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無意間在對岸的網站上看到的，
因為是我有興趣的主題，
也就耐著性子第一次把一整篇簡體字的文章給看(加上猜字)完。
因為他們有些翻譯實在太好笑又太無言了，
一些地方我就直接用台灣習慣的說法。
(這大概是2000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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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友Peter是馬勒迷，也是網蟲。他經常在外國一個BBS上看討論。在這BBS中
有許多專業人士參與討論，比如在音樂項目中就有一些國際唱片公司的主管級人物、
錄音師、藝術家和評論家等。Peter曾說卡普蘭先生(就是那個靠自學指揮馬勒第二的
人)也曾在那裡露面，但有鑒於那裡的人對他很不敬，一怒之下竟註銷了登入。
在BBS上Peter是個"動眼不動手"的人，從來不曾發表言論。但有一次實在好奇，出聲發
問，暴露了身分。未幾天，Peter收到了一封來自法國的長長的電子郵件。看過後得知
此寄件人叫 Henry-Louis de La Grange(以下簡稱亨利)，1924年生於巴黎，貴族家庭
(從他的名字就看得出)，畢業於耶魯大學音樂系，曾師從Yvonne Lefebure學習大鍵琴。
1953年他聽了華爾特(Bruno Walter)指揮的一場馬勒音樂會後，決定投身於馬勒的研究，
立志讓世人了解一個客觀真實的馬勒。 他走訪了許多馬勒生前的朋友和親人，包括了
他的遺孀阿爾瑪(Alma)，並成了她女兒安娜的好朋友。治學過程的艱難過程自不待說。
70年代他開始撰寫馬勒專著，現在已經完成了法文版，3600多頁，英文版也即將付梓。
此套專著獲得了許多國際大獎，為他確立了國際間馬勒研究中的地位。他和許多音樂家
都是好朋友，包括指揮家布列茲、阿巴多等人。
亨利說他去遍了世界各國，亞太地區中國外圍的國家也去過了，惟獨沒來過中國。來中國
一直是他的夢想。信裡的最後他說若中國有個民間組織邀他前往，他就可以向法國大使館
申請經費來中國，時間大約是99年2月，因為他要去日本參加一個馬勒音樂節，回程時可
以順道來。 得到這個消息後，Peter就向我聯繫，希望以XX音像城的名義邀請。 具體操
作過程就不談了，後來確定為：亨利到北京為馬勒的愛好者辦個講座，名為：《In search
of Mahler》，地點在中國的多功能廳。具體事情由我和法國大使館協調。
亨利帶給中國愛好者的是最前沿的馬勒研究成果。時至今日，大陸對馬勒《大地之歌》的
第二段歌詞作者，一直沒有定論。根據響音，基本上定在"錢起"或"張繼"兩位詩人。但
翻遍全唐詩，也沒有相應的詩句。而亨利早在他的法文原版著作中，找到了原詩的中文影
印版，並請一位台灣學者 [我猜應該是陳漢金] 將漢字寫到著作中。 作者是
錢起，題目是《效古冬夜長》。
現在亨利先生已回法國，但他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在此分享給大家。
我早知他已經76歲，但在機場見到他卻非常驚訝，他步伐穩健，身體硬朗，毫無老態。
這還是在日本參加了10天的緊張活動之後。 後來我陪了他三天就覺得有點累，但他
仍然神采奕奕，上樓梯從不需要我扶，健步如飛！ 我不禁想起《傅雷家書》中說：
"外國知識份子到七、八十歲仍然研究學問，不問成果。 想我中國知識份子哪有如此長久
的研究壽命？ 我今年才五十多，已經老眼昏花，齒鬆發落了。究竟是外國人種與我們
相異，還是別的原因？” 想到亨利先生大半生滿世界行走，窮經皓首為馬勒，除了令
我敬仰，還領悟到：凡事需要好體格！
亨利先生治學精益求精。他的法文版著作中，中文詩詞是找了一個人手寫，然後製成膠
版印刷。可能排版人員昏了頭，竟將一個中文膠版弄反了，因此書裏的一段中文字是反
轉的，如同鏡子裏的一樣。當我翻開到那一頁時，他一把奪了去，忙不迭地解釋這個錯
誤，並遞上正確的複印件，臉都羞紅了。我當時心裏就想：我看阿拉伯文字，反和正還
不都是一個樣！你也“忒”認真了。但你的治學精神我佩服！
亨利非常守時。我通知他10點在天龍見面，9：45分他就直接到辦公室找我了，反倒弄得
我很不好意思。過了一會兒，他的法文翻譯（外語學院的一位大學生）氣喘吁吁地趕到。
她說她按時到大使館的正門，得知亨利的車在後門。就從正門到後門這段時間，亨利的車
就走了。她只好立即打車趕來。
我在陪亨利看唱片時，驚訝他竟和許多藝術家都認識。但當我領他到“馬勒專櫃”時，
他低頭看了一會，用法語咕噥了一句，翻譯告訴我：“這裏的馬勒唱片他都沒有！”
天啊，亨利不收集唱片嗎？那麼布列茲指揮的馬勒唱片中的文字他是怎麼寫的？這件事情
現在我還鬧不明白。 我趁機問他，我讀過華爾特關於馬勒的一本書的中譯本。華爾特在
書中所說的，都是事實嗎？亨利很神秘地貼近我的耳朵說，基本上全是事實。但華爾特只
說了三成，還有七成的事實沒有說出來！
在講座中，亨利講訴了許多關於馬勒的珍貴素材，還有他研究馬勒過程中所經歷的重大事
件。這些事件自然包括和馬勒夫人Alma的許多次接觸，並有機會閱讀了馬勒的日記和信札
。但他感覺阿爾瑪好像對世人隱瞞了什麼。等到他再認識了其女兒安娜和更多的人後，這
種感覺得到了驗證。阿爾瑪曾寫了一本回憶馬勒的書（筆者也曾讀過），成為許多馬勒研
究的基本素材。但亨利指出有些事實是阿爾瑪篡改的，馬勒並不像她所說的那樣不近情理
，我行我素，和對阿爾瑪漠不關心。相反，馬勒對阿爾瑪一片癡情和誠意，反倒是阿爾瑪
在與馬勒結婚之前，曾和另一位作曲家相戀，直到結婚後仍然藕斷絲連。阿爾瑪在馬勒死
後，又曾嫁給一位畫家和建築家，可惜這兩位丈夫也相繼去世。因此，當阿爾瑪孀居紐約
時，被紐約有關人士稱為“三位藝術家的寡婦”。由於亨利常去拜訪阿爾瑪，一度被稱為
阿爾瑪的“第四任情人”……
遺憾的是亨利帶來的許多珍貴幻燈片，由於沒有幻燈機而作罷。我曾看了幾張，真是太珍
貴的圖片。亨利說大部分圖片他已用在他那套法文版著作中了。他可以通過外交郵包方式
送我一套。
在講座完畢後，亨利接受大家的提問，由我開始。我說在中國，沒有機會聆聽眾多大師的
現場音樂會，只能聽唱片，因此請他評論一下各版本。不料亨利說這是他最不願回答的，
但既然提出，他可以回答。首先他認為華爾特的演繹確實非常權威，克倫佩勒的也不錯，
巴比羅里和鄧許泰特也各有特點，布列茲的演繹也是他比較欣賞的……大家聽了半天，竟
然沒有伯恩斯坦的大名，不禁動問。但他一聽“Bernstein”後就搖了搖頭，當時我驚訝得
下巴都快掉了。他說伯恩斯坦的演繹不是馬勒，而是“伯恩斯坦的馬勒”。伯恩斯坦最大
的功績就是讓更多的人瞭解了馬勒。 後來我又問了，伯恩斯坦在DG公司和CBS公司錄製的
馬勒全集，哪套更佳？當他回答“CBS”時，不光是我，大家的下巴都掉了。
亨利後來用了好幾個小時，向我講述了他的一個宏大設想。他想請一位國際知名的指揮和
Thomas Hampson（伯恩斯坦晚年非常欣賞的馬勒歌手）來中國，聚集十幾個演奏家（一半
來自法國，一半來自中國）和一位中國男高音，在北京做一個馬勒《大地之歌》的中國首
演。但法國駐華大使認為在中國恐怕難以找到如此好的音樂家，因此這個設想又改為請一
個歐洲一流的樂團。 他說Thomas Hampson是個理想主義者，又跟他交情很深，不成問題
。指揮暫定為布列茲，樂團暫定為歐洲青年管弦樂團（由阿巴多創建）或法國交響樂團。
他覺得法國只有布列茲一個人能指揮馬勒，而日本倒還有好幾個。他和布列茲的關係也很
好，但布列茲是大忙人，要仔細商量。布列茲不屬於“對人權很敏感的藝術家”，如果有
足夠的理由，還有很大可能。當時我聽的如同在夢中一般，但後來覺得，這些事情也並不
是像做夢一般。其實那些知名的藝術家，並不是都在雲端上像尊神。他們大多時候，和普
通人無異。像DG公司剛出版的一張唱片封面，上面布列茲和沙汗姆 (Gil Shaham 哈哈)
在大街上行走，如果不認識他們，說是爺爺和孫子在聊天，或是一個大學生在和老師談話也未嘗不可。
這個“宏偉”的計畫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在此之前《大地之歌》沒有在中國演出過。
但後來我打聽到，上海東方音樂廳（？）竣工的系列音樂會中，湯沐海先生曾指揮過
《大地之歌》。當我後來將這個情況告訴亨利時，他說如果《大地之歌》的中國首演改
為北京首演，先前的計畫就得大修改了，具體情況他再想想。之後他就說在中國的感受。
他離開北京後去了西安，一切非常滿意，但覺得“仿佛全中國的人都在路上”，即中國
人太多了。我想你畢竟是隨著外國高級旅遊團，如果隻身一人恐怕你就“死定”了。
最後亨利先生說，北京音樂愛好者對馬勒和他研究成果的熱心，令他很感動。他會爭取
時間再來中國。我想如果一個人真心地投入一項事業，全身心地熱愛它，並能從中找到
“成就感”和“價值”，那麼他就是幸福的，無論所謂的“成就感”和“價值”在別人
眼裏是多麼地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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