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人同行
西蒙波娃在馬賽只待了一年，一九三二年，她前往里昂執教。她的授課內容吸引了
不少學生，其中有位金黃頭髮面色蒼白的漂亮白俄姑娘奧爾佳。西蒙波娃沒想到，
日後這個姑娘會在她與沙特關係中占據一席之地。
奧爾佳身上有種「心緒不寧的狂暴脾氣」，換言之，有種瘋狂，而這種瘋狂正是西
蒙波娃欣賞的特質。她比奧爾佳大九歲，兩人意氣相投，建立了密切關係。沙特透
過西蒙波娃認識這位女孩，他被她迷住了。很明顯，他努力地取悅她，西蒙波娃將
一切看在眼裡，但她並不吃醋，她想努力從這種「三重關係」中獲得充實。但事情
沒這麼簡單，沙特熱烈地愛著奧爾佳，「變得如杜鵑般瘦削和狂熱」，這是他與西
蒙波娃在一起所沒有的瘋狂，西蒙波娃感到了一種羞辱。
三重奏不能再持續了，奧爾佳沒取得教師文憑，為此她的父母很生氣，要她回家。
行前，奧爾佳與沙特發生了幾次激烈爭吵，兩人愛情告終。當她重新回到他倆的生
活中時，奧爾佳的妹妹萬達出現了，這次沙特把愛情轉移給她，他為她特別寫了齣
〈間隔〉的戲，一種新的激情來臨了，並且這次的激情持續了很長時間。大戰中有
一年，沙特聽聞萬達生病喀血，他打算娶她，這樣他才能被獲准去看望她，他甚至
為了她把與西蒙波娃的通信銷毀，因為怕萬達看見。不過這件事他告訴了西蒙波娃
。
沙特說：「在青春期，當我能愛女人的時候，我想要她的全部。」「獨身生活是我
的原則，我生來就是當光棍的。」
他們這種獨特的愛情宣言，衍生出兩個鮮活開放而絕對自由的個體，這種相處使他
們避免了在婚姻體制內極可能遭遇的情感磨損、厭倦與疲乏，（西蒙波娃後來說過
：「我和沙特的關係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來，我們只有一次
在就寢時是不和諧的。」）而使他們更充分地激發解讀彼此生命的慾望與興趣。在
跨過了常規的情愛形式後，他們進入一種更深層次的理解之中。
愛侶、朋友、並肩作戰的鬥士
沙特一直對遇到的女孩們說，她們應該寫作。他說一個人只有創作虛構出來的作品
，才能避開生活中的遭遇。而西蒙波娃最有力地實踐了他的觀點。她頭腦明晰、意
志堅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烈的好奇心。
西蒙波娃的第一部作品是小說《女賓》（L' Invitee）。《女賓》的主題明顯取材
於一九三三年的沙特－西蒙波娃－奧爾佳三角情感糾紛。在這部小說中，西蒙波娃
避開此類主題慣用的心理分析和手法，而向讀者展現了存在主義小說的模式，特別
提出了「他人」這個存在主義關注的重要問題。第一部小說的成功促使西蒙波娃放
棄了中學教職，投身寫作。一九五四年，西蒙波娃的《名士風流》獲龔固爾文學獎
。這部小說是法國戰後左派知識分子圈子裡最優秀的小說之一：它描繪形形色色知
識分子的形象，戰爭勝利後的幻想及其破滅，與共產黨、東歐、美國矛盾又困難的
關係，面對殖民主義的無能為力以及對古拉格現象的覺悟……這本書在法國知識界
引起如此巨大的回響，對現實產生如此巨大的衝擊，出乎作者預料。
一九四六年，西蒙波娃與沙特有過一番對話：
西蒙波娃：「我想要寫一寫自己。第一個問題是：做一個女人對於我意味著什麼？
我以為我很快能把這個問題打發掉。我從來沒感到低人一等；對自己的女性性別也
不感到煩膩。我跟沙特說：『對我而言，你幾乎可以說，這個無足輕重。』」
沙特：「即便如此，你的教養還是與假如你是一個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應該
再往深處看看。」西蒙波娃：「我看了，結果是一種醒悟：世界原來是一個男性世
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編造的神話所滋養。」
這期間，西蒙波娃開始伴隨沙特頻繁地出訪。她對旅遊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常常
徒步或騎自行車考察風情景物。一九四六年，他們到了義大利。沙特安排了兩個講
座；他們被照顧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她穿了件晚禮服，並不華麗，只是又黑又
長，是從法國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兒借來的。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間，西蒙波娃三次赴美國，第一次是去講學，後兩次是專程
探望美國作家尼爾森．艾格林（Nelson Algren）。她的美國之行產生了一樁熱戀
事件。
她第一次離開以沙特為中心的小資產階級文人圈子，一頭栽進美國文學界、學術界
的飯局。可以想像，這位和男人們坐在一起侃侃而談的「沙特的女人」招來怎樣好
奇的注視。這時她的一位重要情人出現了，尼爾森．艾格林，成長於芝加哥藍領工
人區，偷貨車流浪過，被判過監禁，離過婚，以寫貧民窟為己任，住在租金十美元
的貧民區的一間房裡。
他身高一八五公分，強健英俊，像西部片裡的男主角，他簡單地認為西蒙波娃「棒
極了」，他毫不遲疑地讓她知道一個男人該如何表達對女人最直接的喜歡──擁抱
熱吻，廚房中的旋轉，把她帶進臥室；他帶她泡臭名昭彰的酒吧，帶她去見小偷、
毒品販子、妓女，那些正朝著毀滅加速行進的人，讓她知道美國並非是人人都開著
汽車住著洋房的國家；他跟她談美國的種族問題，推薦給她政治經濟學家繆爾達
（Gunner Myrdal）的《美國的兩難境地：黑人問題與現代民主》，她非常喜歡，
這本書對她的寫作具有深遠影響，她的構想開始朝社會學方面打開。
當她一九四七年四月第一次從美國回來，朋友們驚訝地發現她戴著一枚銀戒指，這
枚戒指她到死也沒有摘下來。她與情人尼爾森‧艾格林相互戲稱「青蛙妻子」與
「鱷魚丈夫」，但這不僅僅是玩笑話，他是她心中最有丈夫感覺的人。多年後，西
蒙波娃寫自傳時，她對自己強烈的情感仍然直言不諱：
「人們議論他，說他不穩定，心緒陰沉，甚至神經質。我喜歡做唯一理解他的人。
如果說他有時粗暴、直接，如人們所說，也是出於防衛。他具有那種人間最稀有的
、我應該稱作『好』的品質，如果這個詞還沒有遭到如此踐踏。讓我說，他真正關
心人。」
回到法國，西蒙波娃發現沙特的美國情人還待在巴黎沒走，她與沙特只好躲在郊區
的小旅館裡，想念尼爾森．艾格林使她的情緒低落得常常在公共場合哭泣。
「我度過了難受的兩個月。重返芝加哥並非不可能，然而放棄難道不更好？我焦躁
地把自己問得發狂。為了鎮靜自己，我不得不吃藥。很可能，這些哭泣是我向衰老
及隨後而來的終結投降之前最後的反抗：我仍然想要把陰暗從光明中分離出來。突
然間，我在變成石頭，而鐵條在鋸開它，那真是地獄。」
同年九月她再度飛往芝加哥，倉促之中乘了一架老掉牙的飛機，中途一個發動機居
然壞掉，一路上幾經風險。
這一年，沙特因發表反戴高樂的廣播演講而結下了大量的敵人。他與西蒙波娃常常
是漫畫素材，穿高領衫、芭蕾舞鞋的男女青年成為存在主義的可笑符號。敵人的數
目似乎與名聲成正比，沙特的劇作《勝利者》、《紅手套》相繼上演。西蒙波娃在
給尼爾森．艾格林的信裡，向情人描述了她在巴黎井然有序的生活：八點到九點之
間起床，走到雙叟咖啡（Deux Magots）喝咖啡，讀報紙，在那裡獨自工作到一點
。與母親，俄國女友，或猶太女友一起吃午飯。之後她到莫雷爾（Morel）夫人的
公寓裡與沙特會合，下午的時間用來與沙特獨處。晚上，根據沙特的需要，他們去
參加政治或社會活動，或者回到她的房間，開著收音機，做各自的事。
「互告新歡，而又執著於舊愛」──她奇特生活方式的最大優點是別的成年女人最
缺乏的──充裕的獨處時間和精神自由。她選擇住在旅館裡，因為她從很小起就不
打算過她母親那種「家庭主婦」的生活──她不要做家務，「既不為別人做，也不
為自己做。」
這一年頻繁的活動，及朋友們的種種需求，使得她無法集中精力做她最想做的兩件
事：一是寫《第二性》，二是策畫她與尼爾森．艾格林的密西西比─南美之行。計
畫中四個月的假期給了兩位情人很多愉快的想像。但尼爾森．艾格林不明白，為什
麼西蒙波娃和沙特，在身體上的熱情完全消失之後，仍然認為彼此是首要的。他開
始發問「為什麼不能永遠在瓦巴尼亞街留下來，當我的妻子，為我煮肉，就著水龍
頭洗襪子？」
而西蒙波娃只能在信中為他保證一個無限美好的夏天。
沙特與寫作已成為她無法割捨的生活重心，這兩者與她血肉交融，是她的意義所在
。當然，她也不能夠輕易割捨尼爾森．艾格林。他的求婚使她獲得了一個女人莫大
的心理滿足感，她在信中溫情脈脈，以膽小聽話的「青蛙妻子」自居。他們之間的
通信後來被發現長達一六八二頁，信中充滿「我的愛」、「我鍾愛的密西西比河的
丈夫」之類的稱呼，並且她說：「七十六歲時我們一起去死。」
隨著《第二性》的寫作藍圖的日益清晰，她愈來愈離不開她所熟悉的圖書館和她的
資料，沙特也時刻需要她充當私人評判與編輯。為此，她告訴尼爾森．艾格林四個
月的假期必須縮短為三星期，這使得她的情人在共度的最後幾天裡臉色陰沉。
他們終於一起去旅行了。然而在美好的風光中，兩人對事物看法的不同造成的一些
不和諧也顯現出來，她不得不告訴他，要提前結束假期，因為要和沙特一起修改一
個電影腳本。尼爾森．艾格林很生氣，西蒙波娃甚至感受到了他的敵意，她能理解
他，因為她在接受他的愛同時又不能放棄沙特。她還是提前走了。
一段時間後，尼爾森．艾格林的氣消了，兩人又有一次去義大利等地的長途旅行，
這次旅行很愉快。不久後，他獲知自己得了普立茲獎，這個獎相當於西蒙波娃所獲
得的法國龔固爾文學獎。
兩人的關係因為距離還是逐漸淡了下來，尼爾森．艾格林終於不能忍受這種愛情相
處方式，他對於她的生命仍屬於沙特這一點感到失望。他給她信的最後一句話是
「到此為止吧」。
一九八一年，記者採訪尼爾森．艾格林時，他對西蒙波娃「把他的愛情當作一種偉
大的跨國奇遇發表」和出版他的情書感到大為光火，這時他已七十二歲，有心臟病
，第二天，原本是他的小說記者會的日子，他卻被發現心臟病突發而死在家中。
告別的儀式
一九四八年五月，《第二性》頭幾章開始在沙特主辦的《現代》雜誌上連載，出現
非常熱烈的社會反應。
真正密集的寫作在七月西蒙波娃從美國回來後才開始。為了完成龐大的寫作計畫，
她不時靠藥物維持夜以繼日的突擊。酒和藥影響了行文質量，讀者發現她常常把相
似的話翻來覆去地周轉。九月份她隨沙特去阿爾及利亞，幫助他寫《髒手》的電影
腳本。這時候，西蒙波娃早已失去了教書的工作，靠沙特的資助及《現代》的稿酬
度日，她把對沙特的幫助視為接受沙特支票的理由。寫作的時間被占據，她心急如
焚，因為這時她剛剛涉足她始終不信任卻認為不可迴避的心理學。在對佛洛伊德心
理學的批判性陳述中，她再次揭示：生物、生理的因素不足以構成所謂「女性」，
社會秩序透過家庭結構間接地參與了對「女性」的心理軌道的複製。她的看法為後
來的女性心理學開了一個頭。（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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