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所以我們檢討的應該是君主專制本身給無限制君主的過度的權力
: : 而不是檢討儒家體制何以無法在政治實踐上對付一個不修身治國的君主
: Z大的結論我並無法贊同
: 儒家思想仍有其保守一面
: 這仍是可以拿來做反省的
: 假如用這樣的邏輯來反推
: 那麼政治體制應當永遠不變
: 因為在某種政體下
: 就只會有適應而沒有挑戰的思惟
儒家的「王道」是君主專制嗎？
還是君主官僚共治？（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朱夫子似有此意向）
抑或是君主貴族共治？（西方行政立法分立共治的濫觴）
我認為政體本身只是相關思想的副產品，
所以，檢討古代中國為何給君主「那般」權力（是否「過度」是比較上的問題），
與檢討古代中國為何無法在政治實踐上對付一個不修身的君主，其實只是一體兩面。
而各種思想「知識本身」都有其極限（這大概是西方愛智之學發展兩千年迄今，
最主要的成果）----如果可以名之為「保守」，那就是吧...
挑戰各思想的極限，在知識學術上或許是可行的，
但在實踐上呢？
舉例來說，「三權分立」可以說只是「防止濫權」思維下的技術性產物，
歷來批判此制者不知凡幾，但問題是有實踐上更佳的「防止濫權」技術性產物嗎？
不知S大如何看待其中的適應與挑戰？
: 儒家思想有其複雜性
: 這複雜性其實就是他賴以生存的彈性
: 所以有很多現實上的實踐
: 如果真的要找到說法來美化
: 也絕對是可以的
: 以孔子對於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的態度而言
: 我們一方面可以說
: 這是儒家對政治權力的不熱衷
: 因此當然是可以保持讀書人的氣節
: 但是不免也讓人懷疑
: 這樣的思惟對於處理政治來說
: 是不是缺乏義務觀念的結果
缺乏義務觀念!?這點令人懷疑...
至少，這樣的說法割裂了儒家念茲在茲的「本分」，乃至於陳榮捷先生強調面向的
「（理一）分（音義同『份』）殊」。
我認為不如說：儒家缺少的，是「制衡」
（在西方，也是啟蒙以後才驟變成顯學。
甚至，若無英國權力鬥爭下的光榮革命，不知更待何時方有類似實踐上契機。）
至於說，孔子對於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的態度，
我認為不該解讀為「儒家對政治權力的不熱衷」
----否則孔子何必「有道則見」、「待善沽者」？
而應解讀為「儒家對『無道』的政治權力不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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