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同盟
◎文／陳穎青
藝術如果需要品管，我們都應該學學玄奘法師……
過去二千年來，中文世界曾經遭遇兩次重大的文化衝擊，一場來自天竺，
一場來自歐美，兩次都啟動了中土知識份子對域外文明的熱情。域外知識
非一般人所能熟知，於是兩種產業大興，一個是語言學習產業，另一個就
是翻譯產業。
當然，本期不是要談如何捷進外語的問題，我想談的是如何搞翻譯事業。
比較兩個文化衝撞期的翻譯風潮，除了來源知識不同（一個是佛法，一個
是西學）以外，還有一個重大差別，就是翻譯的「生產工法」不同。
中古時代的譯經事業，以鳩摩羅什和玄奘法師的譯場為典型，那是集體生
產，分工合作的作業模式；近代的翻譯事業則以嚴復為典型，那是一個苦
心孤詣的書生，單打獨鬥，竭智盡慮的孤單身影。
一個是集團作業，一個是孤軍奮戰。兩者在各自成就的最高處，都能完成
高明的譯著。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卻偏好單人獨譯。不只是實際作業如此
，甚至在情緒上，我們也偏好（覺得單人獨譯比多人合譯更可靠）。中古
世紀佛學精英所鍛鍊的翻譯工法，已經在當代世界被我們遺忘。
本來既然兩種工作模式都有成功的事例，就沒有熟優熟劣的問題，不過當
今世界知識爆炸的情勢，卻使單人獨譯面臨了空前的困窘。
一方面知識分化得精細幽微，幾乎不再有人能夠像「文藝復興人」那樣，
成為天文地理無所不知的博雅通儒；另一方面知識跨界的現象卻也不斷出
現，科際整合常常不是為了通識教育，而是為了解決新問題、誕生新學問
。
這使得著作與翻譯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困難。學者的著作要嘛高深到無人能
解，即使是他的同儕也覺得難以對話，要嘛跨越到匪夷所思的領域，那裡
根本是知識的處女地，沒有人走過。
常見的情況，物理學會牽扯數學，宇宙論會通往量子論；古怪一點的，經
濟學變成心理學，心理學變成神經科學，而神經科學則用來解釋語言學；
甚至就算是小說，裡面有法醫學知識已經算小兒科，有的還要通曉潛艦編
裝，嫻熟古生物學與地質學，或者記得當下流行的時尚名品。
你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本書，非常明確地謹守在某個傳統的知識領域。因
而你甚至要找到一個明確對應到某本書所含括的知識領域的專家，也極困
難。這還不說有許多作者存心炫學，書裡充滿各種來源古怪的知識，和你
不知有何用處的非知識（例如「魔戒」的精靈語）。
想要完整地理解一本書，困難如此，那翻譯呢？
就更難了。要尋找一個知識專家，完全通曉某本書的知識範圍，這已經不
容易（不是說專家學識不深，而是彼此所學範圍不同），更別提你還要那
個專家有時間、有能力，來做翻譯，那真是難上加難了（再囉唆一次，翻
譯是一門專業，你是知識的專家不保證你也能是翻譯的專家）。
這時候我們何妨想想一千年前，經歷佛學衝擊的中土世界，如何轉譯佛經
的歷史經驗呢？中古時代的佛學譯場，有當時的歷史條件，現在我們無法
複製，但是其中綿延數百年的實戰教訓，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例如切割工作，把專業工作交由專業人才處理。
以玄奘為例，他的譯場是一個集合各種人才的翻譯工坊。裡面從主譯、筆
受、證義、修辭到諧律，總共有十種專才，光是查證就有證（梵）音和證
義的區別。
玄奘用譯場的「工法」，二十年間所譯成的經卷，超過整個唐朝三百年所
譯佛經的半數；而他的譯場所「生產」的佛經（稱為「新譯本」），則是
鳩摩羅什以來最稱精良的傑作。
譯場制度使得盛唐的譯經事業，邁入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只數量驚人，而
且品質可靠。
我倒不是說譯場制度可以直接套用，那實在有點不切實際，但我們可以師
其故智，切割翻譯工作，讓每個人做他專長的事。主要翻譯由譯者負責，
知識疑難由編輯聘請知識顧問協助解疑。
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具體而微的現代譯場，裡面有翻譯的專家，也有知識
的專家，還有調度資源的編輯。他們靠電話或電子郵件協同工作。
根據個人經驗，這個做法有個重大關鍵，就是譯者的辨疑能力與分享意願
。你能不能在閱讀原文時，知道某個地方「我不知道、我無法理解」，並
且願意如實分享，說我在這裡發生困難，我需要幫手。這其實是個分外艱
難的事。
能理解文章是一回事，能知道我不理解，卻是另一回事，而能夠坦然告知
編輯說我不理解，那真是需要非凡的勇氣了。翻譯的過程中遭遇疑難，大
部分人會求助工具書，求助古狗，少數人會求助學界朋友、圖書館參考室
，而幾乎沒有人會跟編輯直言不諱。
結果疑難隱藏在譯稿中，編輯反而要耗費高昂的代價，重新挖掘。
這就是為什麼編輯必須跟譯者建立同盟的終極原因。編、譯雙方儘管有
「內部矛盾」（你嫌我稿費太低，我嫌你交稿太不準時……），可是當他
們面對原文時，槍口卻必須一致對外，因為那是更嚴重的「敵我矛盾」啊
。
編、譯雙方合組同盟，在翻譯的過程就聯手，譯者盡職發掘疑難，編輯聘
請知識專家，以備顧問，以資決疑。不要等到翻譯結束以後，才找專家來
審稿、校訂。這樣專家會輕鬆許多。
其實我知道許多譯者自己就會跟專家學者，甚至原作者打交道，他們實事
求是，有疑難就發問，徹底實踐孔夫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明
訓，這是譯者極可貴的職業道德。
（插個話，有疑難才顯得我們認真從事，翻譯一本書如果完全沒有疑難，
那才真的有鬼哩。）
只是我們除了要求譯者的職業道德，出版社在工作模式上，也應該提供激
勵因素，鼓勵譯者勇於提出疑難，尋求專家解疑。這樣一來，協同工作的
模式就會形成，每個人都做他專長的事，效率會提升，品質也得以確保。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翻譯是藝術，藝術只能靠一個孤獨的靈魂，在孤燈下
孜孜不倦地埋首工作嗎？
我一直想著玄奘法師的例子，他的譯本意蘊悠遠，音韻協調，是翻譯藝術
的顛峰之作，包括宋元理學及此後中國人的文法、語彙，皆深受影響。可
是這卻是一個大和尚用近乎生產線的方式完成的。
藝術如果需要品管，我們都應該學學玄奘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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