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俱樂部 駱以軍vs.董啟章私對話
【駱以軍、董啟章】
作為台港兩岸新世代小說指標人物，同為一九六七年出生的駱以軍
新近出版《我們》、董啟章即將推出《體育時期》。《讀書人》特
邀他們展開一段精采對談，對望作品印象與作家想像。（編者）
董啟章：我的小說越來越像日記
駱以軍：我被「私小說」標籤貼上
董啟章：不如就談談我們對彼此的印象。我跟你只見過兩次面吧，第
一次在台北，第二次在香港，之外我們幾乎沒通過信，你不用電郵，
我們也疏於寫信。但感覺上，你是個很熟悉的人，換句話說，就是有
一種可以稱為「我們」的共同感。對，我們都是一九六七年生的，都
結了婚，都生了孩子，做了父親。而且，都是寫小說的。後者似乎特
別重要。我對你的認識，很大程度是通過你的小說。所以，我所接觸
的真實的你，其實是必然地「小說化」了的吧。當我讀到你在《我們
》一書裡面那些「非小說」的散文，感覺竟是跟讀你的小說差不多。
可不可以說你的小說其實也「非小說化」呢？當然也可以。結果就是
，小說和你分不開來。你就是「生活於」小說，或者是「虛構著」人
生。或者這只是說明了我自己的狀況。比如說，寫日記這回事。我少
年時代有寫日記的習慣，甚或是有這迫切的需要，成年後卻沒有寫。
最近嘗試再寫，竟發現自己已經沒法寫日記了。真的是完全無法下筆
。老實說，我很震驚。而我的小說，卻越來越像日記！
駱以軍：很奇妙地，我在我們這段對談的開頭，仍忍不住想引用您在
《體育時期》這本小說裡，反覆提及的二十世紀葡萄牙詩人費南多‧
佩索阿（Fernando Pessoa）──這位謎般的怪詩人，一生曾用七十二
個假名創作，每一假名皆擬造了不同個性、生活背景、代表作品、不同
的文風和文學理念、生平事跡，他們（其實都是他）之間互相認識，互
相批評──他的一段話：
我創造了自己各種不同的性格。我持續地創造它們。每一個夢想，一旦
形成就立即被另一個來代替我做夢的人來體現。為了創造，我毀滅了自
己。我將內心的生活外化得這樣多，以至於在內心中，現在我也只能外
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種各樣的演員登台而過，演出著不同
的劇目。
我曾在文章中引這段話涵括您（到目前為止）的全部小說創作：您的《
安卓珍尼》、《衣魚簡史》、《天工開物》、《體育時期》……等等，
關於假面的侵入（真實經驗）、不同虛構「我」之間的穿透，或如卡爾
維諾所說：「每個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書、一座圖書館、一張物品清單
、一系列的文體，每件事皆可不斷更替互換，並依照各種想像得到的方
式加以重組。」但是，作為已被「私小說」標籤貼上的我，反覆讀這段
話，總忍不住淚漣漣。那像是一個老被誤判為「暴露狂」的人格解離症
患者，終於讀到自己「真的」病歷，那樣的心情。
董啟章：你就像不停說著夢話的人
駱以軍：我跑進董啟章的小說裡去了
董啟章：我想談談小說和夢。我相信夢對你是很重要的一種狀態，我自己
卻很少直接寫到夢。但其實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夢吧。繼續之前關於小說和
人生的話題，如果將「小說」更替為「夢」，那就是活在夢裡，和夢著人
生了。對了，你就像是個不停說著夢話的人。你把別人扯進你的夢裡，或
者把你的夢散播開去，讓別人的人生沾染上虛浮不實的色彩。你在《我們
》的代序裡便寫到夢，把好些現實裡的人也納入你的夢裡。當然這是個千
古大夢。所謂「夢如人生，人生如夢」聽來真是老掉了牙。從莊子到波赫
士，似乎已經很難再加添什麼。可是，意念雖舊，感嘆的需求卻是永無止
息的，而感歎的方式大概就是藝術永無窮盡的發現。我覺得你寫的就是這
樣的感嘆小說，或者遣懷小說。
駱以軍：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說的這些讓我想到馬奎斯寫過一個關於
一個賣夢老婦和聶魯達相遇的短篇，他們互相在夢境中看見對方在夢著自
己。您提到那次我們在香港相遇，那之前在台灣我才讀了您的《衣魚簡史
》裡一篇〈溜冰場上的北野武〉，那是一篇以我們這年紀來說，充滿技術
控制、高度自我抑斂的，像下圍棋落子般的小說。環著溜冰場四周各組不
同人物，小女孩、高中女生、青年男教練、中年婦人、媽媽、癡漢、偷情
男女，還有北野武。一個「預知死亡紀事」。那次去香港，和你們夫婦碰
面前一天，恰帶著妻兒搭地鐵到一個叫「又一城」的大型瞎拼廣場，那
是一個內部挑高的像太空總署般的空曠空間，我們去了一間很貴的「熱帶
雨林餐廳」（後來我把它寫進「我們」的專欄），我記得是在二樓或三樓
有一個開放式的滑冰池。那是冰刀的，那樣的滑冰場景和我青春期記憶中
的台北諸多冰宮如此不同。如此現代主義。那時我被一種青春期的身體記
憶騷動蠱惑著，我告訴妻子我從前可是個冰刀高手喔。多想去租雙鞋下場
去溜，但最終仍是作罷。後來和你見面談起那個科幻場景般的冰池，你笑
著說：「那便是〈溜冰場上的北野武〉的小說場景啊。」奇怪是我當時在
冰池旁完全沒想到。回旅館後，我告訴妻子：原來昨天我們跑進董啟章的
小說裡去了。一個異國的、如今在我的國度已完全消失的冰刀溜冰池。
董啟章：沒有小說是不行的
駱以軍：「我就要我的生命像這樣。」
董啟章：夢其實是牽連到人生的可能。談到夢境，《我們》裡有這麼的一句
：「那樣的，和我現在這個無法挽回的人生，完全不一樣的，另外的一種人
生。」我讀的時候特別震動，彷彿就是我自己心裡的一個聲音在說話。我應
該修正，你所寫的是「夢非人生，人生非夢」，或者「夢排除了人生，人生
排除了夢」。即夢是有別於人生的另外的可能。我最近就是在思索著「另外
的人生」或「可能的人生」這回事。我把這定義為一個男性小說家在「人生
過半」的時期的一種惶恐和困惑。人生過半，結了婚、生了孩子，而且還陷
於寫小說這種虛無的行為裡，因著寫小說的不實在，而又在在蠶食著真實人
生的時間，而加倍覺察到人生的「無法挽回」。你在「夢」裡尋找到這種狀
況的感懷方式，我卻在物理學關於時空的觀念裡找到寄託的模式。這現在很
難三言兩語去解釋。總之，你所說的正是我在思索和感受到的。夢和小說本
來都是孤獨的，又因孤獨而內向，而自我中心。當中很容易只有「我」的存
在。但如果交織起來，就有了「我們」的存在。我們在寫小說，我們在彼此
的夢裡相遇。雖然都好像是假的，但其實再真切不過了。沒有小說是不行的
。有了小說，我們就稱得上是我們。
駱以軍：關於「小說家變成別人的父親」這件事，是否修改或變焦了注視世
界的方式。你在《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這本遊記中有一段讓我著迷的
描寫。那是在旅次將要展開之初，你對必須將之留在香港的八個月大的兒子
的掛惦和憂心，各種災難的意象：SARS、日本的地震，年輕時旅行北義大利
的小教堂、幾年後在新聞看到它在地震中塌毀……等等，你且提及德國作家
W. G.
Sebald的小說，關於Kindertransport的行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戰前
夕，一個志願行動把一萬個猶太小孩送往英國。他們的父母或其他的（一百
五十萬）猶太兒童大都死在之後的納粹集中營裡，我想到您屢屢提及的大江
健三郎。我年輕時曾努力抄讀他的《個人的體驗》──那近乎他個人的遭遇
──一個男子在妻子生下一腦疝症嬰兒「怪物」後，痛苦自棄地在東京街道
上大玩殘虐暴烈的自我放逐，似乎在對抗那「女膣恐懼──怪物的出口」。
但近二十年後我讀到他的《靜靜的生活》，那個怪物，腦疝嬰兒長大了，走
進成人的世界。有一幕，他透過一個女兒（我不知是否虛構的），那個腦疝
男孩的妹妹的口吻，描述一個畫面：在一次東京地鐵月台車已進站的時刻，
她的哥哥突然發病，歪跌傾倒（像關掉開關的小叮噹），車門湧出的人群粗
暴冷酷地推擠淹沒他們。她哥哥的口中發出廢棄金屬燃燒的臭味。但在這樣
置身人體潮流中無比孤立的時刻，女孩突然發現，處在失能狀態的哥哥，以
一種奇怪的角度，在人潮中改變位置，變成他以背肩遮護著這個妹妹。
那時，讀到這裡，我心裡想的，套句另一本小說中的話：
這就是我所要的，這是我以為必須留意的，我就要我的生命像這樣。
【2004/11/14 聯合報】 ＠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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