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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0日
「性別平等教育」如何被騎劫？──從高雄市教育部事件談起
關啟文
高雄市教育部禁制守貞教育
2012年9月6日，高雄市政府發出了一份公函給該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題為「為本市各校配合填報各項婦女權益工作內容－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情形
注意事項。」當中的第四點說：「另有關貞愛立約承諾、守貞、拒絕婚前性行為
及墮胎影片等宗教、信仰團體課程，皆不宜納入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育課綱
內容，爰請各校邀請社會與民間團體蒞校宣講時，應慎選團體性質。」
言下之意自然是指令學校不要邀請這些「性保守」團體，
也即是說傳統性愛價值（如立約承諾、重視生命）都要被排斥於
「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育」之外。公文曝光後，一眾相關人士嘩然：
高雄市教育部憑甚麼可以禁制這些價值觀？
有關官員周明鎮這樣解釋：『就教育部推出性別平等教育的宗旨與立場，
是希望教育孩子們達到一定年紀時，可以有權力追求身體的自主權。』
一些社會人士對以上事件感到詫異，但我卻一點也不驚奇。有些人問：
「甚麼時候性平教育被綁架呢？」其實這已有近十年的歷史，
激進婦女團體和同運團體巧妙地把「兩性平等」的概念改為「性別平等」，
然後再逐步滲入多元性別論，直至這成為台灣性平教育的「道統」！
高雄教育部回應時強調「孩子…有權力追求身體的自主權』，
所指的是學生的性自主，這正正是多元性別論內蘊的情慾自主和青少年性權的
性解放論調。若我們明白從一開始，何春蕤推動性平教育時就提倡打破守貞等概念
，以上論調也只是一脈相承而已，無需奇怪。
其實「性平教育」的真相，在過往兩年的同志教育教材的爭拗中已顯露無遺，
它從一開始就是要針對和排斥傳統與及宗教的性倫理，我聽說在2012年的修訂
教材裡甚至有更明顯針對宗教倫理的部分！這些做法已是侵害宗教自由，
雖然基督徒一向純良如白鴿，但也不應一再受騙，不然也難怪別人譏笑我們愚蠢了！
高雄教育部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應明白現在台灣教育部的性平教育是
高度偏頗的，我們應爭取重新修訂性平教育法，去澄清法律的精義在於兩性平等，
和對學生的寬容愛護，而不是去支持性解放和同運意識形態。
或者有人認為這已是既定政策，所以不能改變，但這樣想法太消極了。
我們可以參考香港人在2012年夏天抗爭國民教育的經驗，
當時香港政府堅持要推動「國民教育」，但裡面的愛國思想有洗腦之嫌，
所以受到廣大家長、市民和學生反對，很多市民走上街頭抗議，
而由學生發動的「學民思潮」和其他市民包圍了政府總部十天。
最後，政府也只好收回這政策。
我想，在台灣只要有幾萬家長包圍總統府十天十夜，清楚向政府表明
反對同性戀洗腦教育和性解放洗腦教育，何愁大事不成？
我們需要的是決心和行動。當然，我不一定完成明白台灣的處境，
我的建議也不一定對，但香港與台灣的教會和社會，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
香港也同樣面對同運的衝擊（包括偽性平教育），也請台灣的弟兄姊妹記念。
我在下面先回顧性平教育的發展，指出它何時開始被綁架。
兩性平等教育──多元性別意識形態開始滲透
台灣教育部決定從一九九七年起全面推動兩性平等教育，
台灣女性主義性解放「大師」何春蕤的思想很早已影響政府，
她說：「一九九七年九月桃園縣教育局開始和我接洽，
希望我能協助教育局出版一本和兩性平權教育相關的閱讀資料…師資培訓」
（何春蕤1998，頁9），這就是《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
（以下正文中的頁數都指這本書）。這顯示何春蕤是多元性別教育的鼻祖，
但這本書的內容遠遠超過「兩性平權教育」！看來「兩性平等」只是糖衣，
裡面包著的卻是「毒藥」──激進的性解放思想，細說如下。
在這本1998年的書中，何春蕤已提到「性別解嚴」和「多元性別」，
而「性別解嚴所要的… 是人人都發展出特立獨行的多性別流動主體。
在個體的伸張和實驗中，探測並突破文化的局限。… 這種多元性別角色的調教」
（頁24）就成為了性平教育的主線。這表示首先要全方位推翻傳統的性觀念：
「先平反那些原本在性別體制中受到孤立打壓的主體（例如染髮帶耳環的男生、
豪邁開放的女生、同性戀學生、所謂「破碎家庭」的學生、老早就在發展愛情和
性生活的學生等等）… 不再把同性戀學生當成病態、
不再特別批評單親的家庭結構」（頁25，粗體為筆者所加）。
我們看到何春蕤認為要為性開放的女生「平反」、「解嚴」，
這當然是呼應她「豪爽女人」的性解放意識形態，所以她根本不認為
「老早就在發展性生活的學生」有問題，反而「打壓」他們才是問題。
因此，我們不單應反對「保守的性觀念…. 貞操觀念… 禁慾觀點」（頁90-91），
性教育更應「支援青少年的性愛」（頁67），要
「尋求一個…不否定青少年情慾的文化環境」（頁74）。
例如我們應在校園大力推動保險套：
「需要使保險套隨處可得（當成獎品、免費贈送、販賣機），
便宜好買（便利商店、學校福利社、文具店），
常常練習使用（學校備有假陽具以便練習）… 使保險套成為情慾活動的必備用品，
甚至是催情劑。」（頁242）高雄的教育部公文不就是按照這種思想脈絡寫成的嗎？
當然，對女性（特別是少女）的性解放而言，一個障礙是對懷孕的恐懼，
但只要全面開放墮胎這選擇，一切問題不都迎刃而解了嗎？所以，
提倡性解放與鼓吹墮胎必然是手牽手並進的。何春蕤就認為要
「建立新的墮胎文化… 改變這個文化對墮胎的嚴重關注和譴責」，
高調肯定「墮胎是人類身體自主的方式之一」（頁236，粗體為筆者所加）。
(大家再次在這裡看到「身體自主」這關鍵概念。) 因此，
「優生促健法要求父母、配偶成監護人陪同墮胎的規定也要修改，
以便讓女生有機會在墮胎的事情上自主」（頁243）。
最終這些都是為性開放鋪路，怪不得他們經常攻擊《殘蝕的理性》
那種有效反墮胎的工具！
何春蕤明言這種性平教育是一場革命：
「新的性別教育必須由性別角色和關係的多元化以及自主化開始，
必須由呵護性異議分子的生活生命開始。新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必須是
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革命。」（頁31，粗體為筆者所加）
當時很多人可能以為這只是天方夜譚，但今天我們正在見證這場
「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革命」已差不多成功！她提倡的根本就是性革命，
而且是在正規學校裡提倡。
何春蕤特別想革除的是女性的性保守形象：
「我們常常會聽見：『男生性慾比較衝動，無法自制」；
「男生比較好色，女生比較為愛而性」；
「女生要尊重自己，身體是一輩子的事」… 這些話語都再一次鞏固了
原本的性別角色安排」。（頁65）所以我們「要打破
『女生在性事上容易吃虧受害』這種偏見」（頁67）。說到底，
「反性別角色定型」主要是女性主義性解放的借口：
鼓勵女生做「豪爽女人」！女生（和男生一樣「平等」）也應為性而性，
情慾自主，追求歡愉，就是那麼簡單！何春蕤自己在社會提倡這種思想，
自然有她的言論自由，但甚麼時候這成為了學校的性平教育的內容？
雖然何春蕤大力鞭撻傳統性愛的「賺賠邏輯」，但我認為
「女生要尊重自己，身體是一輩子的事」這句話大體上都是對的。
當然，男生也應有同樣態度，兩性在這方面可以是平等的。再者，
「女生在性事上容易吃虧受害」也不見得全是偏見，最少有一種
「生死攸關」的風險是只有女生會面對，而男生不用──這就是懷孕
（生命的誕生）與及墮胎的痛苦抉擇（這卻是死亡）。此外，
少女過早發生性行為會增加患子宮頸癌的風險，已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何春蕤就經常否定這個真實問題，可見她經常都是意識形態主導，
不肯面對一些常識，也不理會一些堅實的數據。其實以上事實的醫學根據，
醫學界也已有清禁解釋，這和少女的子宮頸中未成熟的T-zone有關。
(參葛蘿絲曼，頁121）
何春蕤要為同性戀平反，例如她說同性戀與愛滋病無關（頁225），
這又是脫離事實的意識形態（參葛蘿絲曼，第6章）！
當然不是每個同性戀者都感染愛滋病，但全世界的醫學數據差不多一致顯示，
男男性行為(MSM) 是最容易感染愛滋病的源頭。
以香港衛生署剛公布2012年第三季的數據為例，[3]
整季共接獲140宗感染愛滋病病毒個案，當中65人透過同性性接觸受感染，
2人透過雙性性接觸受感染，28人透過異性性接觸受感染，
1人為注射毒品人士，而44名感染途徑未能確定。
若仔細考慮同性戀人口比率（大概3-4%），透過同性性接觸受感染愛滋病的機率
，會比透過異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高出數十倍。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於2010年發表的報告
顯示，男男性接觸人士患上愛滋病和梅毒的比率，
較一般男性分別高出44和46倍。 [4]
這些數字都相互吻合（還有其他很多，不能盡錄），
如何能說「同性戀與愛滋病無關」呢？
何春蕤亦是「多元家庭論」的鼻祖（就台灣而言），上面她已提到要為
「所謂「破碎家庭」的學生」平反，這是因為她相信
「離婚失婚家庭的孩子所受到的最大傷害，恐怕不見得是來自他們的父母分手，
而是來自於周遭社會對離婚者、失婚者的歧視。」（頁198）
所以我們「不能再死守一種家庭的形式… 全班的成員要開始探討家庭的
多樣形式」（頁202）。這裡她一廂情願地認為家庭結構完全不重要，
一切問題都源自歧視，但在性革命後，單親家庭已是如此普遍，
很難說有甚麼嚴重的歧視。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歧視，本身已難有說服力。
何況西方多年研究都指向單親家庭的困境是真實的，如Michael E. Lamb是
劍橋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心理學教授（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他這樣總結近年的社會科學研究：「雖然三十年來，
對於相關研究結果的詮釋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是，
在父母親關係健全的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比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
心理上與發展上會比較健全」。他接著說：「豐富的文獻顯示…
在無父的家庭中長大的小孩，相較於在雙親家庭中長大的同儕，是比較不利的。
尤其，這些文獻也被複製在心理與之適應研究、在學校的行為與成就研究、
教育成就研究、就業情況研究、收入研究、反社會與犯罪行為研究、
建立並維持親蜜關係的能力研究上」[5]。 （還有很多面資料，
很多問題還要深入討論，要另文處理。）
結論
換言之，縱使所謂性平教育不完全是意識形態，
它的學術基礎也是相當薄弱和有爭議性的，但隨著性別研究所的擴張
（這也與性平教育法有關），一大堆性別「學者」和「專家」湧現。
當然，性別研究這學科裡不乏真知灼見和發人深省之處，
也是批判社會不公義的利器；然而也有一些性別「學者」的意識形態
與何春蕤大同小異，而且往往缺乏探討相反的意見和論據。
漸漸這些論述（和激進的價值觀）在某些圈子變成不能質疑的真理，
而質疑者都被標籤為落伍、無知和歧視，不贊成他／她們理解的「性別平等」
也成了一種彌天大罪。這種氛圍就是2011年那些提倡性解放的同志教材，
敢於明目張膽公佈給社會大眾的背景。到今天這種氛圍仍然籠罩著台灣的教育部
（從高雄事件可見一班），何時這種「陰霾」才能驅散呢？
性平教育的後期發展，和對多元性別論的評析，我希望在以後一系列文章繼續探討。
摘自：
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2/12/blog-post_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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