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幽靈一般的“關鍵詞”
現如今，作為特定學術思路的“關鍵詞”，也成了中國學界的“關鍵詞”。在
Google中輸入“關鍵詞”進行搜索，可獲得上千萬項相關資料（還在迅速增長）。
於是，不妨如此戲說：七十年代，我們見面時打招呼：“吃過了沒有”——那時填
飽肚子還是個問題；八十年代，我們見面時問：“托福了沒有”——出國唸書正成
熱潮；九十年代呢？“下海了沒有”——“十億人民九億商，剩下一億在觀望”；
進入二十一世紀，怎麼辦？“關鍵詞了沒有”——上網搜索、發表論文、傳授商業
技巧、描述社會思潮，全都離不開這“關鍵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日中國，
但凡受過高等教育的，不管你學什麼專業，更不管你學術立場如何，多少都得跟“
關鍵詞”打交道。
因此，有必要追問，這幽靈一般的“關鍵詞”，從哪裡來，到何處去。
先說說“關鍵詞”近年的八面風光：二○○五年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
陶東風主編的“文化研究關鍵詞叢書”（含季廣茂︰《意識形態》、汪民安︰《現
代性》、陶東風等︰《文化研究》、王瑾︰《互文性》、曹衛東等︰《文化與文明
》）；二○○六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張一兵主編的“關鍵詞叢書”（已刊張鳳陽
等著《政治哲學關鍵詞》）；這些叢書仍在起步階段，但如果配上《佛教文化的關
鍵詞》、《國際法關鍵詞》、《人類學關鍵詞》、《經濟學210個關鍵詞》、《知
識產權法關鍵詞》、《民事訴訟法關鍵詞》、《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關鍵詞》、《
新聞工作200關鍵詞》等，不難猜想，有關“關鍵詞”的著述“市場前景”良好。
實際上，進入新世紀，隨著“關鍵詞”的獨特魅力從學界蔓延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各行各業都有了自己的“關鍵詞”圖書。這才真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
姓家”。如今，有關關鍵詞的書籍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生猛”，如《商場關鍵
詞》、《法國葡萄酒關鍵詞》、《影響一生的60個關鍵詞》、《影響健康的26個關
鍵詞》、《成功人士最重視的9個關鍵詞》、《培養傑出青少年的24個關鍵詞》、
《決定你完美人生的9個關鍵詞》、《愛情的22個關鍵詞》等。最有趣且最具挑戰
性的，還屬文匯出版社二○○四年版新書《今夜，我們談性：關於性的50個關鍵詞
》。上述以“關鍵詞”為號召的書籍，都是近兩三年出版的。眼看著十幾年間，“
關鍵詞”一詞，從引進、消化、模仿，到邁開大步，走出書齋與講壇，介入百姓日
常生活，甚至成為“時尚”話題，真是一個相當奇妙的過程。
如此“流光溢彩”的關鍵詞，還有可能重回書齋，接受你我的審視與辨析嗎？
這是我所關心的。或許，不該那麼悲觀，近些年，關於“關鍵詞”的學術著譯，頗
有值得推介者。若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三
聯書店二○○五年版）、丹尼‧卡瓦拉羅的《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等譯，江
蘇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安德魯‧本尼特等的《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
導論》（汪正龍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七年版）等譯著紛紛登場；至於
國人編纂的，則有洪子誠、孟繁華編《當代文學關鍵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
○○二年版）、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三年
版）、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北麥田出版二○
○三年版；江蘇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版）、趙一凡等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二○○六年版）、王曉路等著《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版）、汪民安主編之《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
版社二○○七年版）等。再加上那些不掛“關鍵詞”招牌，但學術思路上與之相呼
應，或存在著若隱若現聯繫的書籍（如南帆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
，浙江文藝出版社二○○三年版），儼然構成了一個“學術場”，值得學界認真面
對。
《關鍵詞》之進入中國
雖然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的中譯本遲至二○○五年方才面世
，近年崛起的這股“談論”甚至“賣弄”關鍵詞的浪潮，仍以此書為肇端。國人之
關注作為學術話題的“關鍵詞”，與《讀書》雜誌的積極推介有關——時間是一九
九五年初。而此前一年，香港地區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即已推出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原北京大學教授張京媛等翻譯的《文學批評術語》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原書一九九○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刊行，張教授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在北大講課時，將其作為教材，順便組織譯述
。就像“譯後記”所稱：“與一般的文學術語辭典不同，這本書不是對術語的界定
，而是批判性地檢驗術語的詞源和歷史沿革的意義，從廣泛的文化視角提出當前文
學理論界正在思考的問題”；“這本書‘複雜化’了我們原來對術語的理解，動搖
了我們過去以為是穩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我們的立場也隨著發生變化”（47
6–477頁）。而這一學術思路的來源，麥克列林在“緒論”中做了交代：“術語具
有自己的歷史，術語影響我們的閱讀，術語涉及到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從
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對術語歷史的興趣受惠于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例如《關鍵詞
》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4–5頁）換句話說，“弟子”比“先生”早一年
進入了國人的視野。
要說學術視野及深度，張譯《文學批評術語》遠遠超越八十年代介紹進來的羅
傑‧福勒編《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辭典》（周永明等譯，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
八年版），但因流通不廣，加上編者不像威廉斯那樣有鮮明的學術立場，屬於“中
規中矩”的教授作業，故沒能引起中國學界的廣泛興趣。而真正讓中國學界興奮起
來的，還是威廉斯。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讀書》雜誌上，刊出汪暉《關鍵詞與文化變遷》一文，
強力推介“歐美文化研究中的經典作品之一”——《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此書原本是威廉斯《文化與社會》（一九五八）一書的附錄，出版時被編輯刪去
，這反倒給了作者不斷積累、修訂的機會；等到一九七六年正式刊行時，已經擴展
為以“詞典”形式出現（包含一百三十一個辭條）但具有內在結構的、自成體系的
著述。正如汪文所說：“這本書當然不是交代詞源、給出定義的尋常詞典，而是了
解文化與社會的一種獨特的地圖”；“通過它人們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為廣
泛的變遷——一種與語言變遷明顯有關的變遷”。“它既是我們的最普通的討論的
詞彙和意義的匯集，也是將我們組織成為文化與社會的那些實踐和體制的表達。”
以上解說，還有劉建基的《譯者導讀》、陸建德的“代譯序”《詞語的政治學》等
，基本上不出威廉斯本人為《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一書所撰“導言”。不
能怨論者“偷懶”，是作者把自家立場交代得太過清晰，以致讓你“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配合汪文，同期《讀書》雜誌上還刊出陳燕谷、曹衛東的《詞語梳理》，梳理
的是“Hegemony”﹙霸權／領導權﹚、“Communication”﹙交往﹚這兩個關鍵詞
。接下來，又有汪丁丁的《經濟學的“關鍵詞”》（一九九五年七期）和《再談經
濟學的關鍵詞》（一九九五年《讀書》八期）。很可惜，這個欄目沒能堅持下去—
—此類事情，確實是“堅持數年，必有成效”。即便如此，這些文章還是攪動了一
池春水，此後，“詞語梳理”作為一種學術思路，逐漸盪漾開去。
當今中國學界，為何需要“梳理”各種關鍵性的“詞語”，兩位學養豐厚的汪
先生，似乎更多著眼於糾正“誤讀”，以便建立有效的“交往”與“對話”的平台
，即所謂“正本清源”。現實生活中常見這樣的尷尬場面：同是學界中人，都很真
誠，也很努力，可就是“沒有共同語言”。“有時是因為出現了新的語彙，有時則
因為同樣的語彙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媒體與資訊空前發達，‘交往’與‘對話’
空前艱難”。（汪暉：《關鍵詞與文化變遷》）這與西學東漸以來，中國人“刻苦
好學”而又多“囫圇吞棗”的接受策略有關。“由於漢語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時
此地中國的特殊環境，人們對‘關鍵詞’的理解，頗多偏離原意之處。偏離無礙—
—有時還要‘誤讀’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汪丁丁：《再談經濟學的關
鍵詞》）可這一工作目標，與威廉斯編纂《關鍵詞》之努力方向，略有偏差。
在《關鍵詞》的“導言”中，威廉斯特別強調因階級立場不同而導致的“認知
差異”。每個階層乃至每個團體，都有自己對於語詞的特殊理解，而且，“從語言
的任何準則來看，沒有哪一個團體是‘錯的’”。對於“經由釐清難詞的意義，有
助於解決詞彙引發的爭議與困惑”這一想法，作者“並不持樂觀的態度”。理由是
：“意義的變異性不論在過去或現在其實就是語言的本質”；更何況，“許多重要
的詞義都是由優勢階級所形塑”（2、18頁）。因此，《關鍵詞》一書的意旨，不
是對於特定詞語的收集、整理、彙編、訂正，而是發現縫隙，直面衝突，質疑定見
，探詢“詞語”背後的思想意涵及歷史結構。
但另一方面，既然採取“詞典”的形式，作者對於《牛津大辭典》以及約翰遜
博士等人的工作也還心存敬意，《關鍵詞》不可能變成純粹的“論戰文集”。過分
強調“論戰色彩”，反而限制了讀者對於此書的尊重與理解。兼及詞源興趣與政治
關懷，體現卓越學識與黨派性格，二者互相糾葛，難分彼此，這才構成了《關鍵詞
》一書的特殊魅力。以“Literature”（文學）為例，作者建議“參見”的條目包
括：Aesthetic、Art、Creative、Fiction、Image、Myth、Nationalist；但不包
括常被提及的Formalist、Genius、Romantic、Taste、Tradition等，這確實包含
“黨派”立場。為何將“民族主義”列為“文學”的參見條目，那是因為作者認定
，“English Literature”（英國文學）這個詞本身包含明顯的政治色彩：“‘一
個國家’擁有‘一種文學’，這種意涵標示出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發展，也許也
標示出一個重要的政治發展。”對於擅長藉“文學史”建構來強化國家觀念、凝聚
民族精神，乃至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威廉斯的這一思路，實在太好理
解了。而不講“天才”、“品味”，那是因為作者意識到，自十八世紀以降沿用至
今的“純文學”（或曰“狹義的文學”）觀念，正越來越明顯地“遭受來自書寫（
writing）與傳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戰”（268–274頁）。對於“文學”
的前景，你可以不同意威廉斯的判斷，但必須承認其“言之有據”。仔細比勘，你
會發現，此書的絕大部分詞條考辨精細，需要論戰時，也都有學理依據，而並非一
味地“意氣用事”。
儘管作者一再稱，“它不是一本詞典，也不是特殊學科的術語彙編”，可三十
年後，隨著“文化研究”的急遽升溫，學院中人（教授及學生）多將《關鍵詞》作
為“文化研究”這一“特殊學科”的常用“詞典”。“發現意義轉變的歷史、複雜
性與不同用法及創新、過時、限定、延伸、重複、轉移等過程”（6、9頁），這固
然是《關鍵詞》一書的工作策略；可質疑與挑戰的同時，也意味著“新的標準”的
崛起。在這個意義上，二汪之設想藉“梳理詞語”來建立“對話平台”這一思路，
也沒有錯。
不同的工作目標
幾乎從一開始，對於“關鍵詞”的引介就蘊涵了兩種不太相同的工作目標：第
一，通過清理各專業術語的來龍去脈，達成基本共識，建立學界對話的平台；第二
，理解各“關鍵詞”自身內部的縫隙，通過剖析這些縫隙，描述其演變軌跡，達成
對於某一時代學術思想的洞察。與此相適應，《關鍵詞》的“中國弟子”，或傾向
於“對於一種詞彙質疑探詢的紀錄”，或演變成“某特殊學科的術語彙編”——後
者如廖炳惠的《關鍵詞200》，副題就叫“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而趙
一凡等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編者序”也特別強調中國“缺少普及適用的
專門辭書”，可見其工作目標。當然，即便是著眼於“釐清概念”，也都不動聲色
地展現了自家的學術立場。
熱心於談論“關鍵詞”者，未必非讀過威廉斯的書或直接受《讀書》文章的啟
發不可；但以下兩個專欄及相關圖書的“橫空出世”，確實與此有關。一是廣西的
《南方文壇》，一是北京的《外國文學》，這兩家敏感的專業雜誌，聞風而動，分
別開設專欄，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以及西方批評理論的“關鍵詞”梳理。《南方文壇
》的專欄始於一九九九年一期，在兩年多時間裡，陸續刊發了二十八個相關條目，
日後結集成書，便是上面提到的洪子誠、孟繁華所編《當代文學關鍵詞》；而《外
國文學》的專欄延續了四年（二○○二年元月至二○○五年十二月），共推出關於
關鍵詞的專欄文章五十四篇；日後又由趙一凡等集合全國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
的專家，進一步修訂，完成了包含八十餘則關鍵詞的《西方文論關鍵詞》。後者長
達九百二十五頁，定價八十五元，二○○六年一月初版，六月即重印，可見頗受讀
者歡迎。
洪子誠、孟繁華在《期許與限度——關於“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的幾點說明
》中稱：“我們知道，一個有理由存在的‘學科’，應該有屬於它的質的規定性的
基本概念，這些概念是這個學科‘知識’的基礎……我們過去使用它們，常常缺乏
必要的認真處理，或者是想簡單地加以拋棄，或者在缺乏必要的辨析下繼續沿用。
”而此書的主要目的，不在編詞典以規範使用，而是：“質疑對這些概念的‘本質
化’的理解，不把它們看做‘自明’的實體，從看起來‘平滑’、‘統一’的語詞
中，發現裂隙和矛盾，暴露它們的‘構造’的性質，指出這些概念的形成和變異，
與當代文學形態的確立和演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通過從對象內部，在內在邏輯上把
握它們，來實現對‘當代文學’的反思和清理。”（《當代文學關鍵詞》，3頁）
書中各文，若“中國當代文學”（洪子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孟繁華）、
“兩結合”（南帆）、“思想改造”（謝詠）、“文藝黑線專政”（程光煒）、“
三突出”（古遠清）、“新時期文學”（丁帆、朱麗麗）、“向內轉”（魯樞元）
、“朦朧詩‧新詩潮”（張清華）等，有的是文學思潮，有的是創作方法，有的則
接近學科描述，統一稱為“關鍵詞”，似乎有點勉強。本就是專欄連載，各條目的
撰寫並無統一體例，純屬“文責自負”，與威廉斯的《關鍵詞》之精心結撰，左右
逢源，具有完整的內在結構，不可同日而語。但就學術立場及批判精神而言，近年
所刊相關著述，此書與《關鍵詞》最為“神似”。
要說主旨明確，體例統一，學問淵深，還推趙一凡等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
》。“這裡所謂‘文論’，特指二十世紀發展起來的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理論。同
時，它也指涉資本主義變革態勢下，不斷求變求新的各種歐美新學潮流。”（《編
者序》）至於編輯體例，則有：“一、每一詞條均提供簡明扼要的術語解說、背景
介紹；二、對每一概念的發展衍變過程，進行仔細的梳理辨析；三、力求在外國理
論與評論基礎上，提出我國學者的自家見解；四、在文末提供簡明扼要的中外文參
考書目，以利讀者進一步查閱或跟蹤研究。”而且，說到做到，若“諷寓”（張隆
溪）、“話語”（陳永國）、“交往理性”（章國鋒）、“書寫”（林少陽）、“
文學場”（張意）、“文學性”（周小儀）、“性屬∕社會性別”（王曉路）、“
敘事學”（申丹）等條目，都是嚴格落實主編意圖，而又體現了學者自身的豐厚學
養。作為一本“大型工具性理論辭書”，此書中規中矩，可圈可點，與《當代文學
關鍵詞》之鋒芒畢露，帶有鮮明的論戰色彩，分別體現了威廉斯《關鍵詞》的兩個
不同側面。
談及文學理論及文化研究的“關鍵詞”，還有兩本書可參照閱讀。一是丹尼‧
卡瓦拉羅（Dani Cavallaro）著、張衛東等譯《文化理論關鍵詞》，一是張鳳陽等
著《政治哲學關鍵詞》。前者原名《批判與文化理論》（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全書分“語言與闡釋”、“社會身份”、“知識”三輯，每輯各六章。
譯者非要將書名譯成“關鍵詞”不可，雖屬追風，卻也不無道理——如第一輯“語
言與闡釋”包含“意義”、“符號”、“修辭”、“表徵”、“閱讀”、“互文性
”六章，確實像辭書。原作者有言在先：“本書在章節安排上考慮到了兩種類型的
閱讀方式。一方面，可以把十八篇文章當做一個整體，一章一章連續地閱讀；另一
方面，也可以把它們當做一些分散的實體，單獨閱讀，或者按照任何一種次序串聯
起來。讀者可依自己的興趣和研究目標自行選擇其中的一種閱讀方式。”（《文化
理論關鍵詞‧總論》）當然，可“自行選擇”的，不僅僅是讀者的“閱讀方式”，
也包括譯者的“命名方式”。至於《政治哲學關鍵詞》之強調“在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一些看似簡單、基本的問題，常常引起學者們的激烈論爭”，編纂此書是為了
獲得“開展學術對話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識平台”（《引言》），思路明顯受《
讀書》文章影響。之所以將此書推薦給文學批評∕文化研究者，那是因為，其中有
些關鍵詞，如“自由”、“精英”、“話語”、“規訓”、“社會記憶”等，與我
們密切相關；拿來跟趙一凡等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廖炳惠編著的《關鍵詞
200》、王曉路等著《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和汪民安主編的《文化研究關鍵詞》
中同類或相近的詞彙比對，不難發現不同學科背景所導致的“洞見”與“不見”。
不是作為“知識淵藪”的詞典，也並非“眾人拾柴火焰高”，國人著述中以“
關鍵詞”命名者，我所見到的，有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和韓毓海
的《知識的戰術研究：當代社會關鍵詞》（中央編譯出版社二○○二年版）。後者
分“市場”、“現代性”、“全球化”三輯，收錄作者論戰色彩很濃的十二篇文章
；所謂“當代社會關鍵詞”，大概指向上述三輯的命名，而非具體的研究對象。前
者包含十篇論文，單就體例而言，《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
個解釋》和《試論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較為靠譜，其他各文，若探
究胡風的“現實主義理論”，或評論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很難與我們心目中
的“關鍵詞”研究畫上等號。不過，據作者稱：“回顧那十幾年的努力，不過是為
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文學提出了幾個重新理解文學史的關鍵詞。”（《自序
》）此書的結撰，是先有完整的論文，再從中抽離出若干“關鍵詞”來；換句話說
，“關鍵詞”是工作的結果，而不是出發點。按作者的設想，這十篇文章，可合成
五題：包括“戰爭文化心理”、“潛在寫作”、“民間文化形態”、“共名與無名
”，“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1–7頁）。其說
能否被學界廣泛接受，尚有待時間的考驗；但作者撰文或結集時，受近年“關鍵詞
”研究熱潮的影響，這點毫無疑義。
《讀書》200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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