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9-17 13:09:20 作者：朱大可 來源：光明網
一位名叫蘇三的民間女學者，大大地冒犯了一回史學界。她提出的“中國文明
脫胎於紅海文明”論，新奇大膽，占盡風流。儘管那些見解遭到了正統學術界的鄙
夷，但卻獲得了普通讀者的支持，從而引發出新的疑古風潮。這是繼大話、戲仿和
“酷索”橫掃文壇之後，自我封閉的史學界所面臨的一種挑戰。互聯網、出版商和
資本邏輯聲援了這場學術叛亂。
但僅僅在三十年前，這種聲音卻是註定要被毀滅的。北京建政後的第一代疑古
學派的下場便是如此。他們由於說出對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的疑惑而成“千古罪人
”，淪為集權國家主義的最鮮活的祭品。
顧頡剛、衛聚賢和譚介甫等人的著述，代表了背離大漢中心法則的史學異端，
他們對由漢武帝欽定的歷史圖式的懷疑，充滿了非凡的辯駁勇氣。面對強大的大漢
國家主義，他們指明了外部文明對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大作用，這無異於哥白
尼或布魯諾向教會說出“太陽中心”的事實。他們說出了這些，然後在嘲笑和失意
中棄世而去，顧頡剛是這方面的範例。而使我們詫異的是，甚至像魯迅這樣的自由
戰士都參與到對顧的譏誚運動中去。在一篇有關大禹治水的小說《理水》中，他甚
至被描繪成“鳥頭先生”，並帶有“口吃”的猥瑣毛病。但顧頡剛所受的攻擊，卻
使我們獲得這樣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個人口吃，卻試圖說出歷史的真相。
從中國古史研究領域的兇險圖景中，可以看到帝國傳統對史學和考古學的統治
，牠堅持把一種大漢中心論的歷史模式強加給民眾，此外，牠還要消滅一切企圖說
出真相的個體。正是這樣的壓力塑造了“文化口吃”的形象，他們必須克服內在的
懼怕和憂傷，斷續、難以連貫和不可阻擋地擠出魂的聲音。口吃就是話語講述的困
難性，就是語句產生過程的間斷性，牠導源於存在的緊張、境遇的逼迫和靈魂的顫
抖。
顧頡剛們的“文化口吃”和學術恐懼，始於帝國史學的集權主義特性。除了符
合官方的觀點，牠拒絕任何異端的聲音。自范文瀾和郭沫若開始，這種大漢國家主
義就成為史學界的主流。為了打壓非主流的聲音，針對顧頡剛等人的疑古學派的批
判和圍剿，曾經是如此的聲色俱厲，而顧頡剛的口吃也變得愈發嚴重。文革期間，
郭沫若要把李白的故鄉考證為碎葉城，也即今日蘇聯的貝加爾湖附近，以便證明蘇
聯佔領了中國領土，這種奉旨考證，正是國家主義史學的堅硬使命。顧頡剛沒有獲
得這樣的殊榮。他保持了緘默。而他的沈默就是最高的輕蔑。
人們已經注意到，曆時五年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30多個單位的
200多位專家參與攻關，耗資鉅大，勞民傷財，卻僅僅用以證明一個被預設的政治
目標，那就是漢族中心論。無論是黃河中心起源論還是本土多元起源論，都無權改
變這個基本立場。這是皇家史學的又一個新的傑作。史官們在一如既往地編織著“
皇帝的新衣”，儘管他們製作的衣服非常美麗，但聰明人太少，而尋常百姓是無福
消受的。如今，這種被國家財帛包裝起來的“宏大敘事”，卻要被迫面對一個民間
小女子的挑戰。她向我們講述了關於中華文明西來的迷人故事。這樣的故事從前曾
由疑古派講述過，也曾由以色列學者推斷過，但此刻卻因三星堆文明而變得更加明
澈起來。在牠的背後，還有非洲基因起源學說的支撐。後者是比傳統考古學和碳14
測定法更“牛逼”的“學術”，並且構成了對國家主義史學的最大挑戰。
蘇三沒有陷入“文化口吃”，她比她的前輩更加流利地說出了自己的信念，因
為她是幸運的，她躲開了集權主義時代的學術迫害，成為新世紀的歷史敘事者。蘇
三的觀點可能有大量漏洞，卻意味著一種顧頡剛式的“自由史學”的復興。中國史
學家正在開始重建獨立的“疑古”立場。我們看到，在近代史（如茅海建的《天朝
的崩潰》）和現代史（如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
脈》）等諸多領域，史學家在大力破解由舊史官編織的謊言。正是他們逐步擠開了
窺見歷史真相的門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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