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學何為
作者：陳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年 05 月
【自序】
將近年所撰關於大學的文章結集成書，總該有個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諸書
相比，是否有所推進？相對於學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點？即便沒能在理論上
獨樹一幟，起碼也得在學術思路或寫作策略上顯示自家面目。記得小時候過年，最
常見的對聯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可這不能成為爆竹聲中編
排新書的充足理由。還是略為回顧各文的寫作經過，也算是給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
帶廣告性質的注腳。
作家查建英採訪時，曾追問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論爭中的立場：“那場爭論當
中，人文學者是反對張維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們，則
是支持的主力。我覺得你的態度在人文學者裏比較少見，你始終保持一個溫和的調
子來討論問題，你贊成的似乎是一種‘保守療法’，一種穩健的逐步的改革。”（
參見本書《我的“八十年代”》一文）這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確實如此，我談北
大改革四文，雖然也入各種集子（如沈顥主編《燕園變法》，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年9月；博雅主編《北大激進變革》，華夏出版社，2003年9月；錢理群、高遠
東編《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陽、李猛編《
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這場論爭的代表性
論述。因為，針對性不強，基本上是自說自話；作為論辨文章讀，不過癮。
為什麼？並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向於“語不驚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賞胡適
創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家而在公共媒體上發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
不屈從于權威，也不屈從於輿論。大學改革，別人說好說壞，都可以斬釘截鐵，我
卻深知茲事體大，休想快刀斬亂麻，畢其功於一役。歷史證明，那樣做，不只不現
實，而且效果不好。
相對于論戰諸君，我之立論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於，我對百年中國大學（尤
其是北大）有過若干研究。已經刊行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
及其他》《中國大學十講》等，不敢說有多精彩，但起碼讓我對中國大學的歷史與
現狀有較多的瞭解。理解大學問題的複雜性，理解改革的代價，也理解各種冠冕堂
皇的口號背後，很可能隱含著利益爭奪甚至各種卑污的權謀。因此，與其說我在參
加論戰，不如說我在延續已有的叩問與思考——叩問大學的歷史與現實，思考大學
的理念與實踐。
正如德里達說的，“大學存在於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擔起歷史責
任，組織一種創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經濟等）（對大學）的
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形態”（參見杜小真、張甯主編《德里達中國
講演集》134頁），其實是十分艱難的。尤其在當代中國，談論大學改革，涉及理
想與現實、中國與西方、制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家等，遠不只是制訂若干操作手冊
那麼簡單。
在《大學三問》中，我特別強調：“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
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而在《國際視野與
本土情懷》中，我又認定：“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
土，才能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於她不是‘辦’在中國
，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
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成就有限，
但其深深介入歷史進程，這一點不應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
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干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
、思想進程無關，那絕對不值得慶賀。”如此強調大學植根於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情
境，無法簡單複製，故全書以《大學之道》起興，而不以關於北大改革諸文開篇。
在我看來，後者只是波瀾壯闊的中國大學改革的一個小小的插曲，好戲——或者爛
戲——還在後頭呢。
“中國經驗”，尤其是百年中國大學史，是我理解“大學之道”的關鍵。我當
然明白，今日中國的大學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結果。
因此，在思考及論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歷史經驗，更倚重西賢有關論述。比如
，關注“大學的理想”（參見約翰‧亨利‧紐曼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學的功用”（參見Clark Kerr著、陳學
飛等譯《大學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學術責任”（參
見唐納德‧甘迺迪著、閻鳳橋等譯《學術責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也
努力“走出象牙塔”（參見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譯《走出象牙塔——現代大
學的社會責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進入“美國校園文化”（參見
亨利‧羅索夫斯基著、謝宗仙等譯《美國校園文化——學生‧教授‧管理》，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紀的大學”（參見詹姆斯‧杜德斯達著、
劉彤等譯《21世紀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教育學家的著述固
然精采，以下三段關於大學的評說，同樣或者更讓我感動：
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
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世界。每一任務借助參與其他任務，而變得更有意義和更加
清晰。（雅斯貝爾斯著、鄒進譯《什麼是教育》150頁，北京：三聯書店，1991）
為了實現人的潛能，為了克服我們政體不易於理解各種重要政體形式的傾向，
大學必須站出來幫助孤立無援的理性。大學是容納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勵
人們不是功利性地而是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種氣氛使哲學懷疑不至被道
德風尚和占上風的勢力嚇倒，它保存偉大的行為、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思想，以使
對潮流的挑戰和置疑能夠得到滋養。（布魯姆著、繆青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
》26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不同，它原則上（當然實際上不完全）是真理、
人的本質、人類、人的形態的歷史等等問題應該獨立、無條件被提出的地方，即應
該無條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見的地方。（杜小真、張甯主編《德里達中國講演集》
6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布魯姆（Allan Bloom，1930－
1992）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這三位大學者，政治立場以及
學術面貌迥異，或存在主義、或保守主義、或解構主義；但作為哲學家或政治學家
，他們都聚焦大學在急遽變化著的當代世界中的地位與作用，都將人文學作為大學
的核心，關注其跌宕起伏的命運，這是我所感興趣的。或許，正因為他們不是教育
專家，不太考慮技術層面的教育組織、教育管理、教育經濟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
、精神、價值層面上思考大學問題，這樣一來，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視野之外，
開闢廣闊的思考及論述空間。而這也正是我切入“大學”的角度——在我看來，中
國的大學改革，需要教育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以及一切對教育感興趣的讀書人
的共同參與。
談論中國大學，可以是專業論文，也可以是專題演講，還可以是隨筆、短論、
答問等。不完全是為本書之體例駁雜辯解，假如希望兼及歷史與現實，確實不一定
非高頭講章不可。或長槍，或短棒，或匕首，或彈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藝
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講”，是因為特別看重公眾對於“大學”這一社會組織及文
化傳統的自我反省能力。書中好些章節，是作者應邀在北大、清華、華師大、首都
師大等為大學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講稿。《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的前四節是在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與校園文化”研討會（成都
）上的專題演講，後兩節則是在陝西電視臺“開壇”節目中與各民辦大學校長的對
話。《大學之道——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教育》以及《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事
”》雖是專業論文，卻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和日本京都大學組織的學術研討會上宣
讀，並獲廣泛好評。至於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上所做的專題演講“中國大學
百年”（文稿刊《中國大學教學》2005年10期），因主要觀點已見《中國大學十講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論文，這次不再收錄。
一般說來，“演講”以及“答問”，遠不如“論文”專深，好處是體現一時代
的文化氛圍。假如你的擬想讀者不是教育專家，而是關注中國大學命運的讀書人，
那麼，採用這種現場感很強的“對話”姿態（包括保留聽眾的提問），未嘗不是“
討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教育類型、一種論述策略、一種影響極為深遠的
獨特文體，“對話”是人類探索真理以及認識自我的有效途徑。不滿足於傳遞或接
受專業知識，更希望學習思考，追求真理，參悟人生，那麼，永無止境的“叩問”
與“對話”，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這麼說，類似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戲臺裏喝彩”。其實，將
論文與隨感、演講與答問、歷史與現實、宏大?事與私人記憶等摻和在一起，造成
一種明顯的“對話”狀態，在我，不是有意為之，而是歪打正著。本書之“未完善
”，正好對應著中國大學改革的“進行時”——正因為中國大學仍“在路上”，既
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這才值得你我去追蹤，去思考，去參與。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學術思路”比“著述文體”更值得重視，那就是：從
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
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麼、有什麼、還能做些什麼。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陽光普照，最低氣溫零下十度，濃郁的水仙花香中，編定
全書並撰序
【目錄】
自序
大學記憶
大學之道
——傳統書院與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
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
——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
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事”
設議院與開學堂
從新教育到新文學
書法的北大
北大邊緣人
大學理念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
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
大學精神與大學的功用
——答《人民日報》記者徐懷謙問
大學三問
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
——我的大學觀
我看北大百年變革
附錄
在《讀書》雜誌關於大學改革座談會上的發言
為大學校長“正名”
我看“大學生就業難”
我的大學
我的“八十年代”
——答旅美作家查建英問
“好讀書”與“求甚解”
——我的“讀博”經歷
博士論文只是一張入場券
——答《中華讀書報》記者問
學院的“內”與“外”
——答《讀書時報》記者問
學者與傳媒
——答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許燕問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
http://0rz.net/a71Tr
■警惕學術專業化潮流
◎陳平原
大師們曾經是大學校園裏最亮麗的風景線，他們的背影和傳說永遠地留在了人
們的記憶和懷念裏。大學裏還能否出現特立獨行、學問與情趣兼備的大師？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專業化分工潮流是否合理？8月5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
在三聯書店以《現代中國的文人學者》為題，緬懷了前輩大師們的風采，論述了知
識分工帶來的現代學者缺乏情趣與獨立個性的問題。
■演講摘錄
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個性與共性
上世紀90年代初我一個很熟悉的朋友做社會學研究，我們有一場爭論。他說你
們做文學、做思想的就幾個人，魯迅、沈從文，有什麼好說的。這些人的論文有多
大的代表性？
魯迅在中國有多大的代表性，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回答。接下來他問我，你這
個問題即使講清楚了又有什麼用？能上升為規律嗎？我想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當時我氣不過，因為他說你們做文學的講的都是沒有普遍性的、不能往前推演的
那種論題，我跟他討論說，其實做社會學、經濟學的，有模式、有模型、有統計，
表面上很客觀，其實也是根據研究者的需要而設計出來的框架。
當時我剛好聽到一個笑話，有一個人說他做了統計，中國留學到美國的女孩子
有一半嫁給她們的導師。根據他的抽樣調查，他們學校總共有兩個女生是從中國來
的，其中一個嫁了。這個說法從理論上沒有問題，統計沒有問題，結論也很對，但
是我說你的統計沒有任何意義。
問題並沒有解決，起碼讓我認識到一個問題，其實不同的學科，尤其是人文學
和社會科學，它們除了理論設計、工作模型、操作方法不一樣以外，還有一個根本
性的問題，即如何看待個體的人？不是五千萬，不是一億，而是一個人，對這些個
體的人他們的吃喝拉撒，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學習、思考、表達等等值不值得
你專門做研究，人文學告訴你很重要，但社會學告訴你這不太重要，因為個別的人
對於整個模型來說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文和學的分開
晚清專業化成為主流，文和學徹底分家，這是我關注的問題。也就是說傳統中
國文人，有人專攻文章，有人專攻學問，但是文和學之間有某種聯繫，這一點其實
一直沒有分開。
中國歷史上很多大文人有學問，科學家也會寫文章，但是晚清以後隨著西方的
制度進來以後，我們的專業分工越來越明晰，以後我們會越來越偏于或文或學，文
、學之間徹底分開。最後一代保留文和學兼修的比如梁啟超這些人，上世紀30年代
以後進大學的基本上就是文、學分開了，到今天我們基本上也是分開的。
當然你可以說人可以全才，可文可學，有的人學問好，有的人文章好，沒有什
麼問題，古代也是這樣的。清代的詩人袁枚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人一輩子最怕沒有
專長，很小的時候就立志將來進入文苑傳，想進入文苑傳的趕快主攻詩文，最怕你
猶豫不定。建功立業必須這麼做。
其實文和學的分開在古代有這個傾向，但不是特別明顯，但到了現代以後這成
為一個主流，到今天基本成為一個客觀事實。當然，專業不一樣，問題也不一樣，
問題有的明顯有的不明顯。專業不一樣，你是做自然科學你不會寫文章，沒關係，
你做原子彈研究，寫詩寫文對你來說根本沒有意義；甚至你做社會科學研究，你做
經濟、法律等其他研究，做人口研究，你不會寫文章問題也不大；但是做人文研究
的，做文學、史學、哲學的，你不會寫文章那太可怕了，我關注的是這一點。現在
連人文學者也都不會寫文章，那問題就大了。
未名湖邊再沒有這樣的風景
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我寫過一篇文章《即將消逝的風景》，這篇文章在
大學生中流傳比較廣，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學校老師的，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值得他們
鑒賞品味的學者的？我文章裏面說到除了上課以外，還有一種辦法，“從夫子游”
。
古代從某某夫子游，不是讀書，不是考試，很大程度上是跟你朝夕相處。我進
北大的時候，剛好那一屆北大開始招博士生，中文系只有兩個博士生。我只是負責
跟各個老師聊天，系裏除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還有四個老師，四個老師各有不同
的專長。我的導師告訴我你有空就找他們聊天，因為當時中國的博士制度剛剛建立
，還不知道怎麼教博士生，中文系老師大體上都沒有博士學位，所以他說我也不知
道怎麼辦，你們來聊天吧。所以我的任務就是不斷地跟這幾位老先生聊天，聊了這
麼幾年就算畢業了。我那篇文章裏有一段比較形象，說我的導師整天抽煙，我喝茶
他抽煙，這樣過了三年的時間我被薰陶出來了。那時候制度不完整，所以有比較大
的自由度。
其實像北大校園裏好就好在有一批這樣的老先生值得你聊天，值得你鑒賞，值
得你品味。有一年中秋節，我們和導師到未名湖邊，有人念起了卞之琳的《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
人的夢。”大學校園裏面，包括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學校園裏面，這些老先生們成為
最為亮麗的風景，可是隨著這些老先生逐漸去世，未名湖邊再沒有這樣的風景可以
看了。我進來的時候還有王力等先生在，等到我成為老教授的時候差不多沒了，我
們學校文化大革命中間沒有留下學生。老一輩的學者除了學問以外，他們的個性、
他們的氣質、他們的才情是學生們閱讀、欣賞的對象。這些人過去了，校園裏再也
沒有這樣的人了，未名湖邊再沒有這樣的風景了，我說沒有他們，未名湖肯定會顯
得寂寞多了。
我們這一代還能成為風景嗎？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這些人也會逐漸變成老教授。
所謂學術上青黃不接大概屬於危言聳聽，學問會不斷地往前推進，可是就讀書
還是讀人而言，我們這一代教授還能不能成為校園裏面的風景，我不敢說。這有幾
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制度的問題。我進北大的時候，校園裏面有好多七八十歲的老先
生在散步。今天北大校園裏沒有多少老先生了，老先生全住到校園外，越住越遠。
即將成為老先生的人，按照規定63歲退休，校園裏面沒有63歲以上的人，那是很可
怕的現象，都是年輕人的校園不是一個特別美好的校園。也許這種制度性的設置，
使得校園裏沒有老人了。
我最近看報紙上說娛樂圈二十多歲已經老得不像樣了，學術界五六十歲還是年
輕的學者。我的一個朋友比我大15歲，我們共同寫文章發表，人家稱他年輕學者，
他說我都快60了，哪還是年輕學者。在人文學裏面，60歲絕對不是一個即將退休的
狀態，精神上不是那樣的。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到了60歲再往下發展很難了，那時
候主要的任務是當伯樂。人文學者到60歲以後才是經驗最豐富而且能夠出大成果的
時候。
第二個原因是師生關係，正因為我們住得很遠，老師進課堂匆匆講完就走，你
也匆匆我也匆匆，我們只是教書、講課、改作業、給分數，而沒有更多地跟學生接
觸，尤其是本科生沒有更多機會跟著名的學者面對面交流，面對面談那些跟專業沒
有關係的話。我上文學課只跟你談文學，別的我不管，只有同代人可以對話，沒有
上下兩代人的對話。我覺得我們這代人的成長跟當年我進大學的時候校園有一大批
七八十歲的老先生有直接關係，所有的遺傳大部分是隔代遺傳，我和我的父親有代
溝，我和我的爺爺很好對話，因為我們沒有利害關係，所有學術界的對話跟你最接
近的這兩代人矛盾最大。
最後一個問題，我輩學人。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在為人處世方面不是很張狂
；老一輩的先生特立獨行，你會發現學問是一回事，做人或者說為人處世是一回事
。80歲先生的著作我們讀起來很有趣，反而是60歲的人多多少少受束縛。專業上我
們不擔心，我們總會做得越來越好，作為大學教授，他除了專業做得好，還要課講
得好，還要值得老學者們欣賞。
今日中國學術界風氣已經養成了，而且專業化已經成為主流了，我們都成為一
個一個專家，我相信日後的讀書人會永遠地懷念像金克木先生這樣博學深識有專家
之學的雜家，以及他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不倫不類的文章。
■陳平原談前輩學人風采
自學成材的雜家金克木
金克木先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讀書》雜誌發表文章最多、最能代表其
風格的雜家型學者，並成為北大未名湖邊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傳說。
我認識金克木先生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一個人在家裏沒事幹，自己跟自己
下棋，然後就是寫文章。我們到金先生家裏基本上是聽他說話。到最後十年不斷地
聽他說我不行了，要死了，過兩天又有文章出來了。我對他的睿智、不拘一格留下
極為深刻的印象，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我是學文學的他講文學，別人來他談考古，
什麼都亂談，每件事他都說，而且大體上都能說到點子上，現在很難找到這種人。
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大學當過圖書管理員，他欣賞的著名學者來借書，他就把借
書條抄下來，人家借完他跟著借，他相信這些人的眼界高，這樣的讀書經歷，自然
而然形成一套跟中文系、歷史系都不一樣的知識結構。他讀書是靠自己摸索出來的
一套路子。
風流瀟灑的黃侃
逝世71年的國學大師黃侃文人俠士的性格才情至今仍在校園流傳。
辛亥革命以後黃侃（字季剛）先生回到學校讀書做學問，他有這樣的詩句：“
此日窮途士，當年遊俠人”，今天表面上是讀書人，在當年卻是遊俠之士。所有讀
過北大校史，或者是南京大學校史的，都知道黃侃先生的學問好，但是他上課三分
之二的時間在罵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真正談學問。
北京大學教授中軼事很多的就是黃侃先生，他的性格、才情更像是晉人———
晉人的風流瀟灑，對俠的想像。除了有名的罵人及喝酒，他還帶著自己欣賞的學生
到名勝古跡喝酒吟詩，這樣的風流瀟灑今天再也沒有了。
當年在北京大學任教，1919年黃侃34歲，聽到比他大兩歲的劉師培說他沒有傳
人，非常悲苦，黃侃就說我拜你為師，拜長他兩歲、學問跟他一樣好的劉師培為師
。
■對話陳平原
人文學者的自我反省意識比較弱
新京報：你剛才說到了知識分工的問題，在現在的知識體系裏面，這種分工是
不可避免的。你怎麼看待這種趨勢？
陳平原：其實我們現在不太可能回到原來的狀態。拿我自己來說，我也是有專
業的，在肩負自己專業的狀態下，保持比較寬廣的興趣，或者能夠跨越這種專業的
邊界，做一些閱讀、寫作。但是，現在的情況是過於專業化，知識份子出了自己的
專業，對別的東西一概不知，那也會有問題。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對人類
的命運、歷史和社會都不關注，這是很可悲的。晚清以後，專業化是主要潮流。只
是我們對這個主要潮流要保持警惕，還要努力有所超越。
新京報：這裏有一個悖論。且不說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即使是同為人文
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一些學者，他們對文學等學科都是很
輕視的，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陳平原：你說的這種情況確實很普遍，我在《大學的虛和實》這篇文章裏面提
到過，大家比較看重那些“實”的，比較輕視那些“虛”的。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
學之間，講精神、講品格、講境界……這些是“虛”的，講產值、講實用性……這
些是“實”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轉折，就是從人文科學為中心轉換到以社會科
學為中心，但是，一些社會科學學者對這種狀態缺乏警惕性，所以我認為，在意識
到自己的學科和意義的同時，要理解它的邊界和局限。這種自我反省的意識在人文
學者裏面比較弱，尤其是比較熱的學科裏面。其實，專業分工讓我們對這個有不同
的看法，不同的立足點和不同的研究事業，這樣，能讓這個世界更豐富多彩。
新京報：你剛才說到的一些知識份子如胡適、蔡元培等人，他們不僅在文化界
，在社會上影響也是比較大的。有些學者如茅海建等人只願意專注於自己的研究而
完全拒絕與外界的交流，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陳平原：對具體的學者來說，我們要尊重他的選擇。有的學者專業做得很好，
但不善於表達，或者說不願意把自己的專業成果大眾化。但是，我不排除這一點—
——在自己的專業之外對公眾發言，但是應該有所控制。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
首先是要尊重學者的選擇；其次是知識份子確實應該在專業之外與公眾保持聯繫。
我幾年前就說過，學者既要做自己的專業，也要對公眾發言，這既是一種學者的責
任，也是傳播自己觀點的重要途徑。
■他方觀點
現在的學院很難容納“金克木們”
丁東(學者)
大家對“學者”的定義比較明確，就是從事某一專業研究並有一定成就的人，
大家對“文人”的意會指的是中國古代的文化人，精通琴棋書畫，讀書，寫文章，
比較有才情。這個概念比“作家”又要寬泛一些。陳平原討論文人和學者之間的關
係，比上世紀80年代王蒙說的“作家學者化”不是一回事。他把學者和文人兩個概
念提出來，要求學者有一些情趣，文人有比較好的學術訓練，多一點專業知識。
他講的金克木的情況很有意思。金克木死了多年，但像他這樣的人現在還有。
這些人的特點興趣比較廣泛，比較有才氣，不怎麼受學院派的學術規範的限制。金
克木在那個時代學歷不完整不影響他在北大當教授，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學院
對類似他這樣的人很難容納。無論把這些人叫做文人或者有文人氣的學者，他們都
是最有文化活力的人。如果學院或研究機構能夠對這些人包容或開放，那麼對學術
研究肯定是有好處的。
現在最大的毛病是單一和僵化
謝泳(學者)
陳平原先生是我近年接觸的中年一代學者中，在讀書方面最重趣味的一個，也
是本身具有高學歷而言談文章中，最不把高學歷當回事的學者。胡適是一路讀上來
的學者，在他那個年代，可以說要什麼有什麼，但胡適對沒有學歷的沈從文、梁漱
溟、羅爾綱很尊敬。因為這是真讀書人的感覺，只有半吊子學者和文人才用學歷唬
人。
學科不同於自然科學，出身固然非常重要，但關鍵是一個人對知識有沒有強烈
興趣。
如果一個博士在拿到文憑後沒有持續的讀書習慣，或者沒有讀書的趣味，一般
是沒什麼出息的。
中國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現在最大的毛病是單一和僵化，在體制外不能有
任何空間，所以越來越沒有趣味。就以退休年齡來說，文史哲學者，過六十歲退休
，這基本可以說是一個荒唐的政策，如果這個政策再執行二十年，中國的人文學科
會更可憐。
■現場問答
問題1：
像王國維等大師們在中國是不是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陳平原：我不這麼認為，其實每個時代的專業有特殊性，就史學而言，其實很
多人對王國維有很多的批評，只是現在我們把他作為一個符號，特別強調他在專業
上的貢獻，是很偉大的學者，但是你要說以後不可能再有，那這個世界太可怕了，
我們做不到不等於後面的人做不到。
問題2：
您剛才說到金克木先生等等，他們都是自學成材，現在顯然沒有這樣一套機制
，從這方面來說對人才也是一種損失，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見解？
陳平原：現在注重文憑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面臨這個
問題的，比如說博士畢業了找不到工作。現在不是我沒有文憑的問題，而是一定要
有名校的文憑，而且還要查三代。我們的學生去找工作，用人單位不是看你北大的
文憑，還要看你的碩士文憑是哪里，你大學本科的文憑是哪里，更有甚者問你哪個
中學畢業的，把競爭歸到小學、中學是很不合理的。
對於學位過分推崇導致現在對一些特殊人才的壓抑。
這位朋友說的沒錯，今天再有王國維這樣的人進大學教書很難很難，我們很遺
憾。我同意你的感慨，過分地強調資歷是不對的。
http://www.huaxia.com/wh/whrw/2006/00509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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