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共同的起源︰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考古學的建立
-兼論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傾向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一
推論中國文明起源的圖像時，往往有以現在的國族界限當做古代疆域的刻板
觀念。「中國」民族起源的新理論，費孝通提出「多元一體」的格局 1；考
古學家蘇秉琦從考古學上，在晚年綜合其畢生想法的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
探》中提出的觀點認為在以往思考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
大一統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當成是歷史本身。這在長
期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意識型態的大陸考古學界是相當大的突破。他從鬲的研
究表明，中國的古文化有許多的起源，不像以前所說的由中原向四周發展，
而是相互影響著，各有各的方向。商王朝時，周人已在東部興起。周王朝時
，秦人已在隴西興起，周、秦各有來源。而在北方，燕山南北的燕人走的是
另一種發展道路，在南方，活動於江漢平原的人走的是不同于中原的道路。2
而同樣是著名考古學家的嚴文明先生強調地理和氣候環境的重要性，認為長
江和黃河流域的優越性，是中國文明首先發生的地方。但在各地的情況不同
，文明化的過程也有所不同。相互作用，逐漸從多元走向以中原為核心，以
黃河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多元一統的格局，這是中華民族具有無窮活力和強
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3
兩者不約而同的追溯華夏的形成與祖源的榮耀，蘇秉琦在〈華人、龍的傳人
、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將考古學文化中的陶寺遺址所具有的從燕山北側
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
」的地位。使我們聯想到今天自稱華人，龍的傳人和中國人，中華民族傳統
光芒所批之廣、延續之長，都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後。4 而嚴文明則以考古
學證明為何中國人自稱為炎黃裔冑，強調血統上的認同思想在歷史上一直起
著強大的凝聚作用。此乃一種重瓣花朵或多元一體的超穩定結構。5
近二十年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成為中國考古學界相當熱門的話題。
追溯其原因，可從１９４９年以來，歷史文物與考古發現常成為民族在歷史
上的偉大象徵。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與外界恢復交流，經濟生活逐
漸好轉，民族自信心隨之恢復，考古學也成為表現民族主義情緒高昂的工具
之一。最近引起相當大的討論與爭議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國文明起
源」工程，也是民族情緒高漲的表現，與其說它是一種學術上的衝動，還不
如說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衝動(夏含夷語)。
中國考古學與民族主義、歷史學之間始終有牽扯不清的關係，張光直先生曾
經指出：「假如中國第一個由國家執行的連續性大規模發掘不是殷墟，而是
一處史前遺址，一個以社會科學為主要取向的考古學便可能在中國誕生。」6
史語所的考古學帶有濃厚的歷史學性格，而這個歷史學性格的考古學使她在
一開始的發掘上又與追尋國族的起源劃上等號。
二
民族主義與考古學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新興的研究課題，Trigger和Hodder
指出所有的考古學派，從文化歷史學派、過程學派和後過程學派都是在整體
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脈絡當中，考古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也隱含在考古學的
實際操作中。然而，考古學家們還是很少直接的處理這個問題，其原因可能
對於一個考古學家，不管是國外或當地的都認識到處理這個問題的危險性。
但是，不管是積極或消極的影響，透過明確的討論而非隱藏或掩蓋這個問題
，才是應有的態度。7
在中國考古學中，目前對於這個問題進行探討的更是付之闕如。只有在1995
年所編輯的Nationalism,politics,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在
這本論文集中，關於中國考古學的部份有兩篇文章，分別是羅泰（Lothar v
on Falkenhousen)與童恩正，羅泰的文章討論考古學中所謂的「多元一體」
其實是現下中國政治局勢反映的一個面向 8；童恩正則是討論1949年至改革
開放這一段期間，考古學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9。兩篇的觀察
都是相當正確且深刻的，然而兩者似乎都忽略了一個面向，即是中國考古學
家問問題的方式。為什麼中國考古學與民族主義有牽扯不清的關係。我認為
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到中國考古學的建立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間的關係討論起
。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是中國新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里程碑。但無可
避免的，在那一個時代，它也在民族主義下滋長，並貢獻於中國國族建構。
其緣由之一是當時流入中國的新學術，如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考古學
與歷史學，多少皆與「民族」概念聲氣相通。在「民族」概念下，一民族被
認為是有共同語言、體質（血統）、文化，而在歷史中延續的人群。語言學
、體質學、民族學被用來考察各民族範疇與其間區分，歷史學則被用來追溯
「過去」，以說明此民族範疇與區分的由來。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初，有
歷史、語言、考古（與民族學）等三個分支部門，也便是此旨趣之反映。10
在考古學方面，同樣也是史語所初期配置的考古學，打從一開始就和歷史學產
生密不可分的關係。考古材料的發掘與鑑定，在民國初年新舊史料觀念的衝突
裡，是作為區分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的標準。11這從殷墟的發掘看的很清楚
，受過考古學訓練的李濟與沒有受過訓練的董作賓兩者之間，前者在求取一個
歷史的整體的觀點，而後者於挖掘時尚未擺脫對文字史料的迷戀。李濟與傅斯
年一樣，在當時的知識界所得到一個典範的地位，在於他們新史料的觀點是從
西方來的，被認為是科學的。而且考古學有一套方法說服他們相信，透過考古
學所重建的過去是客觀與真實的。這對欲科學的重建古史的民初知識界是有相
當重大的影響的。
雖然說考古材料有其客觀的基礎，但是「如何解釋」考古材料與考古挖掘地點
的「選擇」，則不免就看的出主觀的成份。考古學在中國一開始和歷史學結合
的原因，故然因為中國的歷史文獻相當豐富，考古發掘不得不參照文獻，「一
個鏟子下去，非經宋漢唐周各層無法達到新考古學所賴以建立理論的史前階段
，硬叫中國考古學家不理會歷史問題也難」。12但是，文獻所無法上及的史前
部分，中國考古學的濃厚歷史興趣就如羅泰所說的，有一種強烈「歷史癖」(h
istorical orieantation)13 。從傅斯年、李濟到夏鼐都說考古學就是史學的
一部分，這背後的緣由，和尋找民族的源頭，也就是所謂的「溯源研究」，追
尋我們的老祖先從哪來，有很大的關係。 14
研究展望與重要性
考古學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扮演著民族認同的角色，根據Diaz-Andreu的討
論，作為一門科學的訓練，考古學在十九世紀的發展，可以視為國族歷史創造
下的產物，歷史合法化國家的存在。 因為古代史的材料是相當殘缺的，大部分
國家缺少歷史紀錄，所以考古學很明顯的就會在團結民族意識當中伴演著很重
要的角色。簡單的說，只要我們生存在民族國家當中，民族主義考古學就會存
在。
考古資料或是史前資料天生的模糊提高濫用它的可能，這樣的危險性，作
為歷史學者霍布斯邦曾經比喻：歷史學家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就好向毒品的種植
者和癮君子之間，我們提供原料給市場。考古學也是如此，今日蘇聯很多激烈
的民族運動導因於考古學家和古代史家對於歷史的詮釋。瞭解考古學背後的政
治經濟意識即是避免濫用的最好方法。
1.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新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2.關於蘇秉琦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地位，可參閱俞偉超，〈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
座里程碑〉，《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3-9。張
忠培、李季，〈蘇秉琦與21世紀考古學〉，《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1)：10-14。邵望平，〈考古學區系纇型理論帶來的史學變革〉，
《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5-19。許倬雲，〈
介紹「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個新的學術主題典範〉，《漢學研究通訊》16：
3(1997)：345-346。
3.嚴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顧與思考〉，《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北京：科學
出版社，2000)：50-59。
4.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
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出版社，1997)：88-90。
5.嚴文明，〈炎黃傳說與炎黃文化〉，《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0)：273-283。
6. K.C.Chang,"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
.13,no.2,1981。
7.在英語學術界，關注這個議題在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具體的學術成果展現在
兩本書的編輯，Philip L.Kohl and Clare Fawcett eds. "Nationalism, politics
,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
95. Margarita Diaz-Andreu and Timothy Champion eds."Nationalism and aecha
eology in Europe"London:UCL Press 1996.
8.Lothar von Falkenhousen,"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
Nationalism,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9.Enzheng Tong,"Thirty years of Chinese archaeology(1949-1979)"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0.上述觀點的啟發，部份來自王明珂老師的啟發，有些是當面與他面談所得：有些則是
來自閱讀他的著作所得，相關的討論，可參閱王師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
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583-624。
在這篇文章中，提到：「近代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像、創造，與因此造成的與『過
去』之間的斷裂，應導因於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在國族建構中之運用。
」。
11.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
8：2(1997)：93-132。
12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考古、文明與歷史》(台北：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112。最近杜正勝老師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週年的
演講會提到這一段的學術史，他認為：「史語所的發掘殷墟是思考學術史問題而作的
政策決定，....史語所考古學所帶有的濃厚歷史性格，是歷史的必然，不是偶然。..
..... 在恥辱感的煎熬下，史語所擔待一個使命，要在學術場上爭霸，學術民族主義
使史語所扮演另一個愛國的角色。」杜正勝，＜舊傳統語新典範＞，《慶祝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週年演講會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3）：1-14。此篇文章後收在《當代》200(世變與史學專輯)(200:4):24-43。
13.Lothar von Falkenhausen,"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257(1993):839-49.
14.固然文化─歷史(Culture-history)學派的考古學在解釋時傾向做歷史的解釋與比
附，但中國考古學的確有種強烈的歷史僻。
15.Magarita Diaz-andreu,"Archa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Spain"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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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