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海
上的時光是漫長而無聊的。為打發無聊，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借來了一本日本作
家東海散士所作的小說《佳人之奇遇》，翻開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詞外，竟
滿紙都是漢字，甚至頗多「之乎者也」，令梁啟超能看懂個大概，並且能看起興
趣來，同時也讓梁啟超悟到，用小說啟發民智，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是一種極好
的方式。想到這一點，梁啟超一定很興奮。在橫濱住下後，他創辦了面向國內讀
者的《清議報》，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在這篇宣言式的文
章後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漢譯連載；《佳人之奇遇》連載完之後，緊接著又
開始連載日本作家野龍溪的小說《經國美談》的漢譯。——兩部小說的譯文，都
出自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之手。
這個時候，大量的西方名詞、術語已進入日語中，被稱作「政治小說」的《
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中，自然也不乏這類譯語。而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
，在他的譯文中，對這些日本人的譯語，當然也就只能原樣照搬了，——而這，
便是所謂日語「外來語」進入中國的開端。梁啟超在這樣做時，也許並沒有過多
的疑慮，他很輕易地就把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
學一類詞彙介紹給了中國讀者。這也就意味著，日語「外來語」被引進中國，是
在一種不得已、不自覺的情形下開始的。
不過，梁啟超向國內譯介日本政治小說的同時，也就開始了雷頤先生〈「黃
金十年」〉一文中所說的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舉國上下掀起了一
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已被譯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這時期被轉譯成漢語，甚
至日本的中級教科書都被翻譯過來，用作教材。魯迅留日歸來，在師範任教時，
就親自動手做過翻譯日本教科書和日籍教員講義的工作。構成現代漢語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的所謂日語「外來語」，也就是在這時候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
本來，洋務運動是要向西方學習，懂得西方，翻譯西方著作便顯得很必要。
但一轉向以日本為師，人們學習西文的勢頭也就頓減。向日本學習，無非是希望
通過學習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那時朝野普遍認為，這樣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對這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中國近代第一譯家嚴復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在
發表於《外交報》上的〈與（外交報）主人書〉中，他寫道：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
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
，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
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
故有，此不必為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為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
孳乳演迤之學術，於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
也，其考訂可蔔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學者群而趨之，世有無
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為，何
以異此。
嚴復強調要深切瞭解西方思想學術，須直接讀原著。借助翻譯已是萬不得已
，借助翻譯的翻譯，就隔塵更多，去真更遠他認為日本對西方概念的翻譯，多不
準確，因此也不能無條件地借用，而往往堅持自己的譯法。例如，他反對「經濟
」這個日本譯語，而代之以「計學」，並在《原富》卷首的「譯事例言」中說明
了理由：「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
，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
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放日本譯之以經濟，中
國譯之以理財。顧求必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愜，自我作故，乃
以計學當之。」他認為「經濟」一語，原意比西文economy寬泛，因此不宜作譯
語。再例如，他拒絕借用日文譯語「社會」，而堅持把西文的society譯作「群
」，將「社會學」譯作「群學」。此外，capital日譯「資本」，嚴譯「母財」
；evolution日譯「進化」，嚴譯「天演」；philosophy日譯「哲學」，嚴譯「
理學」；metaphysics日譯「形而上學」，嚴譯「玄學」……
但嚴復對日本譯語，也並非一概拒絕。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譯語的
例子像是也不鮮見。對有的日本譯語，他也很首肯。例如，將西文的liberty和
freedom譯作「自由」，嚴復就毫無異義，並且說：「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
此無成，殆無以易。」
五
在怎樣翻譯西方術語的問題上；當初在中國是有過爭議的。大體有三種觀點
。一種主張盡可能有中國自己的譯法，反對無條件地借用日譯，嚴復可為這種觀
點的代表。一種則主張盡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法。還有一種觀點，則主張對西
文術語進行音譯。
王國維便主張盡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語。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
他首先強調了新學語輸入之必要，在怎樣輸入的問題上，則表達了這樣幾種看法
：
（一）他強調了借用日本譯語的可行性和便利之處：「數年以來，形上之學
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
以混混之勢，而侵入中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
。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
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
，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
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竊謂節取日人之譯語，有數便焉：因襲之易
，不如創造之難，一也；兩國學術有交通之便，無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
便而無二難，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評了嚴復抵制日譯，「自我作故」的態度，同時，對嚴復著力追
求譯語的古雅也有非議：「侯官嚴氏，今日以創造學語名者也。嚴氏造語之工者
固多，而其不當者亦複不少，茲筆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為『天演』也，
Sympathy之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進化，善相感之於同情，其對
Evolution與Sympathy之本義，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國語之知識者，
寧俟終朝而決哉！又西洋之新名詞，往往喜以不適當之古語表之，……如侯官嚴
氏所擇之《名學》，古則古矣，其如意義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譯語，未必盡皆準確，如譯idea為「觀念」，譯
intuition為「直觀」，就未能盡傳原意。但這也許是翻譯本身固有的局限，是
無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確的日譯，比起中國人的譯法，仍然要合理些。
兩害相權，還是應該借用日譯。
（四）他指出了日中兩國翻譯西文術語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雙字或雙字
以上的片語去譯西文本語，而中國人則習慣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
此。」這其實還是在批評嚴復。用單字譯西文術語，正是嚴復的習慣，如「玄學
」、「理學」、「計學」、「群學」都屬此類。
王國維畢竟是王國維。他說日本已有譯語並非隨意造作之詞，而是「經專門
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才最終確定，這頗合實情，同時也為中國人借
用日譯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譯西文術語時，日本人習用雙字和雙字
以上的片語，因此比中國人的習用單字更能精確地傳達原意，也真如老吏斷獄，
一語中的。實際上，王國維這篇文章，已基本說明了為何日本譯語在中國全面獲
勝而嚴復譯語則被淘汰殆盡。
在當時，還有一種很有影響的翻譯觀點，即主張對西方術語進行音譯，章士
釗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實際上，有些西方術語，也曾以音譯的方式廣為流行，如
「德謨克拉西」（民主）與「賽因斯」（科學）。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上，
西方術語多用音譯。就是嚴復，也有過音譯西方術語的成功嘗試，如將Logic音
譯成「邏輯」，據說便出自嚴復之手。「邏輯」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選
擇得絕妙，所以能站住腳。對Logic，日本也有意譯和音譯兩種譯法，意譯作「
論理」，但後來還是音譯更流行，而且「邏輯」這個漢語詞，也傳入了日本，在
現代日本著作中，這兩個字也常出現，但注logic的日語譯音。在日本，「邏輯
」一詞，是中、日、西三種文化的混血兒，即中國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
這當然很耐人尋味，但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邏輯」這個音譯術語，似乎是嚴譯
術語中最有生命力的，——這其中，一定有著某種值得探究的「邏輯」。
嚴復和日本學人都是用漢語譯西文。論西文水平，嚴復決不遜於那些日本近
代學人。至於漢文，日本學人雖也都堪稱精通，但這畢竟是嚴復的母語，嚴復的
漢文造詣，無疑遠在日本學人之上，但嚴復卻敗給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
正在於漢語是嚴復的母語。因為是母語，所以對其語意有精細的體察和深切的理
解，而這也就成為一種束縛，翻譯起來便被漢語原意牢牢限制。而對於日本學人
來說，漢語再精通，也畢竟只是一種外語，對漢語他們決不會懷有嚴復那般的感
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驅遣漢語。日本學人可以大膽地改造漢語原意，可以根據
需要而賦予漢語新義，可以利用漢字生造新詞，甚至可以讓一個漢語詞來傳達與
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玩味那些日本學人的譯語，感到他們對漢字漢語真是揮灑
自如，而嚴復卻難以達到他們這種程度。
嚴譯在與日本譯語的「生存競爭」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還在於王國維指出
的過於古雅。「信、達、雅」是嚴復對譯文的三點要求。雅雖然放在最後，但嚴
復在翻譯實踐中對譯文之美的重視卻並不在信與達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譯文必須
是絕對的美文，讀起來和諧且鏗鏘，富於節奏感，而在翻譯西文術語時習用單字
，也正是譯文本身語感的需要。在翻譯西文術語時，嚴復也是嘔心瀝血的，用他
自己的話說，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但由於嚴復是用先秦文體來翻譯的，
在用漢語為西文術語「立名」時，就不能只考慮準確，還要兼顧文氣，要盡可能
古雅，這就使嚴復的工作比日本學人要艱難得多。嚴復那些用古雅的單字譯出的
西文術語，不能說都未能傳達原意，只是把原意傳達得很模糊。朦朧，不易讓人
把握。而日本學人由於毋須考慮什麼文氣，也不追求用語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
多。為了盡可能準確全面地傳達原意，他們可以用雙字或雙字以上的片語，而且
在選擇譯語時也並不在意什麼雅與俗，這樣也就使譯語更明快更直白，讓人一見
就懂，而且不知不覺地就用了起來，遇上這樣的競爭者，嚴復的譯語自然就只能
被冷落，被遺棄。
嚴復著力追求譯文之美，刻意講究「立名」之雅，是有著良苦用心的。當時
，梁啟超也對嚴譯文體提出質疑，說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
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並且說：「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
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
學童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
」翻譯西文，既然意在啟蒙，就應該使譯文能為盡可能多的人閱讀，這樣，就應
該努力追求譯文的通俗、流暢，易於領會，而不是像嚴復那樣做得恰恰相反。面
對這種詰難，嚴復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
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原來，嚴復根本就沒有把學童
一類淺學之人當作自己的讀者，他的譯文是給那些飽學的士大夫讀的。嚴復認為
，改造那些飽讀古書而往往又頑固守舊者的思想，是最關鍵的事。這批人的思想
改造過來了，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會發生變化。而中國的讀書人都很講究文筆之
美，嚴復要讓他們讀自己的書，首先就必須以一種美文來征服他們，對於那種本
厭惡、排斥西學的人，則是給他們送上一枚糖衣炮彈。
嚴譯術語雖然敗給了日本人的譯語，但並不意味著嚴譯在整體上是失敗的，
也不能說嚴復對譯文之美的追求是沒有道理的。今年，是嚴譯《天演論》出版
100周年。100年前，當《大演論》問世時，在知識界引發了一場地震。人們奔走
相告，爭相誦讀。許多人將其當作枕邊書，一讀再讀，愛不釋手。這首先也是與
嚴復譯筆的優美分不開的。人們爭讀嚴復譯作，半是尋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
甚至一些抵制西學的守舊者，也禁不住將嚴譯當作美文來欣賞。由於中國的情形
與日本不同，嚴復對譯文與日本學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啟超翻譯日本小說《佳人之奇遇》當作日語「外來語」輸入
中國的開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這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
，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換句話說，假設當初沒有日本這樣一個近鄰，那也許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只能
使用嚴譯概念，而通過嚴譯概念來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國問題，與通過日譯概
念是否有差異？即便沒有日譯概念的輸入，嚴譯也許仍會被淘汰，會有人重新為
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適的譯語，但這與我們今天使用的日本譯語肯定絕大多數
都會不同，而如果是這樣，這100年來中國人思考和談論問題的方式是否也會不
同？最終，這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是否會與已有的完全一致？具體地說，當
「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階級」、「社會主義」、「資本
主義」這些概念換一種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理解，是
否會隨著變化？
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湧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對100年來
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
體上思考這種影響，卻又很困難。因為在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
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
漢學家面前的一個極好的課題。
雖然不能在整體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體的例子還是可以舉
出一些的。
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
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
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
「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麼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
「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
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
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
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醜學」一說。「醜學」是相對「美學」而
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aestnetics的原
意是「感性學」，倘若一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種譯法，而譯成別種模樣，例如
譯成「感性學」，那所謂「醜學」是否還能成立？
我們今天將短至數百字長至數百萬字的虛構性作品都稱為小說，只是有長篇
小說與短篇小說之分。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這種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別，
此外什麼也沒有說明。於是，有所謂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在審美的意義上是否有
本質性差異的研究和爭論，有人說二者意味著不同的審美方式，有人則說二者的
差別僅僅在字數上。其實，我們今天使用的「小說」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
坪內逍遙在《小說神髓》中對英文novel的翻譯，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較長篇幅
的作品，至於短小的作品，則用short story來表示。兩種不同的命名，就已經
強調了二者並非一類。應該說，用「小說」來譯novel，未能全面地傳達出原意
。如果我們不是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稱作「小說」，而是分別有不同的稱謂
，那我們對二者的認識是否會一開始就有所不同？而關於長篇與短篇的爭議，是
否還會發生？
例子還可舉出許多。最後我想說：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
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http://www.netandbooks.com/taipei/magazine/book_5_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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