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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
聽說佛洛伊德生前的一大疑問是：「女人想要什麼？」他想研究這個問題，
因為他畢生都在探討男人想要什麼，而女人只是被要的對象，至於女人要什
麼卻不被討論。我們也可以問：「『男人扮成的女人』想要什麼？」人們通
常只討論男人會被男扮女裝的相公吸引，卻不問相公本身想要什麼，甚至不
讓相公開口說話。在巴金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家》之中，小旦是道具，用來
強調封建社會醜惡面──他們沒有開口的機會，更不可能為自己的處境辯護
。《家》只寫出老男人迷戀小旦的美色，卻沒說小旦心裡想要什麼。不過，
九年之後，一九四○年的《秋》對於小旦的態度則變得溫厚。早在《家》就
露過面的某位小旦，終於在《秋》的結尾吐露自己的處境：在亂世之中，他
沒有錢也沒有家，但只要鎖定一位恩客，他就有了金主也有了家人。恩客貪
圖飯飽之後的淫慾，而相公只要淫慾之前的飯飽。
據我猜測，相公的地位約莫在一九四○年代出現變化。先前，相公是舊社會
的同路人，被當作封建時代的幫兇；之後，相公站在舊社會的對立面，變成
封建時代的受害者。《家》和《秋》對於相公的態度不同，呼應了相公定位
的改變。一九四○年代起，相公有了說話權，愈來愈理直氣壯，甚至背負起
國仇家恨。《臥虎藏龍》原著作者王度廬在一九四八年推出的武俠小說《燕
市俠伶》就是個好例子。小說主人翁乍看是女孩，其實是男旦，他的父親也
是「孌童」出身。
主人翁不男不女，正好對應其他曖昧屬性：他乍看只是伶人，其實也是武人
；看似要在燕市（即北京）賣藝，其實是要行刺朝廷大官、為父報仇。周遭
男女因為俠伶而勾動淫慾，而俠伶只記掛倫理。俠伶為父報仇，是大孝；他
決心刺殺帝國中央的奸臣，又是大忠。在《家》，旦角是「家」的污染來源
；在《秋》，旦角變成「家」的同情對象；在《燕市俠伶》裡，那家不家、
國不國的時代，旦角更升格為「家」與「國」的捍衛戰士。
中共政權成立之後，中國文壇風雲變色。奇的是，相公並沒有馬上打入黑名
單，反而翻身為英雄。秦瘦鷗在一九五六年印行的《秋海棠》以男扮女裝的
旦角作為主人翁；此書膾灸人口，被著名導演馬徐維邦改拍為電影。這位伶
人痛恨自己被色慾薰心的軍閥當作女人對待，也感歎形狀如秋海棠葉子的中
國被凌辱，於是便放棄原本陰柔的藝名，改而自稱「秋海棠」──他認為自
己和中國是命運共同體。以家國為重的秋海棠，也進一步調整形狀了相公和
「家長／父親」的關係：長久之來，從《陶庵夢憶》、《品花寶鑑》到巴金
的小說，相公認恩客作父，是父親角色的「玩物」；在《燕市俠伶》中，相
公為父報仇，化為父親角色的「分身」；在《秋海棠》中，相公娶妻生下後
代，更進一步成為父親角色「本尊」。從一個角度來看，相公成為父親，擺
脫了不男不女污名，彷彿為相公一族爭取尊嚴，看似進步；可是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相公迎合傳統家庭的邏輯，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回歸傳統。
在眾人熟悉的《霸王別姬》中，旦角程蝶衣固執守舊，而生角段小樓卻隨波
逐流。在小說版本中，小樓放棄戲曲，移居香港，可是蝶衣在文革前後都守
住梨園工作。雖然蝶衣曾被不同政權視為叛賊，但他每一次背叛其實都是效
忠的表現：政權要他別演，可是他偏偏要演；他在背叛政權的時候，都是對
中國傳統戲曲效忠。雖然多次被罵作相公，捲入男色糾紛，但蝶衣始終如一
。小說中流離失所的寶劍，始終都是由蝶衣守護，小樓反而守不住——這寶
劍正象徵了傳統的薪火。
《霸王別姬》小說原著和電影版本最大的差異之一是：前者有香港觀點，後
者沒有。李碧華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完成小說初稿，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回歸一
事後不久。李碧華陳述香港不知何去何從的心情，不過採取中國觀點而非香
港觀點的導演陳凱歌並沒有沿襲這份心意。另一位和香港觀點對立的中國作
家凌力，在一九九九年出版一部慶祝香港回歸中國的長篇小說《柳搖金》。
雖然《柳搖金》和《霸王別姬》的政治關懷不同，《柳搖金》的主人翁「柳
搖金」也是難辨雌雄的旦角。在梨園裡，戲班子就是戲子的家，故稱「家班」
；在家班中，程蝶衣和柳搖金這種不男不女的旦角反而是家的棟樑，比一般
男子更強悍可靠。程蝶衣和柳搖金再三遭受性搔擾，卻不屈不撓，愛家愛國
。
我在這篇文章談論小說中的戲子，而不是現實社會中的相公。二十世紀的小
說家不斷把相公和性事區隔開來，彷彿只要相公不做愛就可以走出社會底層
的陰影。可是，現實社會中的相公要吃飯，不像小說中的相公一樣爭取抽象
的尊嚴。他們必須看市場的臉色來辦事：在戲曲仍有賣相的時候，相公們可
以純賣藝，也可能掛羊頭賣狗肉，以賣藝之名行賣肉之實。史家指出，在一
九三○年代的上海，常見女性裝束的男孩阻街拉客；這些女性化男孩被叫作
「兔子」，據稱來自〈木蘭詩〉：「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典故
。後來中共政權成立，妓男妓女都被掃蕩；不過，近年來「money boy」
（收錢的男孩）在各大都市興起，彷彿相公投胎轉世。但消費者口味已變，
「money boy」不穿女裝而要亮出陽光肌肉，不唱戲曲而改唱卡拉ＯＫ。關
錦鵬的電影《藍宇》以「money boy」為主題，電影裡的「money boy」和小
說裡的相公一樣講究情義、不論金錢──這種理想，畢竟和金錢至上的社會
現狀有所出入吧。
俗話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文學、電影裡的婊子、戲子卻傾向抵抗這
種刻板印象，不斷證明妓女、相公也有情有義，甚至大忠大孝。二十世紀小
說裡的相公，和十九世紀的先輩大不相同：《品花寶鑑》的相公風花雪月，
二十世紀的相公卻更在乎情操。然而我們左右張望，在文學之外，不但相公稀
少，連情操也都罕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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