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一個台北客的出走計畫
◎鍾文音 (20040505)
胖魚是我的老友。
我之世代在台北這座疏離得很熟悉的城市認識十年之譜者絕對是老友了。我認識他時
自己也剛當記者未久，一九九三年還是一隻菜鳥，而他已當攝影記者多年。兩年後我辭職
飛去紐約，他依然在報社為城市的大城小調東奔西走，在台北城市流蕩當時以為無盡的青
春。
他是一尾胖雙魚，像紅龍之類養尊處優地在魚缸裡，他無法被丟入無邊無際的海水，安全
感是他所具體擁抱的渴求，而曾經台北是他的安全感來源，就像我賦予台北母城的羊水溫
暖如子宮的形象般。
一種朦朧幻覺似的安全感將他的一生綁在新聞界，諷刺的是新聞界日日逐新嗜血，但
他卻反覺得安全。我想其安全感的來源當然是穩定的月俸生活，一座安定方便（即使是無
聊）的城市，熟悉溫情的人際網絡。然而此刻的台北客卻開始對我述說著他的出走計畫，
在三二○後他所陷入鄉愁（仇）式的莫名心情跌盪，我從未見過他那胖胖柔軟的溫和身軀
會前所未有地進入強硬而扭曲的掙扎樣態。
經過政治動盪，胖魚掉入嚴重出走心情，從小在此生長的這尾台北魚卻開始想是不是
要移居海的那一岸。然而一般的台北客可沒有紐約客的絕佳行動出走能力，因為胖魚像多
數人一樣早已習慣台北的社會關係，習慣這種制式的安全。
問題是他習慣擁有工作核心的權（錢）卻又受不了核心的腐朽。我說那你總得丟出一些東
西才能走得成，你不能又要自由又要權錢。他卻常嘲諷地對我說：「對啊對啊誰像妳總是
出去那麼久，出去那麼久才說妳很愛台灣。」這樣的視野我能回應什麼？我只好說說海明
威、亨利米勒當初離開美國到巴黎和愛不愛他的祖國有何關係？他們永遠是創作裡的精神
浪蕩子，永遠都必須承擔自己面臨生活的乾涸，不能諉過生命的荒蕪於社會政經環境，藝
術家的出走是為了視野、是因為世界在召喚，豈能等同於祖國這類的愛與不愛之命題，多
少流亡者流浪者的作品都是最穿透核心力量的。
有人為台灣民主政治辯護，可是誰為瘋子般執著的藝術家辯護？我想起梵谷當年被阿
爾市居民以聯名方式訴請政治手腕、最後迫當地政府要驅逐他和拘禁他的悲劇。藝術為何
不能超越政治？這課題是更重要的，於今藝術不見，城市醜陋政客氾濫，這於我才是悲傷
的城市悲傷的島嶼底層啊。
我的母親有屬於她的歷史
電話那頭的敘述者仍然概括一式地說反正妳都是可以的。我哪裡都可以，恰恰相反是
不得不然。像我在我家也是完全不可以，得謹言慎行。
我的母親是非常強硬派的綠，強硬到我不能在她面前述說綠的不是，強硬到這島嶼沒有別
的顏色存在。牽手活動那回她竟一個人被陌生的巴士載到陌生的苗栗進行牽手活動，守寡
經年的她可能生平第一回在陌生的公共空間牽到了一個陌生男子的手，且牽的時間還那麼
長久且心情陷入空前激情的小說式荒謬。我問母親為什麼是被載到苗栗，我開始想像我媽
疲憊的身影搭上客運卻被丟在一個地方進行宣示活動的不安。然我媽卻忘了自己隨時暈倒
的心臟血管危險，並津津樂道地說：「笨啊，苗栗攏是宋ㄟ地盤，沒人去牽手，我自願去
苗栗。」說完她還拿出花了兩百元買的牽手護台灣白色棒球帽給我說妳戴看看！妳看妳戴
起來多好看。其實我頭小戴什麼帽子都好看，她卻心裡認定就是這頂經過綠色加持的帽子
所加分我身的。連帶地我想起入小學時我媽為了買一頂我的黃色學生帽還窘迫地三拖四欠
並對雜貨鋪老闆說：「老厝邊了，稍欠一下ㄟ按怎！」
我在她眼中是無可救藥的永遠在野者，加上被貼上一身的波西米亞流浪標籤，她也確
實是無法明瞭我作為一個作家所必須堅持的邊陲角色，她總是一心地把過錯推說是我從小
所交往的好友許多是外省掛，我被洗腦了。她這樣數落時，我心裡想起以前同學打電話到
家裡和我媽各說各話的情形，最後二者皆惶惶然匆忙掛掉，我返家時伊說恁朋友卡電話來
，攏唔知伊勒講啥？攏聽唔。隔天同學也說她好緊張，阿桑之後的台語全接不下去。
然而我並不想阻止母親的綠色捍衛，因為她確實長期活在糾葛中，五十年來，電視的語言
都是只讀小三教育的她所陌生的，她被世界隔離如此久的黑暗心情，我非常理解。加上我
們村落宛如寡婦村，祖父輩甚多歿於白色恐怖，諸多叔公被槍殺，祖父輩送綠島，出來非
疾即傷。母親總是不斷說她小時候的夜晚被警察敲門以亮燈臨檢的害怕情境。我心裡對歷
史時空是存在著更大宏觀與和解的想法，但我對人性沒有辦法，母親是具體被語言隔離與
被歷史不幸仇殺所捕獲的人，她的捍衛與決定權是我這一代所無法改變的，而我也不想改
變她。屬於她的歷史，自有她自己的詮釋權。
然而當胖魚這個台北客在捍衛他的外省心情時，我卻也掉落同樣的感受裡，我依然無
法改變他對於民主過程的看法。但我比較難過的是，胖魚大我不算多歲，廣泛說可視為同
代人，但他的強硬和我那個長期活在政治陰影的母親之強硬又有何不同？
台北客幻想遠走高飛
母親仍在開著電視看，台語新聞讓她終於走出聽盲。然而可怕畏厭的電視聲音仍在高
亢放送著擾人惱人的高分貝教條，而電話裡胖魚述說他的無法忍受已經到了他必須出走的
地步了，他的無法忍受正是來自於政客，他叨叨說起十九歲時其父親臨終時對他說：「把
我的骨灰移回湖南。」
台北客這個敘述者繼續說他的苦，說著說著聽我悶聲不附和時，他隱隱覺得我的態度太局
外了，「你沒小孩所以不知道現在的課本都和我們以前不一樣，我的出生地變成高雄，但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湖南人。」敘述者繼續說他三歲就離開出生地高雄來到了從此胡不歸的
台北，在台北是他求學成長結婚生子工作之地，說著說著我跟著聽著聽著，但仍不明白四
十幾年仍然無法讓他徹底留在台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他的嚴重失落怎會只是因為一場政
局而破碎？他又不是搞政治的，他是個攝影者，攝影的藝術世界難道不足以藉此表達對現
世的不滿？藝術無法衝出圍城封島的原因是什麼？
我的思緒飄太遠了，台北客繼續敘述他的遠走高飛計畫。他說起要到甘肅玉門關賣燕
石，「出了玉門關的人都會撿一粒石頭往關內丟，說是日後一定像燕歸來。我只要在關口
賣著這些石頭就夠了，毋須成本，雇一個姑娘守在關口撿石頭就好了。」我聽著感覺這計
畫像是在做放生鳥或放生魚的「無本」生意，買來放生的魚和鳥又被人抓了回來再放，老
是這一批魚鳥在被放生和囚禁。
在玉門關賣燕石，相思的燕石，離鄉者注定像燕歸來的石頭，這究竟是何所喻？面對
身分與認同，到了他地還要丟一顆相思的燕石以明志。
台北客說他每一年還贊助湖南表哥的兒子念書的心情，忽然話鋒又從玉門關一路說到
落腳蘇州也挺美的，在蘇州河畔竹林內築一茅屋命名為「何叟老廬」。我笑說這老廬聽來
像是專門接待台灣客用的，「我會留一間給妳。」我笑著接受，但心裡卻哀嘆，說了半天
，情慾的底層都被台北客忽略敘述了，說穿了台北女人早沒有丫鬟角色了嘛，到尾來台北
客幻想到對岸尋的 其實是廉價的鄉下服侍「丫鬟」。
身為一個台北客的不足
你真捨得下台北？就為了執政者繼續綠了下去？
當我這樣一問時，前面一個問號他當然是否定的，任何一個台北客都難捨真切生活的
台北，至於後面一個問號，他說他不只是因為政治這樣，他也有感於身為台北客的不足，
他無所適從的東西已愈來愈多。我以為他會說起這麼多年所從事的報導攝影的無能，但他
扯到的還是政治，「妳不知道連憲政都要修改了嗎？」
他還是缺少從邊陲看核心的位置，他丟棄攝影創作投向記者的安全工作，也導致了他
初老的生命無所適從的空空然流失感。但我不能說，我不能說，一說就是被頂回來：「是
啊是啊，妳不上班妳有辦法。」我不上班，我沒辦法，我只是以減法過日罷了，恰恰相反
是沒辦法。
聊天尾聲，我說那我一定到蘇州老廬去拜訪你這個老友，屆時你一定是派丫鬟迎接老
友，一時可能是你那幫鶯鶯燕燕讓我受不了。我有許多台北快至中老年的男性友人總想著
這樣的老爺與丫鬟的終老畫面，而我的女性台北朋友的終老畫面卻大都是青燈伴古佛。
「那是我到五十歲的夢，還要再過五年。」他說我怎麼直接把過程省略就跳到結果了
。我還以為出走者發出強烈渴望與對現實不滿時都是立即要出走的，誰知他還要等五年。
五年世事難料。我想起胖魚在年輕時其實就已想過出走的，但個性使然終是一直在媒
體窩著，於今他把一切的生活沉滯危機都丟給了政治環境。這不也是某種對自己生命的推
諉？
但我能說什麼？幾年前我因呼吸不過來出走紐約時，他已經發出過羨嫉的眼神了。掛
上電話，看電視的母親已經打起瞌睡，吵鬧的新聞依然吵鬧。胖魚還是胖魚，我想像著明
朝他背起相機在港商八卦雜誌裡實質老邁卻得佯作衝鋒陷陣的模樣，我其實才不管政治，
如果到玉門關或蘇州河畔可以讓他的生命更好更有活力，那當然是要支持他出走的啊。
可我深知胖魚走不了。
（鍾文音，淡江大傳系畢業，曾赴紐約習畫。創作以小說、散文為主，兼擅繪畫，並
熱愛影像。現專業寫作及四處旅行。已出版《女島紀行》、《在河左岸》、《情人的城市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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