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劉艷萍
□受訪：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ꄠ 大學應該有一種青春精神
《大學周刊》：您曾經專門撰文描寫過您的大學生活，並把大學稱作您的精神
搖籃。您覺得現在大學生的大學生活與您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活相比如何？
許紀霖：如果現在和上世紀８０年代比，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活沒有我們當年
那麼精彩。雖然現在的大學生的私人生活是很豐富的。比如說有各種各樣的娛樂，
私人情感的空間很精彩，也比較自由。但是在公共生活這一塊，現在遠遠比不上我
們那一代。
ꄠ 上世紀７０年代末，包括整個８０年代大學的學生生活非常豐富，我們有各種
各樣的活動，學生有各種各樣自願組織起來的社團，有學術的、有文化的、有趣味
的，還有各種各樣的戲劇等等。那時候整個大學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雖然也會考
慮一些個人前途之類的問題，但大多都是考慮一些比如說國家的前途之類的問題。
ꄠ 我想大學就應該是這樣，大學不是社會，大學有種特殊的氛圍，通過各種各樣
的活動體現出來。我現在還很留戀當時的大學生活，我個人的人格大部分是在大學
時候塑造的。那種激情，充滿一種青春精神，五四就有一種青春精神，大學也應該
有一種青春精神，大學不能太老成。我們現在的大學校園，青春的東西少了一點，
功利的東西多了一點，老成的東西多了一點。
ꄠ 《大學周刊》：您覺得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哪裡？
許紀霖：我想一個原因就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變化，社
會變得世俗化。這個大變化沒什麼好說的，因為社會上的很多東西都會投射到校園
裡來。
但是，另一個原因很重要的，我認為就是現在大學裡有各種各樣的壓抑機制，
當然那個時代也有那時的壓抑機制。現在比如說就業的壓力，學外語的壓力，農村
來的還有學費上的壓力，研究生還有發表論文的壓力等等。這樣的壓抑機制多了我
們就會看到很多欠缺，很多公共生活上的欠缺。這種公共生活的欠缺會造成很多不
好的後果。比如最近某高校三位研究生和一位職員兩周內連續自殺，當然原因是比
較複雜的。但是如果大學有一個比較好的氛圍、一些好的公共生活，他們的關注力
就不會僅僅限於自身。如果沒有另外一些興奮點讓他們從這些個人憂慮當中排解出
來，僅靠心理輔導作用是不大的。心理輔導治標不治本，治本是你要讓他覺得大學
的公共生活是豐富的、多彩的，投身其中是很有意義的，然後那些個人的煩惱就會
變得比較淡。所以這個公共生活的欠缺如果繼續存在的話，會有很不好的影響。
ꄠ 應試教育不是好的選拔方式，但適合精英流動
《大學周刊》：您怎麼看今天大學裡的人文教育？
許紀霖：我想現在大學的人文教育是非常大的一個欠缺。雖然大學一直說要有
人文教育，講座很多，活動也很多，但是這些和我剛才說的那些壓抑機制相比，還
是比較微弱的。這種壓抑機制實在太厲害了。
以前的大學理念認為大學是培養博雅人士而不是培養專才的。但是現在大學越
來越為培養所謂專才服務，作為一個導向，各種各樣的指標實際上就成為專業人才
而不是博雅之士的指標。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著名的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他一
直對大學理念有所探討。他說大學是教大學生們學習四件事：learn to learn學會
讀書；learn to do，學會做事；learn to together，學會怎麼共處；learn to
be，學會怎麼做人。也就是說你不僅學習好、有知識，同時你還應該是有道德有品
位有能力的人，還有你要善於和別人相處、有自己的凝聚力。這些才是大學真正要
培養的。但是現在大學離這個目標太遙遠，各種各樣的考核指標是非常片面的，而
其他的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根本沒有進入考核範圍。
在國外，甚至在中國的香港，他們對大學生錄取都是綜合的考核。除了要看三
年中學的平均成績之外，還要看是否參加過什麼活動，參與過多少義務性的工作以
及有沒有特長。他們要找學生獨特的地方，要的是有個性的人。而國內相反，大學
培養的是標準化的人，以某種科學的管理、標準化的名義來培養所謂的人才。大學
用標準化的考核讓學生進來，然後再按照標準化的程序一個個把他們生產出來。用
李零先生的話說，大學成了養雞場，大學生的體形都差不多，下出來的雞蛋也都差
不多。我發現原來很有想法很有個性的學生大學四年以後反而變得平庸。今天的大
學是什麼樣，明天的社會就是什麼樣。
《大學周刊》：談到大學的錄取標準，您曾經多次評論我國目前實施的這種研
究生選拔制度以及其他考試制度，這些評論曾經在網上引起激烈爭論，您現在的觀
點有所轉變嗎？
許紀霖：現在的考研制度越來越高考化、應試化，而高考制度更是應試化傾向
嚴重。對這種制度的弊端大家都有共識，而且大家都說要改變這種模式，但是現在
是口號喊得震天響，而應試教育反而在強化。
從專業的培養人才的角度來說，特別是對科技創新來說，對這些有極大妨礙的
應試制度為什麼還會存在呢？我一直都在困惑這個問題。前輩哲學家曾說存在的就
是合理的，它存在就肯定說明有合理的成分。一個學者不能僅僅對某個問題隻有質
疑而沒有思考。經過觀察和思考我認為，這是因為它同時能解決中國另外一個非常
大的問題，就是精英流動的問題。中國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社會，人人都希望往上流
動。同時今天又是個文憑社會，你要有文憑，特別是名牌學校的文憑，你才能在社
會上有立足之地。所以千軍萬馬都擠在這裡，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往上流動。國外
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有很好的選拔機制。我國目前也在朝更好選拔機制方向
努力。
《大學周刊》：我國是不是也可能取消高考制度而採取其他選拔方式呢？
許紀霖：這裡面有很多前提，一個就是首先不能有腐敗。如果教師有腐敗、學
校有腐敗，這個事情就敗壞了。在國外這方面是有清律的，它們的大學是有信用的
。而現在國內一般的民眾不信任大學和大學教授，總覺得這裡面肯定會有貓兒膩。
這是一重障礙。
第二重障礙就是，如果不通過高考，全部採用面試的成本很高。一個是大學的
成本高，因為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面試，作出公正的選擇。而對考生來說，他
的教育成本也很高。不僅要考試考得好，還要有一定的特長，除了教科書讀得好之
外，還要博雅，比如各種知識面寬廣、有某種興趣技能，比如彈鋼琴、下圍棋等。
這種選擇對誰有利？對富家子弟，對城市的小孩子有利。對誰最不利？就是那些在
農村的、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因為他們在文化上處於弱勢，知道的沒有城市的孩
子多，家裡各方面的資源也很少，更不要說什麼鋼琴、圍棋。考試越簡單、越規範
，對他們來說就越公平。
所以這樣一種不合理的制度恰恰又是蘊藏非常合理的機制。也就是在今天中國
這樣一個城市和農村差距以及貧富差距這麼厲害的社會裡面，這套制度至少讓底層
的精英可以往上流動，起到了某種安全閥的作用。如果這道門也關起來了，後面所
付出的社會代價還是很大的。
辦大學不能像辦連鎖店
《大學周刊》：現在很多考生報考都是首選北京上海等城市。您對城市文化很
有研究。您認為一所大學和一所城市有什麼關系？
許紀霖：城市和大學的關系非常密切，城市對大學有很大的影響。這幾年的考
生首選都是北京上海的大學，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造成一個不好的影響，就
是大學嚴重受到了城市之間和地區之間不平衡的制約。過去中小城市有一些好大學
在慢慢衰落。
一所好的大學也可以影響一所城市的風格，大學對城市有一個文化氛圍的無形
的熏陶。如果一個城市有所好的大學，這個城市的地位就會上升。比如美國波士頓
，由於名校雲集，所以它就成為了學術之都，很多精英都是從波士頓出來的。從學
術領域來說，地位超過了紐約。也有城市拖了大學的後腿，比如耶魯大學在紐黑文
，這個城市過去是一個工業城市，這些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開始衰落，因此對這
所學校也影響很大。
《大學周刊》：您認為應該如何找到突破口來重建大學理想？
許紀霖：現在大學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管得太多了。所以應該給大學以自主權
，然後給大學教師以自主性。我不敢說這是一個突破口，但是這個肯定是根本問題
所在。
要容許大學有自己的辦學模式，不要用一個標準來考核它。這首先就要少點行
政控制，不能用過多指標來對大學進行評估。大學評估一輪一輪地進行，打破了大
學正常的日常工作，有的學校還專門成立了迎評估辦。這完全是形式主義，沒有任
何意義。其實這是技術官僚的過度管理，這就是最大的阻礙。
其次，大學最重要的就是教授，不應該讓行政成為主導。現在大學是被各級管
理部門的行政人員控制著，而落實到大學這一層面，又被學校裡的各級行政人員控
制著，教授的自主權非常有限，不要說學校，連所在院系的一些基本事務都沒有參
與權，決定權都在行政手裡，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妨礙。大學教授沒有權力，他怎麼
會有參與感呢？這是一些很核心的問題，現在還看不出絲毫改變，如果這些不改變
的話，就會讓一些改革措施事倍功半，或者南轅北轍。
ꄠ 《大學周刊》：這樣造成的後果是很可怕的。
許紀霖：對。最可怕的是大學越來越千篇一律、千校一面、沒有個性，大家都
要學北大清華，所以現在都成了一種模式，大學越來越沒有個性，沒有個性的大學
絕對不是好大學，那只是大公司的連鎖店，連鎖店是最沒有個性的。
國內的大學都是比規模、比層次，這非常荒謬。像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一直
堅持小規模，每年招收學生也不過一千多人，而且拒絕商科、法科等所謂社會最需
要的學科，而堅持理科和文科。即使如此，該校的排名經常和哈佛大學不相上下，
這就是一個典範。另外美國有很多文理學院，根本不屑於成為大學，都是沒有研究
生院沒有研究生的，就是培養本科，但生源照樣很好，本科生質量甚至是超過哈佛
大學的，學費甚至還要比這些大學高。
大學不一定都要成為綜合性大學，國內好像是如果沒有研究生這個大學就完了
，很多專科大學都是很好的，非要搞綜合性大學，只有這樣分數才高、排名的時候
才能靠前。這種情況讓我越來越憂慮。所以要給大學自主權，就是要容許大學有自
己的辦學模式。
“不去管他”
《大學周刊》：現在大學老師量化評價方式越來越為人們詬病，有評論說這是
造成學術腐敗的主要原因，您對這個觀點怎麼看？
許紀霖：現在大學裡面一套所謂量化的管理，都是把大學教師作為一個雇傭勞
動者來看待。最近的大學教學評估到了非常荒謬的地步，甚至還要檢查教師的教案
。從來大學教師講課是自由的，哪兒有什麼檢查教案，這種做法都是很傷大學教師
的尊嚴。這樣做就首先預設大學教師都是可能要偷懶的，所以用各種嚴厲的東西來
管住他們，這種管理不僅不能培養大學教師的榮譽感和自律心，反而敗壞風氣。
造成學術腐敗愈演愈烈的原因很複雜，量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以量化的標
準來考核一個老師好與不好，使得某些老師鋌而走險，帶著冒險的僥倖心理，而事
後的懲罰措施又不嚴厲，這是體制上的原因。
學術腐敗另外一個原因也很重要，就是對那些抄襲者、剽竊者的處理。如果教
授有自主權的話，出現抄襲的情況後，就首先應該由教授委員會或學術委員會來處
置。在國外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就首先是由同行來處理的。因為他們是專家，可以
準確地來判斷這個問題是抄襲還是不是，然後給出一個相應的懲罰。而我國現在這
方面非常弱。這些都是造成學術腐敗的重要原因。
《大學周刊》：您認為應該如何改變這種狀態呢？
許紀霖：我個人覺得要先從基層做起。要首先賦予教師和教授以自主權，讓他
們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參與基層的一些事務。
北大、清華過去都有一些很好的傳統，有教授委員會，在此基礎上又有由資深
教授組成的評議委員會，評議委員有非常大的權力，有點像大學裡的議會，對校長
的某些重要決策，它們甚至有否決的權力。在我看來，根本不必與國際接軌，只要
與過去的傳統接軌，今天大學的許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至少可以先從重點大學
開始試點，先從基層做起，然後再推廣到全校。可以在學院和系級先實行這樣的制
度，成立教師委員會或者教授委員會，對那些系和學院這一級的重大事務，包括資
源的分配、職稱的評定、津貼的劃分等事務，都應該有一個民主的程序，而不能關
起門來由行政說了算。
包括學生也可以這樣做。很多事情可以讓學生自治，如果學生有違紀的，可以
有學生會、有道德法庭，讓他們自己來進行一些道德的制裁，如果問題很嚴重才到
校一級來處理，可以讓他們學會充分的自治、學會自我管理。去年上海大學的一個
學生留宿一個女同學，最後被除名，處理得太嚴，非常可怕。即使他錯了也要容許
他改錯嘛，而且問題也沒有那麼嚴重。這些事情完全可以由學生會、由學生自治的
機構來進行處置，現在這樣處理讓學生怎麼改正呢？哪個官員沒有犯過錯誤？官員
犯錯誤叫做交學費，學生交了學費卻不容許他犯錯誤。
《大學周刊》：很多人說現在這種環境很難出大師，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許紀霖：過去能出大師是因為規範知識、有關價值的知識是社會的中心，現在
這個中心已經轉移到自然知識、應用型的學科了。我們剛剛考進大學的時候，最優
秀的人才都在文科理科，以文科來說，優秀的人才又集中在中文歷史哲學系，而現
在這些系都沒有人會去了。現在最優秀的學生都在管理、金融、傳播等應用學科，
這非常明顯。這已經是不可扭轉的了。
今天這個時代太浮躁了、分心的事情太多，很多人變得急功近利。實際上學術
和研究是不能有功利的。比如普林斯頓的諾貝爾獎得主崔琦，他在談到自己為什麼
能得獎時說：“我就是覺得好玩，我每天走進實驗室，我的感覺每天都是新的，不
知道實驗會產生什麼結果，這讓我非常好奇。”他是帶著一種頑童的心態去做研究
，這樣成果才能做出來。
如果過於急功近利，道德上稍微擋不住就會發生抄襲作假。而且做一些創新的
事，風險是很大的，越是創新的東西失敗的幾率就越高。但是現在的制度好像只許
成功不許失敗，所以大家都選那種創新成本不是很高、很容易做出來的題目。
現在很多事情都給你時間限制，讓你三年內完成，甚至有的一年就要完成。而
好的成果至少要五年甚至要十年才能做出來。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社會要給學者
自由，給他們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要逼迫他，讓他按照自己的興趣去研究。如果社
會能夠有這種寬容的氛圍，讓學者潛心研究，倒是有可能出大師。而中國過去的大
師也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這幾天在讀李安的訪談錄，李安大紅大紫以後，許多人都讚揚他太太是賢內
助，他太太卻說：我不是賢內助，我從來都是leave him alone﹙不去管他﹚。我
讀了深為感慨。李安畢業以後在美國失業，在家裡一呆就是六年，他太太無為而治
，養著他，卻不管他，聽憑他在那裡胡思亂想、自由發展。假如我們的社會、我們
的大學、我們的研究院，能有李安太太這樣的大度和睿智，對有個性、有才華的學
者們，養起來，又不去管他們，leave him alone，說不定大師就會冒出來，諾貝
爾獎就不期而至了！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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