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台灣，還是愛鄰人？
台灣的兩個世界
楊照 (20040403)
這簡直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指的不是泛藍的世界和泛綠的世界。
日前，如果你去總統府前，或者時時刻刻緊盯著電視新聞看，那麼你感受到的是一個充滿
危機衝突，幾乎在政變或戰爭邊緣的世界。一個激情、憤怒的世界。然而如果你上班上學
不會經過台北的凱達格蘭大道，你關掉電視或只看日劇韓劇鄉土劇，那麼你會感受到一個
再正常不過的世界，甚至正常到有點無聊的地步。
如果你依照選票去塗台灣地圖，藍的或綠的，得到的是一個以大安溪為界分裂開來的番薯
。一邊一國，有人說：一國兩制，另外有人說，如果你是北部那一國的，現在就去台南或
高雄；要不然被歸類為南部國的人立刻動身到新竹或台北，你不會有任何「跨越邊界」式
的凜然怵然感受。你找不到物質的或象徵的或文化的，劃開所謂「兩國」、「兩邊」的界
線。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同樣一個台灣，換了不同角度看出來，卻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
世界？
用政治的眼光看，台灣在巨變中，台灣在朝兩極（或更流行的說法叫「雙峰」滑走。
可是離開政治，台灣卻是個高度正常化、高度規律化（routinized）的社會。
哪一個角度看去的，才是「真正的」台灣？
「真正的」台灣，應該是一個仍然對政治充滿激情的社會，不過政治與日常生活卻在成年
中快速調整了關係。政治不再是隱約藏在生活每個面相背後，隨時可以發動干預影響的巨
大「超因素」，像在威權時代或抗爭時代那樣。台灣已經明確出現了處於政治的公共生活
領域，或者說，台灣人的公共生活領域已經大幅擴張到非但不被政治所籠罩、控制，反過
來將政治吸納成為它中間的一個部分，一個環節而已。
政治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角色已經改變了，然而政治修辭卻沒有應隨這樣的變化調整。王德
威教授在研究晚清小說的過程中，意外地發現了共產中國的敘述修辭大策略，那就是「未
來完成式」。有過去、有未來，可是如何由過去過渡到未來的「現在」部分，獨獨被遺漏
了。借用王德威的洞見，我們看出：台灣主流政治論述，這十幾二十年來其敘述模式，一
貫是集中聚焦在「現在」、「現實」上，過去與未來不過是陪襯「現在」而方便動用的裝
飾罷了。
「現在」為什麼如此重要？從國民黨的角度看，「現在」可以合理化過去，「現在」
的成就是他們權力正當性最主要的來源。不管過去發生了什麼事，「現在」大家都過得很
好不是嗎？甚至也可以倒過來申辯：「現在」大家能有這種生活，不就證明、肯定過去所
做的都是對的、都是必要的了嗎？
沒有中立語言存在的空間
黨外延續到民進黨，曾經努力引進歷史的因素，試圖逆轉這種「現在」修辭。「二二八」
、「白色恐怖」、「民主運動」都是被大力動員的記憶資源，用過去質疑現在、用過去在
現在的體系上衝撞出裂縫來。不過二○○○年，民進黨轉而作為執政者，這套策略就變了
。「政黨輪替」成為民進黨新「現在論述」的大魔咒，要衛護難得的「政黨輪替」，不要
讓國民黨復辟捲土重來，是民進黨對選民的主訴求。在把國民黨打成「過氣」、「過去」
代表的同時，民進黨也就將自己建構成站在「現在」這一邊了。
這是台灣主流政治敘述，在時態上的特色。不過除了時態，這套主流敘述，還跟心態有密
切關係。這是一套以對立、對抗為核心的模式，也是在對立對抗中，搶著將對方妖魔化的
敘述模式。
對立對抗不僅只存在於批評、辯論中，而是普遍滲透進敘述裡。在我們的政治語言中，
幾乎到了不先找出壞蛋、不先指出邪惡所在，就沒辦法進行敘述的地步。談台灣政治發展
時，語言總是控訴型的、斥責型的，沒有中立語言存在的空間。
我們要如何訴說台灣民主化歷程？如何訴說兩岸關係變化？如何討論政黨政治或憲法爭議
？甚至政治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社會福利的應然與實然？台灣文化的內容？……
大家不妨實質試試看，在進行敘述的過程中，到第幾句話，對立對抗與指控就無可避免地
浮現上來呢？有時候甚至不是敘述者主觀一定要站什麼樣強烈立場，而是他所能具體使用
的語言，本身就帶著對立對抗與指控的意涵（implications）。
如果只聽主流政治領域的語言，外人會錯覺台灣是個道德意識高漲的社會，因為那些人用
的都是道德辭彙。誠信、謊言、貢獻、破壞安定、背叛理想……那麼多辭彙有著同樣的特
色──帶著強烈的是非性。
台灣人真的那麼在意在乎道德嗎？不是吧！對抗對立中，道德是取消對方立場的有效工具
，所以就被大量採用了。在其他生活面向上，台灣人對於道德是非的曖昧性，很有彈性很
能忍耐，然而惟獨在政治上，道德是非，絕對是非，卻設定了修辭的主軸。
道德修辭、是非修辭產生的一個效應是「取消中間」。這邊絕對的對、那邊絕對的錯，如
何評斷是非，就表示你是哪邊的人。認為民進黨執政成績不好，就被綠營視為敵人、被藍
營拉來當同志。批判國民黨過去威權統治的錯誤，藍營馬上當你是「綠的」，綠營人也很
樂意把你染得更綠。沒有中間勢力、沒有中間人物，從客觀認知上都被切割開來了。
情緒理所當然的爆發
十幾年前，民進黨剛成立，與國民黨間劍拔弩張時，胡佛、李鴻禧、張忠棟、楊國樞……
這些學者是「中間人士」，所以他們能擔負起協調、溝通兩邊的責任。四年前，李遠哲和
「國政顧問團」裡大部分成員，在社會觀感上是「中間」的，所以他們決定挺扁，才能造
成民意上的傾斜。今天兩大政治陣營形成僵局時，還有誰能協調、能溝通嗎？不是今天的
社會名流們協調、溝通的本事退化了，而是「中間」身分與地位，在主流敘述模式逼擠下
，神祕消失了。
道德修辭、是非修辭產生的另一個效應是「妖魔滿天飛」。對抗、對立表現而為絕對善惡
，於是就存在了許多「絕對的惡」。政治領域裡的歧見、爭議，不再是一時的、個案的，
而是出於善惡對立。每一項歧異、每一項爭議，雙方就都把別人刻意、塑造成妖魔，怎麼
能不「妖魔滿天飛」呢？
在日益規律化，甚至有點犬儒化的社會裡，惟獨政治領域還在不斷鼓動激情。於是台灣人
的集體精神狀態，無可避免分裂了。平常時候是慵懶近乎無賴的，遇到了政治就精神抖擻
、激烈慷慨。平常時候將憤慨、悲哀、狂喜、仇恨等種種情緒掩藏得很好，每個人都像是
訓練有素不會得罪客戶、消費者的業務人員、服務人員，可是一碰到政治，這些情緒就理
所當然爆發出來了。
分裂的精神狀態，又製造了更嚴重的失衡。大家都把經驗中造成的壓抑，全都保留在政治
與政治修辭上來表達、來發洩。族群的不信任是存在的，但一般生活中卻被善意掩蓋著、
閃躲著，保留在政治上才無情地湧冒出來。階級間、貧富間的怒怨也是存在的，但一般生
活中被普遍勵志哲學給壅塞了，只有到政治場上才大肆奔流。
所以製造了一個社會、兩個世界的奇景。所以政治人物彼此之間，找不到可以寬容、並存
的策略。所以猶豫的人到了政治群眾場上變得果決堅持，怯懦退縮的人講起政治爭議也會
說出激進衝動的話。
我們活在分裂的兩個世界中，這是事實。問題在：我們要讓兩個世界的分裂結構繼續維持
，還是能夠想想辦法重建一個不那麼分裂的集體精神情境呢？
（楊照，作家，電台主持人，新新聞總編輯。著作有小說、散文、評論和運動雜文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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