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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一場是討論口述歷史與二二八事件，我要談的是由從事口述歷史的經驗，以及由經濟史
研究，累積的幾點看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早期官逼民反的傳統歷史構圖占重要地位；至後期(可以說3
月6日高雄彭孟緝攻入高雄市的行動，標誌著後期的開始)，即官方武力鎮壓/臺灣社會派
系鬥爭的傳統歷史構圖。因而在脈絡上，可以大別為以「官逼」為中心的討論，包括官如
何逼民、官為何逼民、官為何要以武力鎮壓？如何鎮壓？武力鎮壓與臺灣社會派系鬥爭等
問題。二二八與派系鬥爭的問題，有陳翠蓮的著作可供參考。
我關心的重點，乃是在「民反」的部分，也就是民如何反？為何反？以及民對官方武力鎮
壓行動的觀感、歷史教訓等等。口述歷史可以為上述問題提供資料，但是，若要拿出更細
緻、更有說服力的歷史研究成果，還必需參照檔案、報紙，以及社會科學理論。今天要談
的主要是口述資料，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的功能。
二、口述歷史與社會科學理論
口述歷史的功用，在提供與政府不同的說法，特別是如二二八事件般，以政府為抗爭對象
的歷史事件，在官方檔案與各種資料中，為自己辯解的情形，可能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因
而口述歷史提供我們不同於官方的說法，同時也提供我們由庶民的角度看歷史，建構民眾
歷史觀點之無可取代之資料。
口述歷史如何與社會科學理論互相參照？舉一個具體例子說明，即民為何反的問題。
我在就讀碩士時即投入口述歷史訪談，在過程中，不斷思考的問題，為：「為什麼在1947
年2月底的衝突導致全臺振動？在之前的衝突也不少，為什麼可以解決？」注意到的是
1947年2月，臺北街頭的米荒遊行。而當時最大的困境，即1940年代臺灣的經濟狀況並不
明朗，這是促成結束口述歷史訪談，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選擇近代臺灣經濟史做為研究
主題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路走來很快已經過了十多年，只是到目前為止，仍停留在戰爭時
期的經濟，還未進入戰後臺灣經濟。但也因為接觸經濟史，讓我認識要理解深層的歷史脈
動，需要深入瞭解當時的社會結構，此時，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方向。
首先，官逼民反時，民反呈現的暴力行為是否有其正當性？官逼民反在臺灣歷史上並不陌
生，在臺灣社會底層流動的儒家文化，也承認民眾暴力的正當性。如岸本美緒談明末清初
的暴力與正義問題時，以明末因惡德鄉紳及貪欲之宦官而出現的民眾暴力為具體例子，這
些民眾暴力深受當時知識分子注意，且多數乃評價其為正義行動，因而岸本教授乃提出儒
家傳統文化承認，當暴力並不是由特定集團或階級，而是基於多數人民意志的表明時，即
意味著統治者失天命。二二八事件由北而南蔓延全島，以及參與者的眾多與複雜，應該符
合大多數人民意志表明的暴力正當性，乃是官逼民反下的一個例子，這也是長期以來，統
治者努力地想把二二八事件歸因於共產黨的煽動的重要思想背景，若把臺灣二二八事件歸
因於共產黨煸動，即是特定集團的陰謀，而不是統治者的失政，二二八裡民眾暴力即失去
其正當性。同時也反映政府可能也很清楚二二八事件為統治失敗，民眾起來反抗貪官汙吏
，民眾暴力具有正當性。
問題是官要逼到什麼程度，民才起而反抗？臺灣史上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常看到的是分類
械鬥，可是，中國的官逼民反，則常是與民不聊生的經濟困境畫上等號，如上述明末的地
方暴力的起因，為惡德鄉紳及貪欲宦官，也是經濟問題。在二二八口述訪談中，事件前生
產停滯，嚴重的失業，以及缺米而致米貴，米荒等，威脅生存的困境等經濟問題，一再被
提出。2月26日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在自由廣場提出的短文，指出貧窮為當下最嚴
重的人權問題，因為貧窮威脅生命的尊嚴，因捱饑抵餓、人的尊嚴受到侵害產生仇恨與暴
力，正是令人痛心的連鎖反應。也就是說，貧窮是一種人權問題，也是暴力行為的正當性
理由之一。歷史的主角，在過去與現在皆是人，人的思想行為有其同理性。二二八事件口
述訪談裡一再出現的經濟困境，是否也是當時的人們認為生命受到威脅，而且乃由統治者
所帶來之威脅，而採取的行動，並因而蔓延全臺的主要理由？只要想想當下，對政治不滿
者也不少，但並未出現嚴重生存威脅，如果現在發生類似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對
統治者的怒火會不會延燒全臺？也許可以有更多的體會。
由經濟理論的角度而言，當民眾選擇使用暴力與政府對抗，並不是沒有理性的，在行動之
前多數會考慮行動所必需付出代價。如臺南工學院吳慶年等在支援嘉義水上機場時，很清
楚自己行動的代價可能是寶貴的年青生命，即是具體例子。那麼，是什麼威脅讓許多人願
意以生命做為抗爭的代價？貧窮威脅生存，意謂著反抗與不反抗可能代價是相同的，也許
就可以理解民不聊生的經濟困境在官逼民反的重要性。
有了上述由歷史、政治、經濟理論的認識，在思考二二八與經濟問題時，就不只是口述裡
呈現的資訊所提供的漠然關連，而是可以強化經濟問題與事件之間，重要且密切的關連，
更具有說服力。而且，事件後的經濟困境有沒有稍微解決？如果沒有，老百姓是怎麼克服
？在口述記憶裡大致上關心的是事件後的逃難與驚惶，甚少提及，這也是一片空白的未解
決問題。這是大家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
三、民眾反應的近代性
然而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除了官逼民反，產生民眾暴力的傳統特質外，同時也帶有強烈
的近代性。近代國家成立，少數人管理多數人的社會建構完成，當被管理者面臨生存威脅
，以緝煙事件為導火線，一舉暴發成暴力行為時，民意代表，社會領導階層以及學生團體
、社會團體並沒有放任暴力行為繼續擴大，反而取代逃跑，並以暴力相向的國家權力，保
衛鄉土並維持地方秩序，並尋求政治解決，試著以最少的人命損失解決問題。1947年民眾
為何選擇以政治解決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資料—另一種民眾記憶，《新新》的漫畫，在
1946年底，即提出米荒的經濟問題，為貪官與奸商共同造成，必需以政治解決的看法。這
些民眾記憶，可以協助我們認識，為何市參議員等民意代表、學生團體、政治團體(包括
三青團等)、臺籍日本兵等等，尋求政治解決。而且民意代表、臺籍日本兵、學生等在當
時的活動，有兩個思考重點，即其組織性，以及守紀律與具責任感的社會文化。
當事件突然發生，可以出面處理者，平時就具有組織相當重要。民意代表有參議會—包括
市參議會與省參議會的組織，隸屬其中者，需以組織的決定行事，如二二八時，賴淵平生
病，邱鴛鴦必需到議會輪值開會，也被派到水上機場談和等，即為具體例子。臺籍日本兵
則以所屬部隊為單位集結行動，這是較為人所知的；目前正在研究，口述記憶卻提供清楚
構圖者，為學生行動的組織性。
學生，乃是維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特色是組織性與守紀律。臺北，新竹，臺南，高雄
等地，都出現學生出面接管警察局，維持市內治安的情形。當時是臺大政治系學生的彭明
敏即指出，警察任務暫時由嚴守紀律的學生接管，當時為新竹中學高中部學生，擔任新竹
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後來選擇中國清大經濟系就讀的曾重郎，亦表示，當時學生是一
支比較有組織的力量，他也組織學生進駐警察局，維持社會秩序。臺北延平中學，臺南工
學院的學生等，也扮演接收警察局維持地方治安的角色。學生的維持治安行動，對二二八
事件相當有影響，可以由吳新榮的回憶錄裡面找到一些思考點，也是就私怨報復的問題。
由於學生的嚴守紀律，以及單純的正義感，由學生接管警察局的槍械維持治安，可以做到
公平，公正，並且保護外省人，降低夾怨報復外省人的死傷，對其後政府的處理方式，應
該有一定的作用。
由北到南，學生採取一致的行動，則涉及當時的組織方式的問題。曾重郎提及的臺灣學生
聯盟，以及在聯盟下各校學生的自治會的存在，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思考點。依曾健明的
說法，臺灣學生聯盟，是日治未期因思想問題被捕的學生，在1945年9月30日在臺北「臺
灣第一劇場」召開學生大會後組成，集合了全島中等學校以上的男女學生，與三青團關係
緊密，其行動綱領項目之一即為協助維持治安。學生自治會則是行政長官公署法令規定中
等學校以上學生的組織，新竹中學有學生自治會，雖然有待證明，理論上嘉中、嘉農、嘉
女等學校應該也有。
臺南工學院有學生自治會，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就已存在的組織，還曾發動過罷課，二二
八事件發生，自治會開會決定協助維持治安，臺南市參議會及長榮中學老師亦來邀請，因
而吳慶年等約40餘人，在3月3-5日間是帶著工學院的武器，以及在警察局接收到的武器，
維持臺南市治安，在同時，自治會執行部長鄧凱雄則組織學生聯盟，動員南一中及南女等
市內高中生。臺南學生的行動，似乎也顯現學生聯盟與自治會的存在，以及聯絡共同行動
。臺南工學院學生赴嘉義支援是在結束維持治安工作之後，雖然人數約僅為參加維持臺南
秩序人數之半，由脈絡來看，也是眾議決定的。換言之，學生行動的組織性相當強烈，而
且自治會等學生組織，在二二八後也被解散。學生在行動裡的組織性，利用口述記憶、檔
案與報紙仔細挖掘，應該可以整理出清楚的脈絡。
民意代表、臺籍日本兵、學生等，以身分為基礎的組織，展現了臺灣的近代性。近代在工
業革命、貿易交流盛行之後，人的流動性隨之提升，以地緣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漸漸崩解，
取而代之者為以身分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如工會、婦女會等等皆是。行動時以合議制為基
礎，與理性同樣是近代的重要特色，臺灣二二八事件裡，多數民眾在衝突發生後，選擇理
性解決，是否可以視做民眾從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政治運動經驗，學習到平等、民主、自由
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概念，讓他們相信事件可以用理性、和平的政治方法解決？這是臺灣
民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呈現的近代理性、近代組織的構圖。
四、官方武力鎮壓的歷史教訓
相對於臺灣民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呈現的近代理性、近代組織的構圖，官方的行為反
應，大體上並未脫離武力鎮壓的傳統構圖。不過，對我而言，除了追究責任之外，另一個
重要意義，為二二八給我們的歷史教訓。
二二八之後，部分年青人選擇左傾，將希望寄託在另一個祖國，並在白色恐怖中受難；有
也部分選擇臺灣獨立，代表人物為王育德等，他們經過思考後，由歷史觀點，得出臺灣必
需獨立自主，才能不再重蹈改朝換代的衝突悲劇的結論，在日本開始展開獨立建國運動。
更多人選擇與政治持距離，選擇政治的事不要管，生命要緊的態度，對應官方的威權統治
。這可能是大家熟知的重要影響。那麼，除此之外，二二八事件給我們的歷史教訓還有什
麼？為什麼發生在臺灣？這可能必需由較深層的社會結構去找，即臺灣近代化後，對民主
與自由的期許，在事件中的挫折，以及反應等尋找。
二二八事件，臺灣社會表現的組織性，以及守紀律與具責任感的社會文化，在事件後的變
化，應該是可以思考的點。首先，就組織性而言，臺籍日本兵在事件後不敢大聲主張參戰
的正當性，而學生自治會，學生聯盟，三青團，臺灣政治建設協進會等民眾組織，被瓦解
之後，取而代之的社會組織為何？若沒有，臺灣社會如何整合？這是一個可以深思的問題
。當眾多具責任感的社會菁英，在事件後紛紛被逮捕，處決之後，民眾如何看待守紀律與
具責任感的社會文化？是強化責任感具有的社會文化價值，並以之做為臺灣特殊性的堅持
，還是學到了中國政治文化裡，具責任感與犧牲者的連結？並採取對政治冷漠的態度，度
過50年代的白色恐怖與長期的威權統治？並反彈成為解除戒嚴後的政治熱？等等各種問題
，也是有待我們詳細分析既有的口述歷史記錄，並且以更多口述記錄補充，讓我們站在臺
灣這塊土地，冷靜深思：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人如何省視臺灣與中國文化、日本統治的
文化遺產，並選擇臺灣未來走向等，與社會文化深層價值相關的重要問題，給二二八事件
犧牲者、參與者該有的歷史地位。
◎作者為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寫於200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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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成大零二社FB
成大在二二八當年，由至今已經退休的成大物理系教授吳慶年-當時的學生宿舍會長等人
為首，號召學生保衛市議會，開著工學院上的卡車、拿起警察局代管的槍枝，並動員台南
市高中生組成聯盟，並與湯德章合作以維持治安。
後來湯德章被逮捕前，為了保護這一群台南菁英，將手中握有的名單及時燒毀，事後這一
群學生受到成大民國時期第一任校長王石安保護，免於被殺。
「臺南工學院有學生自治會，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就已存在的組織，還曾發動過罷課，二
二八事件發生，自治會開會決定協助維持治安，臺南市參議會及長榮中學老師亦來邀請，
因而吳慶年等約40餘人，在3月3-5日間是帶著工學院的武器，以及在警察局接收到的武器
，維持臺南市治安，在同時，自治會執行部長鄧凱雄則組織學生聯盟，動員南一中及南女
等市內高中生。臺南學生的行動，似乎也顯現學生聯盟與自治會的存在，以及聯絡共同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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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一任民進黨籍台南市長張燦宏上任後，在隔年1998年2月27號將民生綠園
改成湯德章紀念公園，以紀念湯德章保護台南工學院(成大)學生，避免被殺
今天是228，轉這一篇讓大家憑弔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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