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選危機的深層反思
許紀霖 劉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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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最近臺灣的3－20"總統"大選危機，震撼了整個臺灣島、海峽兩岸和全世界。臺灣的
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內部的問題或地區的問題，假如臺灣出現了危機，就有可能引發
中美關係危機乃至全球性的危機。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關心海峽對岸，不是沒有理由
的。從我個人來說，近些年來，我多次訪問過臺灣，深入觀察過臺灣的政治、社會和
文化。說實話，我很喜歡臺灣，喜歡臺北濃郁的精英文化氛圍和鄉土草根的淳樸。近
現代中國許多優秀的文化傳統在我們這裏被1950-60年代的多次政治運動破壞殆盡，
但在臺灣依然有脈可循。我對臺灣充滿吳儂軟語色彩的"國語"的親和性，要超過慷慨激昂
的"普通話"。每次到臺灣，都給我一種家園感，在臺灣學術界，也認識了許多有著共同關
懷、心靈契合的朋友。我發現，大多數到過臺灣的大陸知識份子，都對臺灣充滿了感情。
我們關心那裏的每一個變化，希望臺灣和平、穩定、進步和繁榮。從某種意義上說，臺灣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是大陸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參考實驗。今天臺灣發生的危機
，以及其背後所透露出來的種種問題，讓我們大陸知識份子深切地感到痛心和焦慮。作爲
以理性反思爲職責的知識份子來說，或許我們應該做的是，透過"總統"大選危機的表層，
來觀察一下臺灣社會、特別是臺灣民主政治中的深層，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劉：對這次選舉所引發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我們或許需要更爲審慎的觀察。已經有許
多評論指出，這是臺灣"扭曲的民主"或者"病態民主"的徵兆，這可能相當有道理。但同時
我們也不要忘記，許多現存的所謂"正常民主"社會也曾出現過"非正常的政治事件"，引發
了危機和動蕩。1960年代的美國，總統甘乃迪和他的兄弟相繼被暗殺，還有民權領袖馬丁
·路德·金、激進黑人運動領導人Malcolm
X被刺。就在兩年前的荷蘭大選期間，右翼黨派領導人福唐遭槍手暗殺身亡。這些都發生
在所謂"正常民主"社會。所以，目前臺灣的局勢究竟怎麼界定，是不健全民主的問題，還
是民主本身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危機的走向如何，矛盾是否可以解決。我
對臺灣沒有切身的瞭解，所以沒有任何把握來判斷。但在另一面，你提出的問題的確非常
值得思考。我接觸到的許多臺灣學者對臺灣的政治局勢一直懷有很深的憂慮。比如林毓生
先生、錢永祥先生等都曾在文章和談話中表達了激烈的批評。在我的理解中，臺灣政治有
一個可以稱之爲"簡約化民主"或"蛻變的民主"的뀊問題，就是把民主政治簡約爲選舉政治、最後蛻變爲"投票政治"。我們知道，健全的民主
政治絕不僅僅是投票行爲，它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公民文化的配合。而臺灣的政治文
化似乎蛻變成了一種"選民文化"。臺灣有一個歷史遺留的族群認同問題，政客利用不同族
群的認同差異，不斷激化和擴大裂痕，最終使臺灣政治形成極端的兩極化形態。"外省人"
與"本省人"的分野、"統"與"獨"的衝突成爲壓倒一切的政治議題。中間力量消失了，其他
重要的政治議題也被遮蔽。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應該有能力克服這種兩極對立的政治形態
，而在臺灣這種兩極化的趨勢卻愈演愈烈。
族群意識形態如何遮蔽了民主的內在價值
許：臺灣民主的發生有一個很獨特的背景，就是與族群的問題發生了緊密的糾纏，民
主的訴求裏面很大的一部分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係。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殷海光
這些爭取民主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都是外省人。他們對民主的訴
求比較純粹。但是到了1970年代的"美麗島"事件，特別是民進党成立以後，臺灣底層的訴
求漸漸變成了兩個：一個是所謂族群的訴求，所謂反對外省人的壓迫；一個是對於民主的
訴求，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在一部分民進黨人看來，如果要實現族群自主的話，最重
要的是要有民主，所以民主就成了實現族群訴求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因爲當時國民黨是
執政黨，對那些有強烈族群意識的人來說，國民黨既是一個所謂的外省人政權，也是一個
專制的政權，因此族群和民主這兩個訴求是統一的，沒有內在的緊張性。但是，當1990年
代臺灣實現了多黨輪替的民主制度以後，問題就出現了。如何完善民主、實現民主的內在
價值這一問題被遮蔽了，如今的臺灣出現了一個籠罩一切的族群意識形態，即所謂的族群
認同問題。在上次和這次大選中，族群認同既是一個手段，即陳水扁鞏固綠營地位的基本
策略，但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它同時又成爲目的本身，追求所謂的"臺灣獨立"。在壓倒一
切的所謂族群立場中，臺灣今日許多的問題包括民主制度的不健全都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
。我所認識的不少臺灣朋友都認爲，臺灣現在有很多問題，比如法治問題、權力制衡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化問題。經濟轉型問題、社會公正問題等等，但都引不起媒體和公眾的興
趣，在當局的刻意營造下，族群問題成爲核心問題，所有的問題被大大簡化，似乎臺灣
只剩下一個問題，就是誰上臺，你是要一個"外來政權"呢，還是"本土政權"？陳水扁的
基本選戰策略就是這個，他一反選舉中爭取中間人的慣常策略，而是通過要挾式的極端策
略，逼迫選民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將對兩黨公共政策的選擇蛻變爲所謂的要不要"本土政
權"的選擇。
劉：臺灣的族群分裂與其他許多地方的民族衝突根本不同。臺灣的不同族群不是文化
建構的"想象共同體"，而是政治建構的意識形態共同體。因爲臺灣的所謂"外省人"與"本
省人"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語言的、血緣（種族）的和宗教的分野界線。族群衝突不是文
化的而是政治的。正如你所指出的，族群對立是國民黨專制的歷史後果。弱勢的本省群體
長期受到壓迫，這是政治專制的壓迫，但也可以被理解爲族群壓迫，兩者相互糾纏，很難
作出區分。但是，當制度轉型之後，當本省人不再受到制度性的歧視與排斥，底層的社會
反抗運動就面臨一個歷史性的重構：是將反抗鬥爭定位于民主訴求還是族群訴求？這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家對政治的理解和遠見（vision）。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政治家或者
說政客出於政治權力的需要，利用歷史遺留的族群意識來建構政治的敵我陣營，從而強化
了認同的敵對意識，將政治鬥爭表達爲爭取族群承認的鬥爭，而民主實際上淪爲這種鬥爭
的工具。臺灣的政治文化傳統爲政客利用族群分裂提供了機會。政客與政治家是兩個不同
的概念。前者傾心于權欲與私心，而後者是懷有公共的理想，具有遠見和理性（這當然是
"理性類型"的劃分）。但從二蔣到李登輝、陳水扁的統治，可以說是政客導向越來越嚴重
，造成了今天這種"權謀政治"或"私性政治"的傳統。雖然這次選舉投票本身，很難說有多
少賄選或作票的情況。但是我們可以說，臺灣的這種政治傳統給政客操縱選民意志提供了
很大的空間。
許：現代民主是政黨政治，而政黨政治是利益政治。利益政治總是把社會劃分爲不同
的利益集團。臺灣今天的問題在哪里呢？所謂的藍營、綠營如今被簡化爲一個所謂的族群
認同問題。臺灣的族群問題有其自身的歷史脈絡，也曾經有過其歷史的合理性。但是，它
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極端，成爲一個宰製性的全民意識形態，實際上是被政客們人爲地建
構出來的。事實是，從蔣經國時代開始，就已經開始將本土精英吸納到政治體制中去。外
省人與本省人至今的差別並不像印度的種姓、美國的黑人和白人、加拿大魁北克的英語族
群和法語族群那樣界限分明、自我封閉。所謂的本省人，除了極少數的原住民以外，不過
是早到臺灣幾百年的外省人而已。何況半個多世紀以來，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通婚、交
往，相互之間是開放的，享用著同樣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二者並非不可通約。但是，
所謂的族群意識形態，將二者之間的差別絕對化、本體化和凝固化了，似乎二者的鴻溝永
遠無法跨越。所謂外省人被整體主義地妖魔化，不管你是什麼政治、文化身份，都被帶上
了原罪。陳水扁上臺之後，借助行政的權力，通過各種體制和教育的力量，將族群意識制
度化，並滲透到年輕一代的集體潛意識中。族群問題，過去是民進黨手中的一張選戰牌，
如今已經成爲目的本身。幾年下來，結果是如何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臺灣被分裂了，
分爲藍色的北部和綠色的南部，阿扁還沒有實現所謂的"臺灣獨立"，倒已經造就了臺灣本
身的南北分裂。民主政治是需要穩定的共同體作爲基礎的，但如今臺灣作爲一個地區性的
政治共同體，其政治整合和集體認同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很難想象，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
可以建立在目前這種"南北分裂"的基礎上。所以說，族群意識形態摧毀了民主政治的基礎
，臺灣現今的狀況是它自身歷史演繹的結果。族群意識形態不解決，臺灣的民主政治一天
就得不到安寧。
劉：如果在歷史上省籍界限還可以與"階級利益"糾纏一起的話，那麼到了今天，這種族群
對立意識更多地是意識形態的建構。把族群對立激化到危及整個地區穩定這樣的地步，在
很大程度上是政客操縱的結果。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該會有一種公共輿論的力量、文
化和制度的力量，來制約出於權力需要的這種操縱。民主不能沒有共同的認同，不能離開
整合性的共同體，極端的族群對立在政治上是很危險的。然而現在的臺灣政治當中似乎沒
有一種力量能夠整合不同的族群認同，來緩解族群間的裂痕。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的民
主政治有著巨大的隱患。這次選舉的危機只是這種隱患的一次顯現。
"不分藍綠、只要黑白"：從選民文化到公民文化
許：這次臺灣的大選危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啟示，在大陸一些熱愛民主的知識份子那
裏，民主被簡化成選舉政治。他們以爲實現了直選，人民意志就可以得到實現，核心問題
就可以迎刃而解。但從臺灣這幾年的民主實踐來看，民主制度的核心當然是選舉政治和多
黨輪替，但還需要公民文化和法治的制度化環境的配合。按照羅爾斯的看法，一個正義的
民主憲政制度，是需要全體公民的公共理性的。也就是說，在民主制度下，選民們所遵從
的不僅是政黨的原則，選擇的不僅是最好的自我利益的代理者，而且需要遵從和捍衛以憲
法爲核心的正義原則。在黨派利益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共同體公共利益。一個成熟的公民
文化總是把共同體的公共利益看得很重，如果某個黨派損害了公共利益，就會被選民所逊拋棄，今天的美國布希的民調很低，討厭他的人不一定喜歡民主黨，但認爲布希傷害了美
國的公共利益。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政治家們總是以公共政策爲核心來吸引選民的
。而在今天的臺灣，族群認同卻成了選舉政治的核心，好像實現了族群認同，所有的利益
就可以得到滿足、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似的。利益與認同問題捆綁在一起，結果導致利
益被淡化，公民認同與公共理性就容易被忽視。
劉：我們經常談論公民文化的重要性，但公民文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教育問題"。對大
眾來說，不可能用意識來解決意識問題。健康的公民文化是在政治實踐中形成的，這包括
從政治危機中汲取教訓。臺灣目前的社會動蕩幾乎使所有的人都捲入了政治，也正好使自
身的問題凸現出來，爲臺灣民主提供一個傾聽、反思和對話的契機。如果能夠在衝突、危
機和教訓中通過討論和對話來更深入地理解民主，臺灣也有可能把這次政治危機轉化爲一
次發展民主的機會、一次重建公民文化的機會。但我們還不知道目前的危機是否能夠轉化
爲這樣一種契機。
許：也許3·27大集會是某種轉折，是從"藍綠"向"黑白"的轉捩點。羅大佑在集會上"不分
藍綠、只要黑白"的呼聲，是一個極具象徵的意義。在此之前，在臺灣政治中，充斥著選
民文化，只關心藍營還是綠營當選。3－20大選結果出來以後，連宋帶領藍營群眾在總統
府靜坐，爭的還是一個政黨利益。但是，阿扁在這一事件中得罪了太多的人，不僅是藍營
基本盤，還包括許多中間選民。槍擊案的疑雲、驗票中的問題都使選舉的公正性受到了懷
疑。3·27五十萬人的大集會表明，臺灣人的訴求從特殊的政黨利益訴求上升到了對社會
公共正義的關心，藍綠問題轉變爲黑白問題。這樣ꄊ，人們的身份也從選民變成了公民。選民只關心特殊利益和認同，關心的是特定政黨利益
的實現。而作爲一個公民，他所關心的不再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普
遍正義。公民的立場就是公共正義的立場，它是超越于個人的選民立場之上的。另一方面
，我們發現在3·27中，對阿扁的抗議，具有訴求的多元性。藍營是基本的抗議力量。但
一些中間層的白領和知識份子也加入了抗議隊伍，他們或者對臺灣的民主危機發生了焦慮
，或者覺得自己所賴以生存的生活秩序産生了脫序，因而起來保護民主制度、社會秩序，
捍衛公共正義。雖然抗議的背後與具體的利益牽連在一起的，但一旦他們以公民的立場質
疑選舉的正當性，利益政治就變成了對程式公正的追求。事實上，所謂的藍綠之分是被人
爲建構的，表面上好像是選舉的兩極化，在投票那一刻選民是無可選擇的。但是在選舉過
後的抗議運動中，公民立場就會凸出，回復到多元的利益訴求。
劉：如果真的能從"藍綠"轉向"黑白"問題，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但我感到現在還沒
有足夠的資訊來判斷。我相信羅大佑的聲音代表了超越藍綠之爭的更高訴求。但3·27集
會的參與者也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對其他一些人來說，"黑白之爭"也可能僅僅是一種話語
策略，背後的根本訴求仍然是"藍綠"的黨派權力鬥爭。在美國政治研究中，有許多學者對
投票的"黨派取向決定"還是"議題取向決定"做過比較分析，發現美國公民的投票行爲中黨
派認同比較弱，決定投票的主要因素是在不同議題和政策方案之間的選擇。而在臺灣投票
行爲中，黨派認同的取向相當強，這是建築在被激化的族群對立的政治之上的。這種長期
的黨派情結可能很難一下子扭轉。
許：公民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培育出來的。在民國初年，中國也出現了西方的代議制
民主，但結果是一團糟，最後導致軍閥出面收拾殘局。大陸有一些知識份子批評文化決定
論，但如果因此導向制度決定論，以爲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就自然而然就會産生
，這就會産生誤導。制度與文化是互動的。好的公民文化，如果沒有的好的制度來保障，
就不可能建制化；相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公民文化來支撐的話，再好的制度也會變
質。20世紀的中國，制度變革是如此迅速，如此頻繁，而公民文化的發展非常緩慢，跟不
上制度的變化。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傳統，強調
的是修齊治平，這樣一種以爲政治就是好人當政的道德理想主義，在政治實踐之中，與中
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制度相結合，就産生了中國特有的私性政治文化。雖然表面上
高喊天下爲公，但政治文化中的潛規則卻是私性政治，不問正義，只求利益，不問黑白，
只看是否是自己人。林毓生教授這幾年觀察臺灣民主，看得痛心疾首，他尖銳地指出，從
蔣氏父子到李登輝、陳水扁，都將江山看作是囊中私物，許多臺灣選民也不問是非，不管
政黨的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只關心哪個黨派、哪個總統候選人，是自己人，不是外人。所
以，臺灣雖然現在有了多黨制，但在很大程度上，特別是在臺灣中南部，占主流的仍然是
傳統的私性政治，只不過它是以選民政治的面目出現的，披上了現代的外衣而已。
劉：的確，我們必須既反對文化決定論，也反對制度決定論。天下也沒有一種民主政治是
等到培養出良好的公民文化之後再來建立民主制度的。我想強調的是，公民文化是在一定
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這也就要求一定的制度前提。民主制度的發展也並不一定是要一步
到位，一攬子解決。制度建設可以從法律和公共輿論方面開始，在法治和公共討論的實踐
中，公民培養尊重法律的文化，學習在公共領域中對話和爭論的文化，學習接受不同意見
的"理性分歧"的文化。這些政治文化的養成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性前提和制度保障。但是，
即使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即使也有良好的公民文化，也絕不會有"太平和睦"的民主政治。
我們許多人對民主抱有某種錯覺，以爲所謂健全的民主社會就不會發生動蕩和危機。其實
，民主政治絕不是"政治的終結"，這意味著總是會有衝突和鬥爭，只不過民主具有特殊的
政治方式來安排和應對衝突。默菲（Chantal
Mouffe）在她三年前出版的《民主的悖論》中指出，目前的"自由主義民主"本身包含著內
在的邏輯緊張，因爲自由主義的訴求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民主的訴求是平等和主權。
兩百年來的民主實踐，實際上是把自由的訴求民主化，把民主的訴求自由化。羅爾斯和哈
貝馬斯都試圖將民主與自由調和起來，確立某種解決衝突的理性程式，羅爾斯更偏向于自
由，哈貝馬斯可能更偏重于民主。但在默菲看來，根本不可能達成這種一勞永逸的理性程
式，因爲自由與民主這兩種邏輯的緊張是內在的，會在政治實踐中形成所謂"對抗的多元
性"。這種對抗並一定是惡性的，但每一次對抗的解決都只是暫時的，共識的達成也是暫
時的。所以，民主政治必須直面"對抗多元性"所造成的政治不確定性，而不要去指望一勞
永逸的政治方案。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默菲的論述，但這也提醒我們，不要以一種對民主
的幻覺來衡量政治實踐，對臺灣目前局勢的判斷也是如此。
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許：在臺灣，民主的産生不是像英國那樣是一個自然演繹的産物，它是開明強人順應
民意的産物。政治權威力量非常強，利用個人的威信推動民主政治的産生。因此，民主政
治之中，一直擺脫不了強人政治的色彩。在美國，民主制度是三權分立的，司法超越於具
體的黨派利益之上的，沒有人敢挑戰司法的權威性。國會也是一個對總統非常強大的制衡
力量。美國2000年大選中，碰到臺灣類似的問題，但一經最高法院的裁決，大選危機立即
輕易地化解。但現在臺灣的問題是，主持大選的"中選會"本來應是獨立於政黨的，但在實
際運作中受到了行政力量太大的操控，所以藍營
拒絕行政驗票，因爲在他們看來，"中選會"就是行政的一部分。臺灣的司法也同受到行政
很大的影響，目前的大法官竟然都是阿扁任免的。臺灣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是，行政權力
過大。俄羅斯雖然與臺灣政治類似，但幸而普京是一個"好的"沙皇，代表公眾利益打擊權
貴和分裂勢力，得到了選民的普遍支援。但臺灣的不幸在於遇人不淑，自小蔣之後，"總
統"一個不如一個，每況愈下。臺灣政治現在缺乏公信力，在美國一旦發生黨派之爭或其
他緊急情況，可以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英國的凱利事件也同樣組成了獨立調查
委員會。但在臺灣卻缺乏這樣的超黨派機構。大法官面臨的問題是，他該對誰負責？在神
權社會，所謂法就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到了世俗社會，法就是社會的正義原則。這是公信
力的源泉。但是在今天的臺灣，由於缺乏公共正義和公共理性，政治在實踐領域都受到了
私性政治的潛規則支配，成爲了人情政治，無法超越於黨派，給公眾一種公信力，連調查
槍擊案都要請美國專家出場。連起碼的自主性都沒有，還談什麼"臺灣獨立"呢？
劉：每個地方的民主化都有自己特殊的道路，也就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問題。臺灣的政治轉
型起源于民主訴求與族群訴求的相互糾纏，而在後來的發展中種族群問題被不斷強化，出
現了"路徑依賴"特徵。這使得議會、司法和其他制度性安排都無法獨立於黨派利益。沒有
這種超越性，制度就失去了權威性和公信力。
許：3·20以後，連宋帶領藍營群眾在總統府靜坐，有輿論批評說他們沒有遵循法律
去進行抗議，而是訴諸於群眾活動，認爲這種違法的抗議破壞了法治。但我認爲，抗議運
動雖然是違反的，但這是一種公民不服從的基本權利。公民不服從的傳統在西方源遠流長
，即使像羅爾斯在討論正義秩序的《正義論》中，也辟專章專門討論公民不服從的合理性
以及界限問題。羅爾斯認爲，公民不服從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裏才有效。他說，公民不服
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違反法律的行爲，其目的
通常是爲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發生一種改變。通過這種方式的行動，一個人訴諸共同體
多數人的正義感，宣稱按照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自由和平等的人們之間的社會合作
原則此刻沒有受到尊重"。這就是說，對於公民來說，他所要遵循的最高原則，永遠不是
現實的法規，而是內心良知所認定的、並爲民主社會中大多數人所共同接受的正義準則。
當現實的法律和政府決定違背了內心的良知原則時，公民有權利按照良心法則的召喚，採
取非暴力的、理性的方式進行抗議。藍營的抗議就屬於這樣的性質。在臺灣民主制度不健
全的前提下，如果一些形式上的法律與公民所追求的實質正義發生衝突，那麼這種抗議就
有它的合法性。在民主社會中，公民不服從是極其重要的，取消了公民不服從，而僅僅希
望制度自身來調整，那是不現實的，因爲政府自身就是一個利益群體，沒有來自公民的壓
力，指望他們自動改革，無異是與虎謀皮。大陸
的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爲，所謂民主就是遵循程式的公正，實質正義相比程式正義就不那
麼重要。這種程式正義拜物教背後蘊涵著法律實證主義的傾向。程式是否擁有正義性質，
它自己無法證明成自己的合法性，程式的正義有賴於其後設的、更高級的實質的正義。在
程式已經被破壞、或者程式本身不符合法治原則的情況中，你又如何指望依靠這套壞的程
式去爭取實質正義？就像民國初年，袁世凱已經操縱了國會，孫中山除了搞"二次革命"，
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所以，越是在民主社會中，越是需要激進民主和街頭政治作爲補充
。民主政治歸根結底是實際政治鬥爭的結果。
劉：政治抗議有不同的性質。有的是依據現存的法律框架，要求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和
"合法要求"，而有的則要求突破現有的法律框架，或者說挑戰不符合更高正義的"惡法"，
後者才是公民不服從的抗議。我不太清楚藍營目前的抗議針對的到底是什麼？如果僅僅是
抗議選舉過程中的違規違法操作，那麼很難說這是一種"公民不服從"行動。抗議活動本身
可能沒有事先申請得到批准，不符合特定的法律程式，但在原則上仍然符合憲法規定的公
民言論、結社和遊行等自由。任何一次政治抗議、社會運動乃至革命都會訴諸于更高正義
的口號，但在短期內人們很難判斷它追求的究竟是正義還是黨派權力。所以，一個突破現
行法律框架的抗議，是否屬於依據公民良心和正義感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仍然需要分析和
判斷。美國的民權運動可能是公民不服從的一個典型個案。藍營目前的抗議的確有超出選
舉問題本身的呼聲，具有對整個現存政治的批判傾向。如果最終可以證明，這不是一次黨
派性的選民集結，而是一次"公民良知的覺醒"，那麼其意義是十分積極和重大的。
知識份子的聲音在哪里？
許：臺灣的危機目前呈現出某種總體性危機的症狀：股票狂跌、民心不定、政治動蕩。如
果一個民主社會發育成熟的話，即便發生政治危機，也是可以由其他社會力量來制衡的。
制衡可以分爲內制衡與外制衡。前者是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而後者是依靠多元的社會力
量制衡政治力量。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杜維明教授告訴我，在美國，無論是總統、財團
、媒體還是知識份子，都覺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了。這說明美國的社會力量是多元的、相互
治衡的，現在臺灣的問題之一，是它的外制衡和內治衡都發生了問題。藍綠營的政治分裂
是如此嚴重，整個社會兩極化，缺乏第三種聲音
。即使有，也是很微弱，零散，沒有引起媒體和公眾的足夠重視，臺灣缺乏超越於黨派之
上的社會力量。在東歐巨變時，波蘭的大主教可以站出來整合社會，宗教的力量能夠發生
作用。而在捷克，哈維爾作爲一個知識份子，代表了社會的公共良心，也享有崇高的社會
威望，能夠對化解危機發生作用。而在臺灣，宗教力量有限，一般無法在政治層面發生影
響。中研院院長、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先生本來被寄予希望扮演一個類似哈維爾角
色的，但遺憾的是，這位本來在臺灣社會中幾乎是半伸、半人的科學權威，在上次總統大
選中，利用了他的公信力支援了綠營，而在這次大選中，一開始還令人尊敬，與林懷民、
王永慶聯合發表《沈痛的告白》，但在競選的最後關頭，再次聲明挺扁。這是一個知識份
子應該做的嗎？錢永祥先生在四年以前，就批評李遠哲，認爲他濫用了科學家的權威。自
然，作爲一個選民，李可以投阿扁的票，這是他個人的權利，但當他作爲公共知識份子發
言時，就不能僅僅按照自己的政治好惡，而是要從公共立場上思考，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倫理。但李遠哲辜負了知識份子的身份。在以前的威權政治時代，1950年代有《自由中國
》知識份子，1960年代有李敖的批判，1970－1980年代有餘英時、許倬雲、林毓生這些大
知識份子通過《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專欄文章，領導輿論。但如今，臺灣已經沒有
知識份子了。我記得1999年訪問臺灣時，聽李敖演講，他說：在殷海光時代，政客跟著知
識份子跑，但到了今天，卻是知識份子跟著政客跑。知識份子完全捲入了黨派政治的旋渦
，無法超越於混戰之上，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知識份子的缺席，獨立於黨派的社會力量
的缺席，公眾聲音的缺席，這是今日臺灣的問題之一。1940年代國共分裂時，中國還有第
三種力量，今天臺灣的第三種力量在哪里？
劉：黨派政治也可以不是單純的"私性政治"，因爲黨派的力量可以來自多元利益的彙集。
但在臺灣，整個社會已經被兩極化，民眾圍繞著族群對立的兩個軸心而聚集，個人利益也
在兩極化的磁場中與黨派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大眾傳媒要獲得市場也不得不走向極端。這
不僅淹沒了很多重要的政治議題，而且使社會中間力量變得極爲薄弱，任何超越性的立場
在公共領域中都難以獲得政治影響力。許多臺灣的知識份子都具有獨立和深刻的批判性思
考，也有熱烈的關切和參與的願望，但他們在公共領域中沒有足夠的影響力。這正是臺灣
知識份子當下的困境。李遠哲作爲一個有公眾影響力的文化符號，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是十
分稀缺的象徵資源，正因如此，知識份子對他抱有厚望，期望他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在公
眾當中表達和凝聚獨立的批判聲音，但很遺憾，他沒有起到他應當擔負也能夠起到的作用
。
許：臺灣現在的廣場政治不是公共領域的常態，公共領域是訴諸理性的，並且試圖尋求共
識。而廣場政治訴求的是激情，是激進民主。街頭政治對抗廟堂政治，其結局將如何？我
們對臺灣將有以下三種觀察。首先，泛藍與泛綠雙方能否在政治紛爭之中找到妥協點？這
種妥協不僅僅是解決現實問題而是能夠認識到只有妥協雙方才能共存。雙方必須致力於族
群和解而不是族群激化，雙方要向中間路線靠攏而不是兩極化，按利益政治原則使社會力
量重新分化組合。其次，臺灣是否可以在目前的危機中發現制度設置的弊端，推動制度改
革，按照公正原則改善制度的程式，改變行政權力獨大，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真正制
衡？最後，3·27中所表現出來的"只問黑白"的公民文化能否繼續擴展，逐漸取代目前的"
只問藍綠"的私性政治？不僅僅是知識份子，包括臺灣的公民，都應該有這種轉變的自覺
意識。如果不能解決目前的狀況，而是發生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解決危機的話，那麼臺灣
的民主就會發生很大的逆轉。這種逆轉不僅將影響臺灣本身，而且將影響兩岸關係、中美
關心乃至整個東亞和世界的穩定。
劉：在政治衝突中非理性的方式可能有很強的號召力，但理性的聲音也往往是在最危機的
關頭才引人關注，發人深省。如果這次政治危機能夠得到理性的解決，新的公民文化可能
會得到發展，更爲理性的政治方式也有可能形成。實際上，馬英九等新一代的政治領袖中
間已經顯示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萌芽。也許四年之後，臺灣的政治局面會有很大的改觀
。
閱讀次數：1744 發佈日期：200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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