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灣 轉貼自:儒學聯合論壇
[米灣按：此段文字乃本人應香港城市大學范瑞平先生之約所撰《蔣慶先生傳》中之
一節。《傳》本擬刊於新近出版之《儒家社會與道統復興——與蔣慶對話》一書，後因不
合時宜被割棄。論壇前此所發“蔣慶先生與陽明精舍”則係《傳》中另一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蔣先生所讀儒學諸書，皆係以安心立命為旨歸之新儒學及宋明性理學之
書。受新儒家影響，其所馳騁之儒學天地亦不外新儒學所劃定之界域；其所歸宗之儒學，
實際上亦“祖述程朱陸王、憲章梁熊唐牟”形態之儒學也。
不意一九八九年夏初，中國政局發生“大洪水”。此實國人百年來肆意戧絕文化生命，立
國思想及政治措施奉異學為法度準繩而招致之人禍也。《書》曰：“洚水驚余。”蔣先生
以其大不忍之心而受此現實刺激，因思所以扭轉之道，故而有“政治儒學”之構建也。此
一因緣，蔣先生于一九九零年一月致牟宗三先生書中言之甚明：
慶去歲赴港與會，不意得仰見先生，是慶之幸也。慶爾來常讀先生書，想見先生之為人。
此刻一睹先生風采，其心情可想而知矣。唯席間倉卒，行程匆匆，未暇就心中難題請益先
生。返深後，突遭世變，情志激奮，心緒不寧，不知中國與吾儒出路何在。殷憂深思，孤
心淒苦，半載有餘。而後乃堅定志向，重振信心，知中國之問題仍是儒學問題，離儒學中
國之問題無由獲解。於是重溫儒學，力圖再闡吾儒精神生命。然經憂之後，慶之關注始由
心性轉向外王……慶昔居渝，始好西學。後悟西學美則美矣，未能解決中國問題。時幸得
聞熊先生、梁先生之學，心情為之一振，始知中國故學有不可棄者在。後又於唐先生家人
處聞唐先生之學與先生之學，愈信吾國故學至剛至大，乃吾族精神生命之體現，遂歸心儒
學。慶此時歸心之儒學，乃心性儒學也。遭變之後，慶思路亦為之一變，由心性轉向外王
，以為當今中國最大之問題乃外王問題，此問題不解決，儒學在中國之復興亦無望。儒學
若不能在中國今後之外王大也中有所作為，不為中國今後之政治發展提供堅實之理論基礎
，儒學將難為廣大國人認同接受。是故，儒學現代發展之關鍵端在於儒學能否開出新外王
。鑒於此，慶竊以為有必要對中國儒學傳統進行全面之檢討認識。
慶以為，中國儒學有兩大傳統，一為孟子一系之心性學傳統，一為春秋公羊學一系之外王
學傳統。此二傳統歲均由孔子開出，然二統之關注重點、入手方法、對人性之體認以及對
後世之影響均不同。慶此時所究心者乃春秋公羊學，以為儒學在當今中國要開出新外王，
斷不能舍春秋公羊學而獲全功。（臺灣版《政治儒學》，頁548-9）
“春秋公羊學一系”儒學傳統，即蔣先生所謂儒學大傳統中之“政治儒學” 傳統也。
籠統言之，“政治儒學”之拈出係基於“六四”亂局。若具體言之，乃是激於民運人士之
表現。“六四”之後某日，蔣先生觀看香港電視新聞，見美國國會議員之接見流亡海外民
運人士，趾高氣昂，仿佛自由民主由其施捨，而民運人士低聲下氣，卑躬領受。此畫面對
蔣先生刺激甚大，以為無論自由民主如何之好，亦不能乞討；吾國在政治上必須有自已獨
立之價值與尊嚴。此後乃反思吾國究竟有無獨立之政治智慧、政治思想與政治資源，並反
省港臺新儒學對中國問題之政治解決方案，遂由心性儒學轉入公羊學之研讀。後得出正面
肯定結論，“政治儒學”由此而作也。
所謂“政治儒學”，乃相對 “心性儒學”而言者。“心性儒學”重在解決盡心知性知天
、窮理盡性至命之個體生命超越轉化與安頓依止問題，孟子以下之程朱陸王直至當代新儒
學屬之。“政治儒學”重在解決如何順承天道改制立法、制禮作樂以及建立政治制度之合
法性、社會秩序之合理性等制度架構問題，荀子以下之董子、何邵公以至清季莊方耕、劉
申受、龔定庵、魏默深、康長素屬之。蔣先生所重開之“政治儒學”即是在繼承公羊學傳
統之基礎上參考可資借鑒之西學資源並考諸中外政治現實所構建之外王學也。
八九年下半年，蔣先生開始研究公羊學。一九九三年將研究心得撰成《公羊學引論》。因
出版事務延宕，一九九五年六月始出版。“是書立言論事，一以公羊義理為准，故是書為
公羊學著作，而非客觀研究公羊學之著作。公羊學為今文經學，故是書亦為今文經學。”
（《公羊學引論》之自序）此書實康南海之後百年來第一部繼承公羊學、取法公羊學之公
羊學著作也。
中國近世學界之研究古學，皆以純客觀之態度對之作科學考古式之研究，如隔玻璃櫥窗察
視文物，無情感投入，無價值認同，更無所謂“微言大義”之發掘而致用乎現實者。蔣先
生言，《公羊學引論》付梓之際，出版社于吾國十數億人口中竟尋覓不得一可資評審之人
，後勉強請得一自認不諳公羊而治《左傳》之老先生敷衍了事。今世經學園地之荒蕪，於
此可見矣！蔣先生之書以今文經學立場言公羊學，闡發公羊學之時代價值，明確宣稱“非
客觀研究”，真可謂別具一格之當代“通經致用”之學也。
是書甫出，傳至台島，即因公羊家立場引起毓鋆老先生重視。毓老早年受教于康南海，在
台建有“奉元書院”，幾十年均以“今文家法”在台民間講公羊，以為大陸公羊傳統早絕
。忽見大陸有公羊家著作問世，甚驚異，認為非有師傳親授不能如此。因蔣先生居廣東，
毓老便推測康南海學統未斷，蔣先生為其師法之民間秘傳，遂遣弟子攜《公羊學引論》複
印本赴廣東尋訪蔣先生，欲與南海學統接榫也。後輾轉得見蔣先生，知非南海學統之民間
秘傳，南海學統之師傳在大陸實已斷絕，蔣先生乃私淑者也。雖然，毓老仍望與蔣先生會
面，因蔣先生赴台不便，毓老遂約其至深圳與蔣先生會面。賓館與日程已定，惜毓老以九
十高齡忽患感冒不適，不宜遠行，乃罷。毓老急欲親往會蔣先生，得無欲覓《春秋》托命
之人乎？故蔣先生深為感動也。蔣先生雖未能親見毓老，然有此一段因緣，蔣先生之精神
與毓老之精神已隔海相通矣。後蔣先生《政治儒學》與《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二書之在
台島刊布，即得於毓老弟子之力也。
一九九五年《公羊學引論》之出，標誌蔣先生之“政治儒學”問世。二零零三年《政治儒
學》在臺灣出版，次年在大陸出版，二零零四年復有《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在臺灣出版
。《政治儒學》與《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系蔣先生“政治儒學”之展開與充實。兩書尤
其是《政治儒學》一書在當今中國學術思想界影響甚大。自此之後，“政治儒學”作為一
新學統始立於中國學術之林，無論中國學人接受“政治儒學”之義理價值與否，而“政治
儒學”一詞則儼然成一新鑄之學術關鍵字而上人人之口矣。
“政治儒學”體系宏大，義理深微，且許多內容蔣先生尚在探索中，茲不暇詳論。舉其大
端，有“以天統政說”、“王道政治說”、“大一統說”、“心性群治二分說”、“道統
高於政統說”、“天賦聖權說”、“儒士統治說”、“合理等級秩序說”、“儒教憲政說
”、“儒教立國說”、“三重合法性說”、“儒教議會三院說”、“儒家文化本位說”、
“政治保守說”、“以善致善說”、“夷夏之辨說”、“復古更化說”、“時中智慧說”
、“複魅說”等等。凡此諸說，有直承公羊學舊說者，如大一統說、夷夏之辨說等；有對
公羊學本有義理加以總結並出之以時人易解之措詞而成者，如道統高於政統說、心性群治
二分說等；有參考儒學及其它學統之精神結合時代問題而新創者，如三重合法性說、復魅
說等。凡此諸說義理相聯，有機結合，構成一別開生面之儒學新學統矣。
此學統與宋明儒學系統之不同顯而易見。宋明儒學為與佛教相頡頏，專意發明孔門正心誠
意希聖達天等內聖之旨，於外往之學無所發明。宋明儒雖亦有其政治見解與主張，然皆系
循“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理路言之者，政治問題被約化為心性問題，失其獨立意義。蔣
先生所闡發之“政治儒學”系將政治問題從心性領域獨立出來加以處理，顯非宋明儒學之
故轍也。
此新學統與港臺新儒家之學亦明顯不同。此中可言者甚多，今僅就內聖與外王之關係一端
論之。以牟宗三先生為代表之新儒學雖然未將政治問題約化為心性問題，提出兩者之間系
“曲通”而非直通，並以“良知坎陷說”解釋之。然經由良知坎陷之曲折而成就之政治領
域，實際上已成完全獨立之領域，其與天道性理只具形式上之聯繫，天道性理之具體內容
並不能貫注於政治制度之結構中。根本原因在於“良知坎陷說”乃牟宗三先生為彌縫近世
知識世界與道德世界之裂變、既成全兩者又綰合兩者而提出之邏輯假定也。大儒苦心雖可
理解，然此一邏輯假定，雖然理論上頗為圓滿，然恐不具實質意義也。因良知坎陷之後政
治領域實質上完全獨立于天道性理，故新儒家所成就之制度乃全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體
用發生斷裂，打為兩橛矣。新儒家或可辯解曰：“自由民主制度之建立乃儒者內聖之學之
內在要求，故內聖外王並未斷裂為兩橛。”此說雖非全無道理者，然細思之，恐未必然也
。若以亞里斯多德“四因說”格之，此“內在要求”之說只相當於“四因說”中之“動力
因”，而“目的因”、“形式因”與“質料因”皆不與焉。正因缺少後三因，故最終成就
之外王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與天道性理無內在聯繫，與民族精神相脫離，因而亦與自由
民主主義之西化派殊途而同歸矣。
蔣先生之“政治儒學”雖主張政治與心性兩分，但強調“天道下貫”之義理形態，即客觀
超越之天通過“以天統人”之方式形成漢儒所謂“依天裁事”、“設官法天”等下貫管道
，從而將天道之旨意、價值貫注於政治領域也。循此所建立之政治秩序乃直接體現“天道
天理”之神聖禮法秩序而非近代世俗化之政治秩序，循此所建立之政治制度乃具有中國儒
家文化特色之禮樂刑政制度而非西方式之民主制度。如此，則與牟先生所言“良知坎陷”
之結果迥乎不同也。
復次，蔣先生之“政治儒學”雖祖述漢以來之今文經學與公羊學，然並非簡單照搬，而是
立足中國乃至世界現實之大問題，在把握傳統今文經學之大經*法基礎上有所發明創新。
此非公羊家發掘孔子“微言大義”因時“通經致用”之“家法”乎！除此繼承中學傳統外
，蔣先生對西方政治思想之精華亦有所汲取。且不論其他，耶教中天主教之政治哲學、伯
克與邁斯特之保守主義以及民主思想中之議會主權學說即其顯然者也。要之，蔣先生之“
政治儒學”乃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取東西文明之長而成之儒家新學統。此套學統
，其結構或未必已臻完善，其論證或尚存罅隙，然已於當代思想界拓展一新天地，別開一
新生面矣。蔣先生嘗謂：“一種理論之提出，其價值在於開出一學術新路向，待後人共由
而證成之，而不在解決此一理論面臨之所有具體問題也。”此則蔣先生自道其學也。
蔣先生“政治儒學”所揭櫫之王道政治，在當今中國之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新儒家之外
，標示出中國政治發展之第四條道路。此乃儒家政治理想沉寂一百年後首次進入公共話語
領域，表達出儒家獨特而強烈之政治訴求。或許有學者畏其陳義太高，難以落實，然欲使
現實政治不致迷失方向，釀成人類大患，吾人不可不懸此王道理想以為政治祈向之鵠的也
。
除荀、董、何一系之公羊學外，蔣先生亦特好文中子“河汾之學”，謂荀、董、何之學乃
“政治儒學”中之“王官學”，“河汾之學”乃“政治儒學”中之“帝王學”。“帝王學
”所以實踐“王官學”者也，無“帝王學”“王官學”則不辦。故蔣先生雖遠處龍場，然
亦嚮往河汾，其《龍崗望月》詩雲“何日汾水上，獨照續遺編”可見也。察蔣先生之意，
蓋居今之世欲重建具有儒家特色之“中國政治”，當寄望於他日之房、杜、魏也。
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8/1121/article_40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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