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傅山的世界
作者：白謙慎
出版社：三聯書店
ISBN：7108023342
出版日：2006.04.01
【書摘】
17世紀是中國書法史由帖學轉進為碑學的關鍵時期，而傅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
物。不同于以往治書法史的學者，本書作者白謙慎並不孤立地探討傅山的書法，而
是將之置於整個時代的文化架構中，藉曲學術思想、物質文化、印刷文化之發展史
的角度，由經歷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遺民情結的角度。來觀察、詮釋傅山的生活，以
及由之生髮的學術觀念與藝術創作。在試圖重新勾勒傅山的生活經驗之際，作者不
僅對中國書法史的這個轉折，也對17世紀的中國文化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觀照。凡
有興趣于明清易代之際中國社會之各側面的讀者，此書亦為必讀的作品。
此書英文、中文繁體字版甫出，即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熱切關注，被評為“迄
今為止研究單個藝術家的最優秀的著作之一”。
《傅山的世界》就是從傅山入手，去探討這一時期書法之演變的。所以確切地
說，這不是一本傅山的評傳；傅山的書法，作者只當作一幅折枝畫看，他要做的，
是循著折枝的倚斜之勢，於畫幅之外，去討尋它所來自的花叢以及生長的土壤。這
是一本以傅山為透視點的“十七世紀書法的演變史”，或以書法為透視點的“十七
世紀文化史”。“傅山的世界”，可說是一個與實相符的名字。
【目錄】
總序
謝辭
致中文讀者
導言
第一章 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
晚明：一個多元的時代
尚“奇”的晚明美學
董其昌和晚明書家
古代經典權威的式微
文人篆刻對書法的影響
日益緊迫深重的危機感
傅山在明代的生活
第二章 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書法
動亂的年代
傅山同仕清漢官的關係
歷史記憶的典藏
顏真卿的感召力
支離和醜拙
晚明文化生活的遺響
第三章 學術風氣的轉變和傅山對金石書法的提倡
1660—1670年代山西的學術圈
學術的新趨勢
學術思潮對書法的影響
清初的訪碑活動
碑學思想的萌芽
打破唐楷圖式
南方的回應
第四章 文化景觀的改變和草書
傅山的晚年生活
博學鴻儒特科考試
傅山的行草與草書
結語
圖版目錄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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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背景與書法史研究
◎白謙慎先生訪談∕薛龍春 (20060722)
2006年4月，美國波士頓大學白謙慎教授的《傅山的世界——17世紀中國書法
的嬗變》(中文簡體字版)作為《開放的藝術史叢書》之一，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此書的出版，得到學界的普遍好評。6月間，白謙慎教授回國講學，我們就學術背
景與書法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對他進行了一次訪談。現將之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薛龍春（以下簡稱薛）：您在北京大學讀本科時，學的是政治學，到了美國，
也曾攻讀比較政治學。因為您在國內時，一直很喜歡書法，曾在全國第一屆大學生
書法競賽中獲一等獎，後來轉到耶魯大學而攻讀藝術史博士，中國書法、篆刻、繪
畫史成為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您已經出版三部中文著作，《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
—關於中國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傅山的交往與應
酬》（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與《傅山的世界》，研究視角引起國內學者異常關
注，請您談談政治學出身對您的研究有什麼樣的影響，在美國學習、工作整整20年
了，西方現代學術對您的研究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白謙慎（以下簡稱白）：我是1978年考上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在中國恢復了中
斷近30年的政治學專業後，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政治學專業的畢業生。當
時社會上不瞭解情況的人，常以為這個專業的畢業生是教政治課的老師。其實不是
的，我們學習和研究的是政治思想、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行政管理等。我出國前
是北大研究生院的碩士研究生，專業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1986年到美國羅格斯
大學政治系留學，主專業是比較政治，副專業是大眾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我是1990
年轉學藝術史的，從1978年到1990年，前後學習研究政治學12年。由於這一背景，
至今每天早餐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看新聞，特別是政治和社會新聞。而我關心
的問題和研究的方法，也主要是藝術社會史的問題和方法。
在《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一書中，我很關心社會體制（如博物館）對藝術的
影響，在《傅山的世界》中，則很關心一個大的社會環境和藝術之間的關係。至於
西方學術對我的影響，主要是我平時注意瞭解西方學界關心哪些問題？為什麼關心
這些問題？討論這些問題時使用的是什麼方法？這些問題和方法能否給中國藝術史
的研究以啟發？這裏既有關心也有選擇，還有轉換，因為西方文化背景中產生的藝
術、西方語境中的學術討論並不見得都適合於中國藝術的研究。所以，應該是思維
上的啟發，而非簡單的移用。在《傅山的交往與應酬》一書中，我談到中國藝術中
的應酬和修辭現象。這首先得益於近20年來西方藝術史界對藝術社會史的關注。但
把藝術作為應酬在西方並不是很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而在中國卻十分普遍。我在
北大時的老朋友龔繼遂，首先提出了“應酬畫”這一重要概念，我接著做了更為細
緻的工作。臺灣大學畢業的何炎泉先生在他關於張瑞圖書法的碩士論文中，更進一
步地推進了對書法中的應酬現象的研究。藝術史的研究就這樣一點點地進步了。
薛：學術視野與知識背景有時是一個學者能否達到某種高度的決定性因素。在
閱讀您的著作時，總能感受到您的思維個性，很想瞭解，這一個性的長成以及由此
帶來的學術掘進力與您的知識背景、友人圈之間的關係。
白：我想一個誠實的學者不應也不會去刻意追求個性，一味標新立異，“語不
驚人死不休”，寫詩可以，這樣心態下的學術成果，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學術應該
有新意，有創新，但這應該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在波士頓大學，我對我的研究生的
要求是，學風穩健。寫學期論文時，真的發現問題了，有新的想法，很好，把它寫
出來。如果沒有什麼新的想法，沒關係，不要感覺有壓力，好好瞭解別人的研究成
果，寫一篇綜述和評論他人研究成果的文章，我不強求他們有自己的新觀點。
我本人的知識結構由這樣幾個板塊組成：一、社會科學。主要是12年的政治學
訓練。我還學過社會科學的計量分析方法，人文學科的學者很少有這個背景。二、
西方學術的背景。我在西方用英文寫作，我的研究也被國內學界歸入西方漢學的一
部分。關心問題的方式和?述的方法多少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所以，對國內的藝
術史研究者來說，可能有些特點。三、創作的背景。我本人會書法和篆刻，和國內
的藝術家一直有很密切的關係，對創作的過程比較瞭解。我在美國一直教一門書法
課，這門課一半的時間是學書法的歷史和理論，一半時間是拿毛筆學寫字。我要求
我的研究生要上這門課。當我們熟悉藝術創作的過程後，古代的作品就比較容易理
解了。總之，對研究的物件要熟悉，觀察要細緻，這樣就能發現問題。說起我的交
往圈子，主要是學者，各個學科的都有，大家相聚在一起，不同思想進行碰撞，有
很大的益處。
薛：有朋友告訴我，《傅山的世界》出版發行剛滿一個月，三聯書店就決定加
印5000冊（第一次印刷為8000冊）。對於一本純學術著作來說，這是很幸運的。網
上有讀者說，此書好讀。能談談您的?述方法嗎？
白：我從不認為自己有文學的才華。但我很重視寫作。書是讓人讀的，就應該
為讀者著想。西方學者在寫作時，是比較注重?述的。在《傅山的世界》一書的致
謝辭中，我提到了兩位西方學者，一位是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他的著作以文筆流暢優美、具有故事性著稱。我在耶魯大學上過他的課，他也是我
的博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另一位是我的好友、藝術史學者李慧聞博士（Celia
Riely），她也非常重視寫作，她曾仔細修改我的英文書稿。所以此書的英文版就
在西方學界得到了“好讀”的評價。這本書的中文版最初由臺北石頭出版社出版繁
體字版。初譯由兩位研究書法的年輕人擔任，他們完成初譯後，我花了一年多時間
修改。自知寫作能力平平，我就一遍一遍地改。改寫完後，我還專門請中央美術學
院的劉濤教授潤色。劉濤是我的老朋友，文字非常簡潔流暢。總之，此書的寫、改
、編都比較認真，這大概是現在被人們認為好讀的重要原因。
薛：在國內，不少藝術家與學者常常在功成名就之後就開始了自己的權威生涯
，然而，既然是權威，不僅會贏得較多的社會尊重，也因此成為社會資源的掌控者
與分配者。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權威對於年輕人以及年輕人的進步往往是不
屑一顧，甚或是視而不見的。當然這裏面有體制的深層原因，但也反映出這些功成
名就的人缺乏一種藝術（學術）雄心和自律精神。恰恰相反，您的著作對於年輕人
的創作和研究十分關注，對於他們的進步更是抑揚有加。這是您個人的選擇呢，還
是緣于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
白：我想您講的現象可能是一時的現象，是近些年來的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
我不清楚。其實我們中國讀書人裏有好的傳統和好的榜樣的。我是研究清初藝術的
。大儒顧炎武就是那時候的人。他早就成名了，但到晚年還一直在修改自己的著作
《日知錄》，說什麼時候死，什麼時候才有定本。大概在1981年的時候，我的好友
曹寶麟帶我去拜訪他的老師、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當年拜訪的情景我記得很清
楚。我們到王先生家時，他正在伏案工作，見到我們來了，站起來寒暄了幾句，就
又坐到椅子上工作了。我們到裏面的屋子裏和夏老師（王夫人）說話。這時，又有
一個報社的兩個記者來訪，我們能聽到王先生和他們說話的聲音。等記者採訪完畢
，我們也從裏面的屋子裏出來告辭時，看見王先生已經又在伏案工作了。還有我經
常請教的汪世清先生，86歲去世，去世前不久還經常到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室抄資
料。前輩的這些精神，一直在激勵著我。
對年輕人的著作是否關注，大概也因人而異。不過，西方的學術制度和規範是
鼓勵援引其他學者的著作的，不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說別人已經說過的話，是會
受到批評的。這是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在援引他人的成果時，我考慮的只是成果的
好壞，而不是作者的資歷，所以沒有所謂是否權威的問題。在這方面，國內有些學
科還是做的很好的。可能藝術史研究中有些問題。
薛：《傅山的世界》出版後得到了不少好評，您自己覺得還有遺憾嗎？
白：當然有。主要有兩方面的遺憾。一是技術上的。比如說，有些圖版質量不
是很高，它們是我在一些收藏家的家中拍的，當時拍攝的條件不是很理想，以後，
收藏家也未能為我重拍。藝術的書籍，能做得精美些比較好。今後若有再版的機會
，希望能夠換好的圖版。二是學術上的，有些學術觀點沒有展開。比如說，第四章
談碑學興起後草書衰落的問題，我本計畫從人的內在時間感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但在出版期的壓力下，未能如願。還有，我本來還想從雅與俗的互動、精緻文化受
到衝擊後的反應等角度來進一步探討碑學的起源。但這個想法比較大，要加進這部
分內容，還要做許多研究，所以決定先出這個版本，聽聽讀者的意見。不過，我把
自己所有的著作都看成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也就是說，今後還會再修改，甚至做比
較大的修改。而在修改時，也會更多地學習和參考學者們對明末清初政治、經濟、
文化、藝術研究的新成果。別人的研究成果看多了，自己的思考更成熟了，修改時
看起來在這裏那裏只做了些許改動，但有時些許改動都可能使原有的著作變得更厚
重、更圓通。外行不見得看得出，但內行是看得出的。
薛：在國內學習時，您是當時北大書法社的中堅成員，1986年您又參與了全國
第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的評審工作，在當時國內的書法界相當活躍。請您
談談您在國內學習書法的情況。現在您生活在很難理解中國書法的西方社會，您又
是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態來繼續從事創作？脫離了國內藝術創作與市場效益緊密聯繫
的環境，您的創作動機是否更為單純，這對您的風格有何影響？
白：我是在1973年、亦即“文革”的後期在上海開始學習書法的。1990年能夠
從政治學轉到藝術史，應該說是有一定基礎的，否則是進不了耶魯大學的。在上世
紀70年代學書法，動機十分單純，就是因為喜歡。那時的娛樂活動少，又不鼓勵早
戀，書法就成為了主要的精神寄託。那時寫得最多的是楷書，上大學後，開始寫小
楷，寫了不少。在北大時參加書法活動，結識了一些朋友，如今有些已經是當代中
國書壇重要的學者和書法家。1982年以後開始寫行書。1986年出國後，開始很少寫
字，因為要適應一個新的環境。但我在西方一直教書法，所以毛筆還是經常動的。
1990年到耶魯大學讀藝術史後的最初兩年，也很少寫字，因為要修日語課，那時我
的年齡已經不小，學外語要花很多時間，所以沒時間寫字。1993年到1994年，寫了
一些作品，那時心境很好，所以寫了些今天還看得過去的作品。但1994年開始寫博
士論文，時間又少了。後來又找工作、教書，直至2004年我在波士頓大學獲得終身
教職後，壓力小多了，我又重新恢復每天臨帖的習慣。我覺得創作書法和學術活動
一樣，心態很重要，雜念要少。我每天寫字，很愉快，既不賣字，也不參加展覽。
最近我寫了一篇短文，談我和華人德兄的交往，文中專門提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寫字的初衷。那初衷是什麼呢？很簡單，愛好。這是最好的老師。現在國內學習的
物質條件好多了，但是主觀的條件卻不見得好，雜念太多，很多有才華的中青年書
法家，嶄露頭角後，很快就退步了。我寫字並沒有預設的目標，在寫字中獲得愉快
就好了。從各方面來說，應該說我的條件都是很好的。一、因為工作的關係，我能
看到海內外大量的古代真跡，甚至拿在手中把玩。二、在我生活的環境中，應酬很
少，能夠比較安靜地思考問題。在我寫的幾本書中，我自己最滿意的是《與古為徒
和娟娟髮屋》，寫作的時候，頭腦乾淨得像一池清水。我希望我寫字的時候也能調
整到這種狀態。至於我的藝術達到了哪個層次，那是由別人來評說的事了。
薛：您一直十分關注國內的創作動態與藝術史研究動態，《與古為徒和娟娟髮
屋——關於中國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可以說是一本直面中國當代書壇現狀的著作
。有人認為這本書的價值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凸顯，因為您所提出的一系列
問題是置身當代的書家們所無法逃避的。但是也有人認為，藝術史研究尋求的是對
歷史的合理詮釋，而不應當牽扯到當代，您怎麼看待這樣的疑問？
白：有些藝術史的研究和當代的藝術創作關係不大。有些研究則涉及藝術史上
的大問題，出現在一個重大的轉變時期的大問題。比如說，當社會發生劇變時，人
們的藝術品味也會有相應的變化，會出現爭論。《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討論的“
書法經典”的問題，在明末清初出現過，在當代也出現過。所以，我就把古今的現
象一起觀察，討論為什麼有些過去不是經典的文字遺跡後來變成了書法的經典，這
其中的社會機制到底是什麼。
薛：藉由滄浪書社這一大陸民間書法學術團體，您參與策劃了“《蘭亭序》國
際書法學術討論會”與“常熟中國書法史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兩個討論會以其學
術規範和學術水準深深刺激了國內書學研究領域。我們通常以為，引文注明出處就
是規範的全部。請問在藝術史的研究中，規範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內容，它的深層
意義又是什麼？
白：我想學術規範的內容應該比注明引文出處之類要廣。我們為什麼要引文，
為什麼要按照一定的格式來引文呢？其實我們在提倡這些看來表面的形式之後，有
一些其他的關懷。引文是為了對前人和當代人的學術成績的尊重。通過引文，我們
可以看出一個作者對他所從事的領域的研究狀況的熟悉程度。學術的推進是應該建
築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之上的。有了引文，也就有了學術對話。引文遵循一定的格式
，是為了方便讀者。比如說，注明卷數和頁碼，對有心的讀者核實原文、查找相關
的資料都有益處。學術規範還有其他的方面，僅從這麼簡單的兩點就可以看出，學
術規範的目的實際上就是為了推進學術的進步。
薛：近幾年，國內高校研究生導師的數量迅速增長，這可能與大量擴招有關，
似乎顯現出學術的繁榮景象。但問題是，許多導師往往都有一定的社會身份，他們
的角色不僅是學者與導師，他們要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個人）事務的應酬之
中。相應地，他們很少有時間真正坐下來嚴格按照教學計畫來授課，或者與研究生
討論學術。在研究生的論文寫作中，很難想像會有導師多少投入。您對此有什麼看
法？
白：在國內出了名的人應酬太多。應酬又和實際利益有關，所以儘管很累，很
多人還是樂此不疲。這個問題不解決，是會影響學術進步的。我想你提的問題也是
因人而異，這和老師的責任心有關。比如說，吉林大學的叢文俊教授對學生就很嚴
，無論是給學生開課，還是審核學生的選題，閱讀學位論文，都十分嚴格。但是，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出了名的學者花在應酬上的時間是比西方學者多。社會
對著名學者的期待也不一樣。打個比方，在美國，一個著名的學者一旦擔任了院長
之類的行政職務，他或她就不太會在自己過去從事的領域內繼續發言，也不再繼續
帶研究生，專心搞行政。可國內，越是系主任、院長，在自己從事過的領域越有發
言權。但這個問題和一系列其他的問題有關。要改變這個現象，既不是一年兩年，
也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有些觀念要慢慢樹立。比如說，忙的名人通常很少自己作研
究，喜歡作主編。在西方，主編和教課書所得到的學術承認是不如專著的，今後在
中國也應該如此，有創見的專著才是評定一個學者成就高下的主要標準。此外，既
然當了行政領導，就不應該再在學術上發表言論，行政職務不應作為在專業領域中
發言的一種資格，有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要改一下。媒體要請學者發言，最好要請仍
在進行前沿研究的人員。國內許多從事媒體工作的人素質不太高，參與炒作，因此
有些報導有誤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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