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wo2323:因為你們都被光明會洗腦了111.251.142.210 07/14 11:59
→ wo2323:現在才發現合法性來自政績和民心~111.251.142.210 07/1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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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共為什么不會崩潰
薄熙來事件發生后，西方媒體開始鋪天蓋地討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已及中國面臨的崩潰
危機。然而，中共政權真的會崩潰嗎？其實是西方媒體預設了一個錯誤的前提。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7月11日刊文稱，薄熙來被免職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政
治危機，但這種觀點存在的假設是：中國人不滿該政權。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支持一
黨執政。不過，仍然危機四伏。文章稱，薄事件令一個看上去似乎相對穩定的政治過渡
體制陷入混亂。“六四事件”后，類似中國政治體制崩潰的各種預測就一直不絕于耳。
但是，這一體制過去沒有崩潰，現在也不會。
文章認為，這種（中國崩潰）悲觀預測尤其被西方看重，其關鍵原因在于，它們認為非
民主政權似乎缺乏執政的合法性，人民必須選擇自己認為道德上顯示公正性的政體。而
中國政治領導層則是自我選擇的精英。正如阿拉伯革命所展現的，這種統治模式是脆弱
的。
但是，這種觀點是假設人民不滿政體。而實際上，多數中國人支持一黨執政結構。自從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學者就展開了許多大規模調查
，至今他們基本達成一個共識：中國政體的合法性非常高。這種調查時刻都會被調整，
以防被調查者說謊。但無論如何結果總是一樣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調查者有不滿的地
方大多數是針對下級政府。而中央政府則被視為是中國政治機構當中最為合法的部分。
文章稱，在對中國領導人不實行自由與公平的差額選舉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是如何努力
實現高度政治合法性的呢？無論這聽起來對西方來說有多么地矛盾，中國政府通過總結
“非民主合法性”的各種來源，已經取得成功。這種來源主要有三點：
政績合法性。即政府應該優先考慮人民物質福利問題。這一觀念扎根于中國：孔子曾經
說過，政府應當要讓人民富裕；中共同樣將消除貧困至于其最高政治議程地位。所以，
政府為公民提供物質福利的能力或多或少決定了其合法性的高低。中國政府大幅提升了
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并在改革時期取得歷史上可能最令人欽佩的扶貧成就，700萬人脫
離貧困。
精英政治。這種觀念要求政治領導人應該“品學兼優”，能夠做出符合道義的、明智的
政治決策。這同樣在中國有很深的歷史根源。在中國帝國時代，士大夫在公開、公正的
考制中證明自己能力，從而他們贏得不同程度的尊重、權威和正統性。而各種政治調查
也顯示，中國人仍然支持的一個觀點是：與其為了確保人民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某種程序
性安排而煩惱，還不如擁有那些關心人民訴求的高水平政治領導人。在近幾十年，中共
通過將自己打造為由更多精英組成的政治組織，同時重新將考試與教育作為政治領導人
的衡量標準，其合法性得以提升。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是執政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憑借在教育系統、政
治演講和公共政策中所表達的某種理念，一個政體都希望，人民能夠認可其“道德上的
合法性”。中共當然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原則，但問題是不再有很多人信仰這一共產黨理
想。因此，為了確保“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中共愈趨轉向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在中
國也是根深蒂固：在中國帝國時代，政治精英傾向于將自己的“國家”視為世界的中心
。但是，這種幻想在18世紀中葉被破滅，當時西方開始對中國實行殖民入侵，中國在列
強手中遭遇“世紀之辱”。1949年中共建國，象征性地結束了外來列強欺凌蹂躪的歷史
。中共之后也一直提醒中國人其作為國家保衛者的作用。
簡言之，中國人普遍認為中共是合法的，這一點沒有什么好驚奇的，除了不可預見的事
件外，沒有理由相信中共逼近崩潰。但是，這里的關鍵詞是“逼近”(imminent)。如果
沒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從長期來看，中國保持政治合法性的這些“非民主來源”就有
可能不會持續下去。
首先，“政績合法性”因不同經濟狀況而異。中國災難預言者們同樣認為中國經濟遭受
重創，中共政權就會陷入困境。但是，這種看法可能不正確。倘若中共領導人在危機時
期（反而）仍被視為能夠嫻熟管理經濟，那么他們的合法性實際上是增加的。實際上，
一旦中國成功在全國消除貧困，那么真的麻煩就有可能發生。根據儒家思想，政府在消
除貧困后就要注重教育，這就意味著要為人民提供道德與智力發展的條件。人類認知的
最高模式在于將家庭教育中所得的愛心與職責傳遞到整個社區。在實踐中，這就意味著
可以有更多機會通過公益精神方式參政，包括政治言論自由。
其二，精英政治中所指的統治者不僅僅指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可以指“美德超
乎平均水品的人”。在過去，憑借對儒家思想價值觀的理解，政治領導人有道德上的合
法性。但今天，政治領導人被廣泛認為存在道義上的貪腐，并且完全不能恪守倫理學中
限制私人欲望的承諾。當前，大多數公眾怨憤都集中在下層腐敗官員。但是，薄熙來案
則指向的是“高層腐敗”。而且，中國領導人通常被認為要對整個國家的道德狀態負責
。如果他們不采取任何措施提高對道德淪喪廣泛蔓延的認知，就可能就無法抵抗要求全
盤更換領導層的聲音。所以，需要加大對官員以及全社會的道德教育。
第三，隨著中國逐漸成為具有一定優勢的全球大國，那些利用憎惡情緒強化國家的民族
主義形勢是沒多大意義的。強化國家權力的整個道德點就是要確保整治穩定，以便人民
過上體面的生活，不用擔心遭遇物質剝奪以及身體上的不安全感。當中國貧窮積弱、受
外來大國欺凌的時候，可以在其他因素的成本上，強化國力。但是，現在很難證明中國
有理由、有能力欺凌其他國家。不過，民族主義仍然是有合法地位的，但是必須以更具
人性化的方式表達出來。所以，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者”一直以來在呼吁重振儒家傳統
價值觀，如社會和諧和憐憫。正如美國人以自由和民主這樣的“美國價值觀”感到自豪
，中國也以“中國價值觀”為豪。而一如既往所面臨的挑戰將是縮小現實與理想之間的
差距，但是，任何正派社會都需要某種理想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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