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家”的名義
◎葛兆光
讀歷史書，書上總是說唐帝國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國人的歷史記憶總是很留戀
那個自己很酷很闊的時代。那個時代的自信和驕傲，使唐人覺得中國就是整個“天
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門大敞開著，還說這是“海納百川
”。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侶到中國來，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臨行
時總是送一堆書，儒經也有，佛典也有，連那些不那麼能登大雅之堂的《遊仙窟》
甚至《素女經》、《玉房秘訣》，也隨便他們鈔回去，並不覺得這就被偷窺了國家
機密，也不覺得這就丟了上國斯文，倒總覺得這是“以夏變夷”。只有一回例外，
就是在吐蕃日益強大，弄得唐帝國寢不安席的時候，于休烈上過一份奏折，叫《請
不賜吐蕃書籍疏》，但是，好像也沒有下文，該送的照樣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
人自己編的《將來書目》，就知道這種“文化餽贈”在唐代是多麼大方。
大方的背後是富強，自由的基礎是自信，到了帝國外面突然出現敵國外患的時
候，漢唐以來中國人那種睥睨萬國的心理就開始悄然變化，特別是在“八尺臥榻變
成三尺行軍床”的宋代，儘管口頭不說，心裡卻總是有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個寫
詩寫得很好的張耒就說過，“為今中國之患者，西北二虜也，……君臣不以掛於口
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數十年的陰影籠罩下，讓過去的自信和大方，統統變成
了謹慎和緊張，只是口頭不肯多說，害怕一言成讖。
這個時候，有人意識到書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識不能隨便的外傳了。理由
呢？據說是為了“國家”的安危和尊嚴。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歐陽修在《論雕印文字劄子》中，相當鄭重
地請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關文字，原因是什麼呢？因為怕傳到北方的遼國。據
說，當時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裡面有很多朝
廷的內部消息，歐陽修說“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另外呢？
據說有的文字不那麼高雅，說是怕“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實
際上是怕北方的遼人小看了大宋，丟了國家的體面。歐陽修的建議結果如何？我沒
有考察。表面看來，理由相當正當，事關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體面，不能不小心。
幾十年以後，元祐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學生吧，那個有名的蘇轍出使了一趟
北方，就在《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裡說，我們大宋的民間印刷品，“北界無
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小
民愚陋，惟利是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
，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意思和歐陽修的差不多，大概是應他的呼籲，第二
年也就是元祐五年（1090），禮部就下了禁令，“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
不得寫錄傳布”，“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於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關
安危的背景下換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氣，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變成了惴
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罷，惴惴不安也罷，當國家畢竟還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間時，這
種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過，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馬上就變味道，知識分子為了
國家安危和尊嚴出的主意，反過來卻授政府以柄來鉗制言論。他們也許沒有想到，
以“國家”的名義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樣可以夾帶私貨，特別是懷有某種不良意圖
的執政者越俎代庖，把這種正當行為延伸到了文化領域的時候。就在這份元祐五年
（1090）的禮部令中，藉著對敵國的擔心，執政者便暗度陳倉，順手就控制了本國
的知識和思想空間，禁令中說，不僅“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就
連“其他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評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板”，而且“候印訖，送
秘書省”，這口氣，這腔調，讓人想起馬克思所說的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官。
事情一旦開了頭，就沿著慣性往下走，接下來，皇帝偽裝成政府，政府替代了
國家，以“國家”的名義鉗制新聞出版的官方行為，似乎接連不斷。北宋的大觀二
年（1108），由於各地書商生意紅火，有個負責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員叫蘇棫的，就
建議把印刷權力收歸國子監，不要讓民間的書商自己印諸子百家的書，免得“晚進
小生，以為時之所尚，爭售編誦，以備文場剽竊之用，不復深究義理之歸”。到了
政和四年（1114），一個叫做黃潛善的人，也乘機大講時文的壞話，把他們自己用
來考試的時文和導致考生死背教條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說因為讀了書
商的東西，他們的學問“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三年以後（1117），又有人
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覺得讀書人現在講話寫文“不根義理”，就是讀了“編題
”、“類要”之類的出版物，所以建議“禁絕書肆私購程文鏤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來是士人的建議，最後鉗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國家”的
名義，政府有了對思想控制的合法權力，於是，關於出版的鉗制就越來越嚴厲。舉
兩個南宋的例子，一個是對於自由思想的控制，慶元二年（1196），國子監建議，
讀書人要以《語》、《孟》為師，不能傳習語錄，應當禁止這些語錄出版，免得這
些“欺世盜名”的理學家思想壞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奧論》之類的書統統銷
毀。一個是對政治新聞的管制，像南宋紹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銷毀各種小報
，因為它“始自都下，傳之四方”，把各種本來只讓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
事、程文，甚至“官員陳乞未曾實行之事，先傳於外”，搞得民間的小報比官方的
朝報還受歡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銷毀，把新聞大權統統收歸自己，規定只有官方
朝報才可以報道消息。
其實，遼和金從兩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軍情政事，只是在這種小
心、不安、緊張和焦慮中，不僅僅文化氣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
，漸漸換成了宋人的拘謹和專制，而新聞、出版和言論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
“國家”的名義，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原刊於《歷史學家茶座》第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http://www.ywsl.com/bbs/bbsshow.aspx?id=2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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