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一個簡單的複雜人──哈維爾的總統歲月（一）
◎貝嶺／文 (20040330)
去年二月初，哈維爾從幾乎擔任了十三年的總統職位上卸任，但他為捷克留下的政治
遺產是豐厚的。首先，民主體制已經良好地運轉起來，這十三年，捷克經歷了從共產主義
專制回歸捷克民主傳統的巨大轉折，其中不無驚濤駭浪，甚至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
分裂成兩個國家的歷史性變化。
二○○三年一月下旬，寒風凜冽的布拉格，入夜後的市區燈光黯淡，作為捷克共和國
總統府的山頂布拉格城堡卻燈火輝煌，那裡幾乎每天都在舉行哈維爾總統的卸任告別宴會
，酒會上賓主盡歡、依依不捨，友人們都喝得醉醺醺的，當了十三年總統的哈維爾正度過
他最後的總統歲月。當年二月的美國《紐約客》（NewYorker）雜誌上，美國作家大衛．
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別了，哈維爾〉一文中是這樣描述哈維爾的告別宴會的
：
「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裡，在『滾石』的吊燈下﹐喝著啤酒，
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維爾擺著姿勢與人留影，接受人們的衷言和
祝福﹐時而微笑，時而扮出被牙醫檢查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
魅力。他很矮小，小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或你的肩膀，
每個人都傾過身去聽，每個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俯後仰。」
無論是作為一個劇作家，一個異議分子，或者一個「國王」，哈維爾都是難以歸類的
。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也是一個複雜的人，他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人，也是一個變化巨大的
人，他是一個謙遜、靦腆的人，也是一個執倔固執、絕不認輸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
至和死神擦肩而過，但強韌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蹟般的復原。這些看似矛盾的個人
特質，都在哈維爾身上呈現著，端看我們怎樣審視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內心。而這一切
，似乎都還遠未終結。
哈維爾已成傳奇，其一生波瀾壯闊，充滿了戲劇性，假使將其喻成一場跌盪起伏的大
戰，戲碼包括了成功的劇作家、勇敢的異議分子、哲人式的思想家、真正意義上的良心囚
犯、直至連任十三年的總統。
充滿藝術氣息的總統府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受邀到他的總統府去拜訪他，並順便做一個訪談。被稱為布拉格
城堡的總統府富麗堂皇，在陪同的引導下，我拾級而上進入大廳，和想像中總統府應有的
莊嚴肅穆頗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於由琳瑯滿目、充滿現代感的藝術品和美麗的女性工作
人員相映而成的夢境中，總統府牆壁上掛的大多是現代派的畫作和藝術品，而行色匆匆的
幹練女助手們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擊出的清脆噠噠聲，在靜靜的總統府內迴旋成一
種令人心動的打擊樂。
哈維爾不是一個嚴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寬闊的會客廳前廳等了足有半個小時，
但並不單調，正好可以讓我細細端詳大廳內的擺設和布局，他的新聞祕書（一位帶點幽默
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帶驚詫，兩眼發直、目不轉睛地盯著離我約十尺遠的那座逼真、性感
、約有兩個真人大的裸女金屬雕塑時，他用有點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釋道，這是一位著名雕
塑家送給哈維爾的禮物，因為巨大，哈維爾索性就放進了總統府的會客廳中，讓他的客人
們可以和他一起分享這令人血脈賁張的美麗金色尤物。
我抬頭看了一下金碧輝煌的大廳頂上碩大的枝形吊燈，假如我沒有記錯，那是滾石樂
團這老哥兒幾個（他們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維爾當了總統後，主動掏錢安裝的，據
說光線可以穿透總統府的石壁和窗戶，投射到整個布拉格上空。這使得哈維爾有一陣一入
夜，便拿著吊燈遙控器不停地把燈一會兒關上，一會兒又打開，興奮得像一個頑皮的大兒
童，搞得大廳內的助手們被這暈炫的燈光刺激得抓狂。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一九八九年底，哈維爾入主總統府後，發現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堡
內的擺設，從家具到掛在牆上的畫作，和前共產黨主人一樣既愚笨又無品味，例如，城堡
內擺著許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會黏住你的褲子，冬天則會讓你冷得發抖。
許多掛在牆上的油畫是贗品或劣作。而且，總統府內的老邁工作人員一個個身材臃腫、面
容呆滯，行動緩慢。記得，哈維爾曾撰文描述過此一情形，他認為總統府內毫無品味的藝
術品，配上毫無生活情趣的共產黨統治者，其所治之國會是怎樣便可以想像了。所以，他
一聲令下，將所有的家具、畫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內的工作人員全部換新。他說若不
如此，他一天也無法在此工作。如今，這些工作中的長腿美女和那些哈維爾精心購置的藝
術品動靜映襯，搭配得渾然一體，使得作為總統府的布拉格城堡美輪美奐，目不暇給，充
滿了藝術氣息。
進出監獄的異議分子
哈維爾本質上是個「六○年代」人，曾有著波西米亞式的藝術家生活方式，甚至還帶
點「嬉皮」氣質，喜歡穿套頭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褲，一開始當總統時，總統府典禮官要求
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奧地利王子送給他的名牌西裝接見外賓並主持國宴，但他穿得渾身不
自在，他說：「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會讓我看起來像個男妓。」
哈維爾終於出現了，在我面前的他讓我暗暗一驚，四年前我見到時消瘦的身形已不復
見，神態也失去了以往的銳利，但確實和藹可親。他面容浮腫，顯得疲憊，沒有總統式的
威嚴，更像是一個大病初癒的病人。他不用總統會見客人的那種慣常儀式，而是先將我引
到他的辦公桌前，借助翻譯的中捷文互譯，我們開始隨意的交談，並一起翻閱他著作的中
譯本，看著他一臉迷惘地面對漢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後，我們回到他的
會客廳，他在兩位助手的陪同下，開始回答我的提問。
■人物專訪
一個簡單的複雜人──哈維爾的總統歲月（二）
◎貝嶺／文 (20040330)
文學世界的公民，大概還會記得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雙周刊《紐約書評》上，由
美籍俄羅斯詩人（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開始的那場對哈維爾一九九○年發表的〈後共產主義的噩夢〉一文的公開論戰
（從七○年代起，當哈維爾還是一個從監獄進進出出的異議分子時，《紐約書評》便定期
將哈維爾的文章譯成英文刊發）中，咄咄逼人的布羅茨基用他在俄國共產主義制度下的「
文學囚犯」經歷，質疑著作為總統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維爾應誠實地面對人性（人心）的
陰暗，而不是故作寬容地討好大眾，最後，並對他提出了許多用來提升人類（至少是捷克
民族）文明和教養的要求。哈維爾則用他一貫心平氣和的口吻回覆著布羅茨基尖銳的質問
。最後，哈維爾在回覆中極有風度地邀請布羅茨基找個時間和他見面溝通。
當我問到哈維爾，他後來是否有機會和布羅茨基親自交談，並探討他們顯然有著巨大
分歧的觀點時，哈維爾告訴我，還沒有機會，但他顯然對我會關注那場論爭感到吃驚。他
承認，那是一場重要的論爭，「其中有討論到本質意義的問題,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作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最後
，他告訴我：「我們之間的誤會，無疑將來會弄清楚。」
然而，當我問他，他是否知道布羅茨基已在三年前（一九九六年）因心臟病突發而過世時
，哈維爾驚呆了，他愣在那裡，一陣難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我，也愣
住了，我不相信哈維爾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嗎？而且三年了，最後竟是由我來告訴
他。我注意到他的惱火，他瞪著那兩位助手（其中一位是總統辦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
著他們作出解釋，而這兩位助手則尷尬地互相看著對方，隨後，哈維爾責問他的助理，為
什麼沒有將這一消息告訴他（翻譯在旁為我作著解釋），他的助手們仍舊愣在那裡，面面
相覷，顯然，他們連誰是布羅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後，還須哈維爾去向他們解釋誰是布羅
茨基，以及為什麼我們會談到布羅茨基。
政治的世界對於文學絕對是視而不見的，而文學也毫不掩飾對政治的厭惡和鄙視（所
以才有像布羅茨基那樣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維爾竟也未能倖免，顯然他的祕
書們眼中是沒有文學的，甚至都可能沒有讀過老闆過去寫的劇本，當然也無從知道誰是布
羅茨基，更不會敏感到去讀一篇也許只是刊發在世界各大報紙某一個版面角落中的文學訃
告。真正令我吃驚的是，三年多來，哈維爾竟然沒有聽到昔日的文學同行向他提起這件事
嗎？還是他這個人不僅早已遠離了文學世界，甚至連文學同行們也和他疏遠了。
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去年二月初，哈維爾從幾乎擔任了十三年的總統職位上卸任，但他為捷克留下的政治遺產
是豐厚的。首先，民主體制已經良好地運轉起來，這十三年，捷克經歷了從共產主義專制
回歸捷克民主傳統的巨大轉折，其中不無驚濤駭浪，甚至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
成兩個國家的歷史性變化。其每一個轉變，都是和哈維爾的理性面對、全心投入和直接引
導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著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機制，政府的總理由議會中的多數黨
派推出，而不是由總統指定，而總統則直接由全體公民和議會中的黨派共同投票選出。總
統的權力是象徵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說是位高責重但權不重。
總統可以將議會通過的法案退回議會，請求議會重新審議和修改，但無權否決法案，
決定誰是捷克中央銀行總裁。總統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有權挑選每十年一屆的憲法法院
的十五位法官，但須經議會批准，這十五位法官一旦獲得議會批准，除非病故或辭職，可
一當十年，憲法法院院長也由總統任命，憲法法院可以審核所有的政府決定和議會的所有
立法，予以批准或否決。這給予總統某種間接卻重要的權力。
基於他個人在專制社會中慘痛的生活經驗，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哈維爾，心目中有著自己對
於「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設計，哈維爾對於以通過選票和取悅大眾
來獲得權力的政黨政治有著明顯的牴觸和懷疑。多年來，即使是擔任總統，他也不去組織
或從背後去掌控政黨，正是由於他經歷了共產主義制度怎樣一步步地摧毀並抹去了「公民
」這一「人」的身分和責任的現實，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由個人、社團、教會、大學、
工會、基金會、非營利公益組織、小型（而不是龐大的跨國企業）企業及享有充分自主權
和區域自治政府組成的「公民社會」，哈維爾將此視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實基礎」，他
認為議會民主應在此一公民社會之上建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他的這一幾乎接近烏托邦
色彩的理念，經由他和老對手，前總理（現任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
us）在九○年代後期的多次公開論戰而逐漸系統化和完善起來。
哈維爾的老朋友，也是他著作的英譯者、加拿大作家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
曾在二○○三年三月《紐約書評》上撰文詳細分析了哈維爾執政期間捷克民主化的經驗和
教訓，他寫道：
「從過去五十年來世上種種政權移轉的經驗裡，我們所能學到的最珍貴教訓之一，就是新
興民主國家的新領導人較容易掌握議會民主與法治的形式，但相對而言，較無法抓住其內
涵與精神。舉例來說，捷克憲法很明確地認知到權力分散的原則，並設定獨立的司法與行
政的要求，但在實際執行上，過去十年以來，法官和部會首長們經常受到政治壓力，有時
甚至無法抗拒。我在這裡提出一個例子，曾有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過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長
，都找了一票法官來協助他們起草法條，這種方式會削減分權的實施。更糟糕的是，這三
個司法部長中有一位後來還被視為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這所顯示出來的，並不是廣泛的貪
汙腐化，而是一種深刻的無知，在民主實施了十三年之後，對分權制度如何運作的無知。
就某種意義上來看，哈維爾作為一個總統的問題所在，和上述的問題恰恰相反：他對
民主精神與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對於其形式的掌握較為緩慢。哈維爾對憲法法院經常提
出訴求──在他擔任捷克總統期間，總共提出八次──這告訴我們他對政治和分權原則的
了解程度。當克勞斯與社會民主黨主席米洛什．熱曼（Mils Zeman）組成聯合陣線，試圖
修訂選舉法，以圖利其政黨時，哈維爾向憲法法院提出訴求，法院裁決此修訂違法。
（上）
（貝嶺，作家、傾向出版社創辦人，曾任二○○三年第十一屆台北國際書展特約策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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