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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
（一）
康樂和黃進興在1981年主編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從某一個意義上來說，
可以看成台灣當代史學努力引介西方史學論著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台灣雖然
還處於戒嚴時期，許多西文著作都受到管制，但是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只要願
意，還是可以接觸到許多理論和實證作品。而且在當時相對單純的環境下，學
生對靠著原（英）文吸收新知，反而有極大的熱忱。
一方面，這個時候的學生以直接閱讀原文書為傲；一方面，市場上也很少有歷
史類的翻譯著作。《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雖然是一本小書，卻意圖涵蓋許多重
要的課題（包括歷史是科學嗎？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政治史、思想史的
價值，社會史和社會歷史，經濟史、歷史人口學、量化、心理學、科學史、藝
術史），[１]難怪引起相當的矚目。由余英時教授慎重其事地為這本書寫序，
以及譯者的堅強陣容，都不難想像當時的歷史學界是把這本譯著當成什麼樣的
大事來處理。
此後，隨著一批在西方受過專業訓練的年輕學者返國，學術環境日趨熱絡，翻
譯工作也受到更多的重視。其中，由康樂主編的新橋譯叢尤其醒目。在1980年
代十年間，先後問世的譯作近二十本。除了一系列韋伯的著作外，在史學方面
的譯著包括了《史家的技藝》、《歐洲經濟史》三冊，以及一本《年鑑史學論
文集》。[２]
所謂「十年有成」，這一套叢書在康樂長期策劃下，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台灣
學界對韋伯學說的認識，這一套譯叢應該有很大的貢獻。在史學方面，幾本譯
著的譯者、編者，像是梁其姿、張彬村、周婉窈，都是專業的歷史學者。從早
期閉門苦讀原典，到自己下海從事翻譯，進一步說明了譯作在史學界受到的重
視。在早期介紹年鑑學派的努力中，梁其姿編譯的《年鑑史學論文集》和周婉
窈翻譯的《史家的技藝》（作者Marc Bloch是年鑑第一代的創始人），是兩本
重要的作品。
（二）
進入1990年以後，翻譯作品的類別日趨多元。在出版社方面，除了麥田和盧建
榮主編的西方經典著作，其他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也參與了這一波的翻譯事業。
除了理論著作之外，這一波譯作和1980年代比較不同的是，更著重在實證性的
作品，並且兼顧了西洋史和中國史的論著。
在理論方面，這一波的關懷重點，和1980年代康樂、黃進興主編《史學與社會
科學》時，已經大不相同，後現代的影響清晰可見。在這個部分，我覺得《歷
史的真相》[３]一書最具代表性。三位作者都是從事實際研究的歷史學者，而
且都是女性，相當「政治正確」。這本書對後現代史學的發展，其思想社會背
景，有深刻有趣的分析。作者們一方面對後現代史學抱持高度的同情，一方面
又站在史家的立場，對後現代主義中強烈的相對主義意涵有所批判。
本書的譯者曾翻譯過費正清的《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因為部份人名和
專有名詞的誤失，受到一些批評。再度翻譯《歷史真相》一書，除了譯筆風格
略顯艱澀，也有不少誤譯之處。我原本答應幫這本書寫一篇序言，在翻閱原稿
後，發現不能不負責任地只寫一篇序言，於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沒有報酬
的情況下，將原譯文作了許多修正。但對譯文的風格，卻沒有更多力氣更改。
全書印行後，固然被學界普遍採用，但也有一些對譯文的批評。我一方面覺得
遺憾，一方面仍然認為這本譯著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在西洋史譯著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年鑑學派的一些經典性代表作品，開始
陸陸續續被引進國內。如果說在台灣過去十幾年的史學研究中，有一種派別能
引起持久而廣泛的興趣，必定非年鑑莫屬。在梁其姿、汪榮祖、賴建誠及甫當
選中研院院士的夏伯嘉等人的介紹下，年鑑學派很早就成為歷史系學生耳熟能
詳的名字。透過各種各樣的介紹文字，我們對年鑑的歷史、演變、代表人物和
著作，都知之甚詳，但年鑑學派實際的歷史作品，讀過的人大概不多，就像英
文中說的more talked than read。
Braudel譯作的問世，卻打破了這種局面。曾有西方的評論者說過，如果諾貝
爾獎有歷史獎的話，Fernand Braudel一定是最佳人選。這句話很容易就可以
讓我們看出Braudel在年鑑學派及整個西方史學界的影響。而在Braudel諸多著
作中，三本以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為題的巨著，
更是他享譽學界的代表作。這套書的法文原著於1979年起陸續出版，英譯本第
一冊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則於1981年在美國、英國各出版社出
版。中譯本《15到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則由顧良、施康強譯
出，於1992、1993年由北京三聯書局出版。台北的貓頭鷹出版社買下大陸本譯
文的版權，在1999年出版了繁體字版。
這種由台灣出版社向大陸取得中文譯著的版權，在台灣再出版繁體字版的作法
，最近幾年相當流行。台北商務出版的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達爾文的
《物種原始論》、蒙田的《蒙田隨筆》等一系列的經典譯叢，是很好的例子。
下面會提到的《叫魂》是另一個例子。台灣出版商的這種作法，固然反映了兩
岸整體經濟趨勢的某些面相（大陸生產、台灣加工或包裝），也顯示出中國大
陸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上的努力。
以Braudel的作品為例，不僅上述三本名著早已經譯成中文，他的其他幾部作
品，像《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法蘭西的特性》等，也都有譯本。
除了像蒙田、孟德斯鳩這一類的經典作品，或是布羅代爾（台灣譯為布勞岱爾）
等西洋史研究的名著，大陸各出版社也大量翻譯了海外學者（西方人或華人）
的中國史論著。其中，江蘇人民出版社有計劃地出版「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最引人注目。其他各地的出版社，從北京到南京社科院，到貴州人民出版社，
也零零散散地翻譯了不少著作。整體來看，西方，特別是美國學界的重要中國
史論著，幾乎都可以在中國大陸找到中文譯本。這些譯作固然偶爾會出現一些
不可思議的錯誤，像是把Perry Link對二十世紀初葉鴛鴦蝴蝶派的研究[４]翻
成「北京鴨與花蝴蝶」，但大體而言，卻為我們在台灣的歷史教學帶來莫大的
便利。
回到台灣的年鑑學派譯作，除了布勞岱爾的三冊巨著外，麥田出版社在今年又
出版了年鑑學派最暢銷的代表作《蒙大猶》。[５]和布勞岱爾一樣，這本書同
樣是台灣史學界談論不已，卻鮮少有人閱讀的名著。從一座村落的地理生態談
起，本書詳細描述了一群鄉下人的婚姻、感情、宗教、性愛、死亡。新鮮的視
野和書寫，不僅對研究者、學生有示範啟迪之功，在台灣一片書寫村史的熱潮
中，這本書也應該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除了法國的年鑑學派，英國以Past & Present期刊為中心的左翼史家的作品，
也陸陸續續被譯介到台灣。其中，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作品，被麥
田出版社大量譯出，最為醒目。《資本的年代：1848-1875》（1997出版）[６]
，《帝國的年代，1875-1914》[７]，和《極端的年代1914-1991》[８]三部曲
，雖然是卷帙浩繁的通史性鉅著，但由於霍布斯邦的文字流暢、取材新穎，再
加上時報開卷版十大好書的推波助瀾，在市場上引起極大的回響，至少售出七
、八千套，是學術性歷史著作少見的成績。
接下來，麥田又出版了霍氏的《民族與民族主義》[９]、《盜匪：從羅賓漢到
水滸英雄》[１０]和《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
[１１]。前者放在台灣社會激烈論辯的民族認同的架構下考量，其實有相當強
的現實意義。後兩本書雖然是一般性地討論民眾叛亂問題，但對西方學者處理
中國民眾叛亂問題，仍有相當的啟發。像Elizabeth Perry的經典名著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就引用了Hobsbawm在上述兩本書中的見解。我們在熟讀了西方
學者對中國群眾叛亂問題的各項研究後，再回過頭來讀這兩本霍氏的中文譯著
，格外能體會二者發凡摘要的貢獻。學生如果對社會史中的相關議題感到興趣
，這兩本書無疑地是最佳入門著作。
在霍布斯邦之外，麥田又出版了Past & Present大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勞倫
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名著《英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
。[１２]雖然是英國左派史家的作品，但和上述年鑑學派勒華拉杜里《蒙大猶》
一書中的議題，遙相呼應，有許多共同關懷的課題，這些課題也形成了當代史
學的主要特色。
除了霍布斯邦、史東，由盧建榮主編的這一套麥田歷史選書，最近即將出版另
一位英國左翼史家E.P. Thompson的成名作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短短幾年間，這套書系己經在英、法史學名著的譯介上，建立了一定
的聲譽與基礎。今年，麥田接受純智文教基金會的贊助，開始進一步規劃一系
列的西洋史名著的翻譯工作。如果這一套書系夠穩定的持續下去，必定會為台
灣的西洋史教學和研究，奠定紮實的根基。
除了西洋史著作的引介，第二波（1990年代）翻譯潮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西
方學者寫的中國史專著也受到青睞。其中，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最為
市場所鍾愛，各種譯作相繼問世。台灣第一本譯成中文的是他的百萬暢銷名作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
1980。這本書在1981年問世以後，成為美國學者的中國研究中最暢銷的大眾讀
物，鋒頭之健，完全不輸給前述的《蒙大猶》。中文版在1994問世，題為《知
識分子與中國革命》。[１３]可惜的是，這本在西方世界叫好又叫座的名作，
卻被台灣的中文譯者白白糟蹋。譯文表面讀起來流暢通順，實際上卻是錯誤連
篇，令人不敢置信。更糟糕的是，作者還自作聰明用他的反共八股評點全書，
嚴重玷污了原作的意旨。[１４]
接下來出版的是：《胡若望的疑問》[１５]和《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
。[１６]陳國棟在聯合報的一篇書評中，對後者有不少的微辭。
除了這幾本已經出版的作品，史景遷的其他幾本著作也已經先後譯成，即將出
版。包括他的近代史教科書（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時報），洪秀
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nquan）（時報），以及《婦人王氏之死》（麥田）。我參與了後者的
譯文還原、潤飾工作，深知其苦。也寫了一篇導讀，將這本書放在美國中國史
研究的脈絡中加以定位。
大體而言，史景遷的各項著作，和史東，特別是霍布斯邦一樣，承繼了英國史
學中優良的敘事傳統，對台灣枯澀、貧乏的史學著作，應該有一新耳目的示範
效果。《婦人王氏之死》一書，不僅彰顯了史景遷高超的敘事技巧，也在美國
的中國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中，另闢蹊徑。我在序文中，特別拿這一本小書和
台灣的區域史研究作對比，希望能對學生有一些啟發。
在史景遷之外，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１７]系列，和他的晚年定論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也先後譯出。前者以重大的課題為主，呈現西方
學界（包括西方學者和華人學者）對中國各個朝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後者是一
本通史性的作品，大量引用了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成是這位漢學泰
斗對他辛勤創建的帝國的最後巡禮。
在我自己的解讀中，西方漢學過去二、三十年中最耀眼的成就，應該是在社會
史研究這個領域，其中包括了地方組織、士紳社會、民眾叛亂、民間宗教、地
方社會等。這個領域中出色的作品相當多，其中大多數都有簡體字的中文譯本
。我自己在教學時，相當仰仗這些譯本，因為現在一般的研究生多沒有閱讀英
文原作的能力。多數研究生靠著這些中文譯本，進入一個他們前所未知的中國
社會。也有一部份學生，因此引發濃厚的興趣，投身中國或台灣社會史的研究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譯本的功用絕不容輕估。
在這個社會史的研究領域中，費正清的學生孔復禮（Philip Kuhn）是相當重
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兩本專論《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和《叫魂：乾
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都分別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其中《叫魂》一書，和
上述許多譯作一樣，跨海來台，以繁體字重新印行。[１８]本來無人聞問的譯
作，經過幾家報紙書評版的介紹，敗部復活，引起相當的注目，最後並入選時
報開卷版的十大好書。經過媒體的報導，這本書引起歷史之外許多專業學者的
興趣，也像其他幾本書一樣，有比較廣的讀者群。
由於這本書在市場上有不錯的反應，同一家出版社決定循同一模式，將孔復禮
的另一本中文譯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從中國大陸引進台灣。
這本書是Kuhn的成名作，是相當專業的學術性著作，很難喚起一般讀者的興趣
，但卻是了解中國基層社會的經典作品。如果出版社願意引用同一模式，引進
另外幾本代表性的中文譯本，將可以大大提高學生對中國社會史的了解。
從上面簡略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幾個重點。一、新一波的後現代理論，成為
這個時代歷史學界的新寵。二、和1980年代的譯著相比，實證性的歷史著作受
到更多重視。絕大多數的譯本都是實際的歷史研究，和理論無涉。三、不論是
法國年鑑學派，或英國左派史家，在敘事和題材上，都有許多開創，對台灣史
學界的保守氣息，應該有相當大的衝擊。四、中國史的譯作也慢慢出現。其中
不論是費正清的中國史新論，史景遷的敘事技巧，或孔復禮在社會史、文化史
上的原創性研究，都應該會為本地學生帶來耳目一新之感。有心的學生，其實
不難在這些譯作中找到更寬廣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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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康樂、黃進興主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台北，華世，1981）目
錄。
[2] 這一大套由康樂主編的新橋譯叢，均於1989年由遠流出版社出版。
[3] 台北：正中，1995。
[4]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5] 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udurie)著，許明龍譯，《蒙大猶：1294
-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台北：麥田，2001），2冊。
[6] 張曉華等譯，1997。
[7] 賈士蘅譯，1997出版。
[8] 鄭明萱譯，上下冊，1996。
[9] 李金梅譯，1997。
[10] 鄭明萱譯，1998。
[11] 楊德睿譯，1999。
[12] 刁筱華譯，上下冊，2000。
[13] 張連康，絲路出版社。
[14] 我和南方朔曾經分別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書評版中，對譯者提出嚴肅
的批評。
[15] 黃秀吟、林芳梧譯，唐山，1996。
[16] 台北：商務，2000。譯者是阮叔梅。
[17] 原書名為China: a New History, 譯者是薛絇，正中出版，1994。
[18] 台北：時英出版社，2000，譯者是陳兼、劉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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