的辯論，確是有益的學術交流。作為主持人，從一個考古工作者的角度
，覺得有如下的問題值得思考。
海外學者對斷代工程與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感到疑慮是可以理解的。宋健一再旗幟鮮明地
指出愛國主義教育是政府發起斷代工程的初衷之一（注：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呼喚夏商周斷代工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而在80年代以前中國政治干
預學術有前車可鑒。政府在斷代工程中的角色，很難不讓大家擔心，並對研究成果的嚴肅
性產生疑問。
然而，通過幾年來對斷代工程的觀察，我以為工程推行的過程說明中國的政治和學術都有
了很大的進步。海外學者不應用20多年前對中國的認識來看今天中國的學術環境。再者，
我們不能以斷代工程得到政府的資助便認定工程成果會受到政府影響。後現代主義史學正
確地指出任何歷史研究都是有政治立場的。試問哪國的歷史研究是完全中立、沒有價值判
斷的？又試問哪國政府對本國歷史研究與考古發掘的資助一點也沒有政治考慮？反省考古
工作與民族主義的關係是近年來歐美考古界的熱門課題，研究認為民族主義和考古工作存
在密不可分的關係，前者對後者既有負面影響，也有正面促進（注：a.Kohl,Philip L.,
and Clare Fawcett,eds,Nationalism,Politics,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b.Diaz-Andreu,Margarita,and Timothy Cha
mpion,eds,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Europe,London,UCL Press,1996.c.Meskel
l,Lynn,ed,Archaeology Under Fire,London,Routledge,1998.）。所以，重要的是三代
年表的發表縱使看起來有民族主義的效應，年表的得出卻是嚴肅學術行為的結果。當然新
的年表經政府宣揚，自然有了權威的地位。不過，《簡本》謹慎地指出，這只是階段成果
報告，為今後的工作留有很大餘地。
就以美國來說，20世紀30年代政府組織了很多大型的考古專案，出版了大量高水準的報告
，我們沒有因為它們的政府背景，棄而不用。不過，倪德衛的話也有道理，斷代工程的年
表是要通過嚴格的學術標準才能成立，不能因政府的關係而得到權威性的待遇。
如何整合文獻與考古的研究是斷代工程的最大難點，倪德衛在這方面的觀察十分精警。就
以武王克商為例，傳統的說法有四十四種之多，年代從西元前1130～前1018年，時間跨越
122年（注：北京師範大學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考古學家作了大量的發掘工作，採集了數十個含碳的系列樣品，碳十四專家作了很大
努力改進試驗室的精度，才把克商之年定在西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年代跨度縮短了
四分之一，篩去三分之二的說法。然而，如何推定具體的克商之年則全靠文字材料的考據
了。假使沒有考古對克商之年的推定，光靠文字材料似乎也可得出同樣結論。如果說碳十
四測年驗證了文字的考據，三十年的區間則嫌寬鬆。關於克商之年的考訂，《簡本》依文
獻提出了三個方案，西元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以西元前1046年一說為符合條
件最多的一種，故定為武王克商的首選之年。如何選定這三說，因它們都在考古所定的三
十年區間內，所以都可以接受，就顯得無能為力了。看來碳十四測年本身的局限還難以對
歷史年代有太大的作用。話得說回來，斷代工程遠在起動之始，鑒於早商和夏代年代湮遠
，文獻稀少，主要依靠考古的手段，專家組為它們定下"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和"基本的
年代框架"等目標（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
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
0年。），確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透過斷代工程的機會，中國的碳十四測年技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取樣到校正等各個工
序都作了系統的研究，儀器也得到更新，系列樣品能擬合出誤差較小的日曆年代。最好的
結果是在鄭州商城一個水井井框取得的原水碳樣，擬合得出西元前4000±8年的結果。我
把仇士華的論文所公佈的擬合數據梳理了一遍，120個常規資料擬合結果的中數是±35年
，大大地提高了單個資料一般?±80年的誤差。這些新的誤差較小的絕對年代將為考古工作
者帶來重要的啟示。例如二裏頭三期的年代被定為西元前1610～前1564年，四期被定為西
元前1560～前1529年，偃師商城一期則為西元前1600～前1486年（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
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
京公司，2000年。），二裏頭與偃師商城兩遺址在絕對年代上的重疊很值得我們深思。
五、後感 中外年代學家在華盛頓的這場交流與論戰消除了一些對斷代工程的誤解，但
是雙方在學術見解上的分歧並沒有完全解除。與會代表亮明自己的觀點，也直接聽到對方
的意見，為今後的繼續交流奠定了基礎。會後李學勤指出中方有意籌辦一次關於夏商周年
代學的國際會議，預先向美方代表發了口頭邀請。
張長壽在圓桌會議上提出西元前899年（懿王元年）和前841年（共和元年）這兩個西周年
代支點是大家的共識，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求同存異。看來張長壽的良好願望只能是
一廂情願。因為對西周年代兩種不同的重建，關鍵在於對《今本》有不同的認識，要解決
與會年代學家之間的分歧，只能從《今本》入手，到底《今本》所載的年代對西周年代研
究有何價值。看來一場關於《今本》的辯論在所難免。
李學勤指出，斷代工程的工作繁重而艱巨，五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促了，目前的報告只能是
"階段性成果"。《簡本》在出版說明中也明確表示，"它（簡本）還不是三代年代學研究
的終極目標，而是三代年代研究步入新階段的標誌。我們相信，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隨
著考古新材料的不斷出土，隨著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年代學研究中來，未來的三代年代學
研究一定會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結論"（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
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真
理是越辯越明的。
附記：本文寫作期間，得到艾蘭、仇士華、李學勤、陳星燦、邵東方、張培瑜、張長壽、
夏含夷和倪德衛等諸位先生的指導和幫助，謹致謝忱。錯漏之處，自是筆者個人負責。
【作者簡介】李潤權，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出處：考古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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