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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之文治與武功 -- 『獨尊儒術』與士人政府之出現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8 年
武帝即位後，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有所改革，而且在思想文化
方面也大肆改弦更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把治政的主導思想由黃老
學說改成儒家說，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造成『士人政府
』之出現。
自秦代創下中央集權制之大帝國以後，秦、漢君主對統治思想之
採擇，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原來春秋戰國曾是諸子蜂起、百
家爭鳴之時代，後戰國時各國君主多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而進行改革，
其中尤以秦國為著。秦藉法家商鞅之變法而興，採法家李斯之謀而兼
併六國，始皇更赤裸裸地以法家姿態而君臨全國。然秦之二世而斬，
說明單憑嚴刑峻法等高壓手段，實不足以長期統治中國之民眾，加以
國家歷經長期戰禍、滿目瘡痍，故漢初君臣多祟尚道家之『無為而治
』。黃老之說對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確有助力，但因政治息事寧人、
經濟放任自流、外交軟弱無力，以致爆發七國之亂、匈奴時時侵擾。
這表明『清靜無為』對加強中央集權、鞏固邊防和擴展版圖不利、亟
需另覓新徑。於是儒家學說逐漸抬頭，進而取代道家學說之地位。
儒家係春秋思想家孔子所創，戰國時由孟子（約前三七二 -- 前
二八九）加以發揚。其學說主張仁義，提倡『德治』、『禮治』。秦
時儒說一度受到焚禁、排斥，但秦亡後其經典重新發現，儒士紛紛而
出，他們根據後來之統治經驗對儒說不斷地加以補充與發展，使其影
響逐漸擴大。武帝因舅田蚡（？ -- 前一三一）、師太子少傅王□均
為儒士，故幼時即受儒家之薰陶，即位後曾接連三次下詔，策問古今
治亂之道與天人關係等問題，大儒董仲舒（前一七九 -- 前一零四）
三次上書應對，即所謂『天人三策』，深受武帝稱許。董仲舒撰有《
春秋繁露》等，其思想以儒為主，也雜揉了陰陽五行及法家之成份，
囊括了長期以來之統治經驗而集其大成。他認為『天子受命於天』，
天下須『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提出『妻者
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董仲舒所鼓吹的『君權神授』
、『忠君』、『大一統』思想，以及後來所概括的『三綱』（君為臣
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有
利於加強中央皇權之統治。因此，漢武帝遂採納其議，決定『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獨尊儒術：董仲舒對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
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
其道，勿使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武帝
採之，以儒學作為國家之統治思想，而其餘諸說均被排
斥。
二、起用儒生：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
學之博士被罷免，自宰相至地方官幾乎全數由士人充任
。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功臣及其子弟，如宰相之職一般須
侯方可拜相。故高祖時的蕭何，惠帝、呂后時的曹參、
王陵、陳平、審食其，文帝時的周勃、灌嬰、張蒼、申
屠嘉等，皆功臣也。景帝時之陶青、周亞夫、劉舍則以
功臣子嗣侯，其先亦軍人也。但漢武帝究卻開始打破常
規，他任命起自『布衣』的公孫弘（前二零零 -- 前一
二一）為宰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治《春秋》而得拜
相封侯，表明由功臣、貴族、豪富及其子嗣壟斷高官厚
祿之局面有所轉變，讀書人及其子弟入仕之門徑比過去
寬廣了。
三、傳授儒說：設《詩》、《書》、《禮》、《易》、《春
秋》等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並使其預聞政務，參
加重要政府會議。同時在京師設太學，在郡縣辦學校，
太學生即博士弟子，學而優則仕，其成績優異者留京任
郎官，次等者遣原籍為郡國吏。
四、察舉孝廉：下令郡國每歲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或『徵
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遣送京師供錄用
。為促使察舉制之實行，規定各郡國『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
武帝紀》）。
五、策選賢良：不定期地由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
文學等，由皇帝親自出題策問，以選拔各種人材。
自漢武帝尊祟儒術起，漢朝政府漸由宗室、功臣之組合，轉成士
人參政之新局面。『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為相者往往皆一時之大儒，非儒者乃絕不能居於相位。本來劉邦認
為自己係『馬上得天下』要詩書無用，但儒生陸賈卻提出『馬上得天
下，不能馬上治之』。因此，由漢初的『平民政府』轉為武帝時之『
士人政府』，乃朝廷統治行政之需，蓋推翻舊王朝而打天下可以治天
下卻須依靠有識之士，是故『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乃得大
行其道。
不過應當指出，漢武帝一面雖尊崇儒術，另一面卻重刑法、用酷
吏、講聚歛、尚武功，故汲黯（？ -- 前一一二）曾批評其為『內多
欲而外飾仁義』。後世也稱武帝係『陽尊儒術，陰究申、韓』，意即
儒其表、法其裏。其實武帝係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須知漢代之儒學已不同於春秋時代之儒學，它已兼採有法家、陰陽家
諸說之成份，後世又出現儒、佛、道調和等趨勢。總之，凡有利於統
治中國人民之任何思想學說，均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並奉為正統，否
則將受到摒棄，此為讀史者不可不知之。
漢武帝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頗為深遠。它不僅造成
『士人政府』之出現和漢代經學之發達，而且使儒家從此成為歷代王
朝尊奉的正統思想，『三綱五常』等忠君思想、倫理觀念支配中國社
會垂二千餘載。同時，諸子百家之被黜，卻又使學術自由研究之風受
阻，令中國文化蒙受重大損失。至於儒家思想為何長期宰制中國之思
想界，應與統治者之提倡及中國民眾的『中庸之道』有關，此在本書
序論之中已略有分析。蓋打著『仁義道德』之幌子，而又以嚴刑峻法
為後盾，最利於統治中國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歡高談闊論『人治
』或『法治』的問題，本來在商鞅變法時已提出並實施過『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之原則，這實際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
。但後來始皇過分推行嚴刑酷法，終於走向反面，使法家從此未能抬
頭。因此，中國之所以長期盛行『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學取勝
有關，頗值研究。
儒家在漢代以後雖長期居於尊貴的地位，然它並未成為『國教』
，也沒有對其他宗教、學術思想完全排斥。不過由於歷代統治者對儒
學大力倡導，故凡發動民變以推翻舊王朝者，往往採取『反儒』、『
批孔』的態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滅亡之後，儒學
在思想界之統治地位亦隨帝制之結束而告終。不過作為一種學術思想
，它仍具有頗大的生命力，故經歷民初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
，以及現代『文化大革命』中之『批孔』，儒學依然能絕處逢生、再
閃光芒。蓋其思想既有適合中國社會輿情的一面，又盛行了兩千餘年
，早已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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