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歷史上國共人物的大實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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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討論] 歷史上國共人物的大實話(轉載)

時間Fri Jan 2 21:48:03 2015

“我黨有許多干部，不如共黨，甚至差得很遠。這不是長他人志氣，而是大實話。周部長（指周恩來，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重慶時，他手下那些共黨是什么樣子，我想諸位應該都親見過。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辭平和，內藏錦繡，出入寒暄，往來交際，便是最敵對的人，也說不出他們的不是來。這些，我想在座諸位，還不至于不敢承認吧。我可以告訴諸位，我去過陜北，進過共黨的老巢，見多了他們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長手下之人，共黨何止千萬！這是可懼的啊！我們的干部，要正視人家的優點，要善于學習，而不是學那些過氣文人的嘴臉，一概以所謂‘’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臉？他們家里的不義之財被共黨奪取，自然一腔殺親之仇。我們是革命同志，是黨國精粹，怎么能學那些個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臉？”——張厲生，原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原行政院副院長，原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1945年11 月《要對得起革命同志的稱謂》 “我們的情報工作，實在不能說和成功。對日方面，近一年來有些成績，尤其是在滿洲里和上海的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有價值的情報較多，也較能切合戰況，這是領袖比較欣慰的，也得到了全黨同仁的高度評價。但在對匪（指中共）方面，我認為，很不理想，不僅沒有大的成績，甚至比（民國）二十六年（指1937年）以前，還要退一大步！我的這個說辭，不是沒有依據的：就以匪之領導體制為例，甚至到了（民國）二十九，我們的情報系統，仍認為逆毛（國民黨情報部門對毛的誣稱）不過是匪之頭領之一，并專職于黨政。（民國）三十年，我們從太原遞交的消息，還宣稱逆朱（指朱德）主軍，逆王（指王稼祥）主政，逆秦（指博古，又名秦邦憲）主外事，周先生（指周恩來，國民黨情報部門唯一不用‘逆’字指代的中共領導人）主情報……即所謂‘五頭領’體系。現在看來，這個匪情判斷，何其荒謬，又是何其失實！當下，我們已知，逆毛至遲，在（民國）二十四年以前，就已經完成了匪幫整頓，成為集權之第一人。所謂某某主軍、某某主政等，不過是我們以自我為中心的錯誤研判而已。試問，連匪之領袖體制尚混沌不知所謂，我們又怎能在請報上戰勝之？所以我要說，對匪之成績，我們做得很差。” ——朱家驊，原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交通委員會主任委員，原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1943年4月《我們的成績與教訓》　　注：國民黨中統方面，針對中共的領導體系，一直到1941年左右，還堅持認為是毛、朱、王、秦、周“五馬拉車”，并據此制訂了諸多挑撥、離間計劃。一直到延安整風運動的風聲傳出，中統才確認自己此前“研判失誤”。 "這次毛氏出訪（指1957年毛訪問蘇聯），在國際間反響頗大，在國內（指臺灣內部）更引得群起關注。輿情普遍認為，毛氏的這次出訪，加深了與赤俄（指蘇聯）的關系，深化了起國際赤色集團的聯盟，很成功。我今日想說兩句不同見解，供各位同仁參考：首先，毛氏此次出訪，正直赤俄內部權力爭斗的峰值時間，俄酋郝氏（指赫魯曉夫，臺灣當時譯作郝庫夫）急需在國際赤色集團中，尋求政治支持。而毛氏在國際赤色運動中的地位，僅次于已作古的斯大林，正是郝氏最合適的背書者；第二，正是基于第一點，這次毛氏出訪，表象必然是赤俄極盡熱情，而毛氏居主導地位。但赤俄、匪幫（指中共）雙方的國力差距巨大，赤俄的基礎力量遠大于匪。毛氏的主導地位，是對基礎國力的顛覆，起根基是不穩定的，必然在某個時間引發赤俄的反彈；第三，毛氏本人并無妥協的性格，其在斯大林在世時，便屢有怨懟的言語。如今斯人已逝，依照毛氏的性格，必然會自任國際赤色暴亂的總頭目。但赤俄畢竟國力鼎盛，郝氏隨一時有求于毛氏，卻必然不會任其予取予求。到一定時刻，雙方必然產生領導地位上的沖突。綜合以上三點，我認為，這次毛氏出訪，不僅不是赤色同盟鞏固的表現，恰恰有可能是其沖突爆發、甚至消解的先兆。一個組織，當內部權力與地位發生顛覆時，或者進行領導體系的世代更迭，或者從內部瓦解。這是必然的規律，赤俄與匪，也避免不掉的。"——連震東，原中華民國內政部長，原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原、“國安會”國家建設計劃委員，1958 年2月《對近期形勢的一些個人研判》 "對岸搞戰備，搞三線，搞核武，是不是勞民傷財？你可以說是，并延伸到抨擊赤色邪惡，然后你可以領取反攻津貼了。事實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遺惠100年的。對岸是大國，是無論如何不會符合強權們心意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被罵被恨被仇視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挑戰舊秩序的大國，也是無論如何要與兩超硬碰硬的大國。大國要就要搞戰備，就要搞三線，就要搞核武。一時不搞，茍安一時；一世不搞，遺禍萬代。對岸的民生差，我們要批判，都是中國人，我們感同身受；對岸建軍工、實國防，我們要支持，都是中國人，我們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國，對岸的建設，我們也是要用的嘛！"——王建?，原中華民國財政部長，1982年《中國人應該如何想，如何做》 "那邊進行了熱核爆破，按理說，漢賊不兩立，我們應該沮喪和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樣，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為數不少。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領袖不誠？算不算置忠孝節義不顧？我告訴大家，不算！熱核武器是沒有政治屬性的，它既可以用來捍衛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來奴役世界。現在，那邊搞出了這個，這是政治上的悲劇，卻是民族的壯舉。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悲劇就不存在了。那時，就只剩下民族壯舉，讓我們驕傲，讓我們爭雄于寰宇！"——錢思亮，原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5年《用科學與民族的視角看問題》 "我們為何與赤色主義決不兩立？根子上講，乃其宣揚之階級對立，也就是被壓迫階級推翻壓迫階級。你，我，包括海濱兄（鄒魯），以及在座的諸位，我們這些人，按照赤色學說，都屬于壓迫階級。為什么？因為我們是田家，是鄉紳，是士人！諸位，我們反滿革命、反對軍閥，為了什么？不講大理論，（就是）為了我們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穩穩地種，自家的產業能和和氣氣地生財嗎？田種得安穩，工廠開得和氣，這世道也便好了，這國也就漸興了，又何苦去為下田人捧角兒，最終了卻革了咱們自己的命？諸位，我們不是自利自贖，我們是當不起這個壓迫階級，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們。我們革命，不是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們的命！"——葉楚傖，原《民國日報》總編輯，原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兼青年婦女部長，1925年《說幾句私房話》 “我們和匪軍自然是有區別的。區別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點：首先，我們進到城里，就出不來；匪軍進城出城，滿身輕松。我們的軍人，進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紳、學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納小的、應酬的，骨頭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來？反觀匪軍，進城找工人，出城找鄉民，越是底層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剛健。這就是差別。再一個，我們越打越少，匪軍越打越多。我們給闊老爺闊太太們保家護院，又征召窮家子參軍，召一個跑兩個，勉強拉來，人在心不在；匪軍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讓泥腿子入伍護食，自然旗桿一立，八方來投，打掉一個召來兩個，殺不盡，斬不完。就這兩條，這戡亂要勝利，也難！”——安春山，原國民革命軍暫編第3軍軍長，原國民革命軍第1 04軍中將軍長，1948年《各軍事長官通氣會上的發言》 “承認敵人厲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敵人學習，不是逆反，而是誠實。毛匪幫有何厲害之處，值得我們學習？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組織建設，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們要做，不做窮人就不會支持我們，我們就會匪幫牽著鼻子走；但做要講度，不能如mao匪一樣全部強征，而要征一部分，贖買一部分，有軟有硬，軟硬兼施，畢竟，我們還是要依靠士紳商人的。組織建設，毛匪幫實則向先總理時學習，比我們學的好。我們太過松散，權威太分散，沒有形成組織內的唯一核心，力分則弱，又無嚴厲的懲罰手段，終止于瀕臨瓦解。這是一個大教訓，是我們必須絕對服從總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體來說，就是三民主義理論的深入化、強制化、必要化。這是對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們在精神上抗擊列、mao主義異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須徹底改變松散的思想控制體制，鐵腕監管輿論，嚴格糾正國民思想，真正做到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思想！”——劉健群，原復興社的書記長，原國民黨中央委員，原三青團中央干事，1952年《關于加強組織建設、領袖尊崇、思想鞏固的若干意見》 “赤共是在示好（指《血戰臺兒莊》公映），而非本質之轉變。我軍為抗戰之中流砥柱，這個是歷史真相，赤共承認與否，都不可改變。而赤共之避戰、畏戰，以抗戰為名，行顛覆政府之實，也是不可改變的。這是赤共之非民族本性決定的，不會因一部戲的上映而轉變……赤共之非民族的本性，通過另一部戲（指《河殤》）表露無遺。在這部戲中，赤共徹底的否定了我中華民族之傳統精神，徹底的否定了我中國人民千百年傳承之文明，徹底的否定了我統一之中國存在的價值，這種肆無忌憚地對中國傳統精神的否定，讓赤共之民族虛無主義本性無可遁藏……前者（指《血戰臺兒莊》）之上映，為赤共策略妥協之舉措；后者（指《河殤》）之廣播，則代表赤共的真心本意。其斷絕我民族之根基、否定我文明之道統的內質，是永遠不會轉變的！”——陳奇祿，原中國國民黨副秘書長，原中華民國文建會主任委員，1986年11月21日《第四次報告會上的講話》　　注：1986年，中國大陸上映了兩部引發強烈轟動的影視作品，一為《血戰臺兒莊》，一為《河殤》。前者，因其為中國大陸第一步正面描寫國民黨抗戰歷史的電影，且對蔣的演繹客觀平實，未刻意丑化，對戰爭細節的描摹精致到位（甚至遠超過今日的各種抗日神劇），在臺灣地區引發強烈反響，受到國軍絕大多數國軍老兵的肯定。后者，因其對中華農耕文明的系統性批判、對中國傳統大一統集權體制的深入抨擊、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悲觀性敘述，而引發臺灣知識界的強烈不滿與指責，并由此引申至指責中共的“ 民族虛無主義”與“民族矮化情結”。 “我們反對它（指《河殤》），是否算侵犯言論自由？我的意見，不算。言論自由是建立在道德底線基準之上的，當某個言論信息造成了對他人、對社會、對民族的可判別性傷害時，它就超越了可自由傳播的范疇，從而具備了受到一定限制的條件……這部戲（指《河殤》），以其很大程度上基于謬想的荒誕論據，徹底否定了全體中國人千百年來創造的文明成果，并對炎黃子孫賴以傳承繁衍的道德情操進行詆毀性的攻擊。它造成的社會傷害、心理傷害與文化傷害，無論怎樣理解，都不為過……中共方面任由這樣的戲大肆播出，甚至在官方層面高唱贊歌，除了徹底的暴露其反民族、反中華文化、反傳統道德觀的本質外，實在沒有其他解釋……”——郭為藩，原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原中華民國教育部長，1987年1月2日《在傳統文化懇談會上的發言》 "禮儀之大，故稱夏；服章之美，謂之華。我中華民國傳承華夏千載之道統，是現代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斷不容意圖分裂國家、割裂國土者猖獗……諭令：我部各直屬分部、別部、特種警備署，兼駐境外之各情治部門，均有嚴密關注、審查、檢舉、抓捕任何持臺獨、臺融（指1980年代前，臺灣部分人持有的融入美國聯邦的提議）、一邊一國立場之壞分子。各部在條件許可范圍內，可進行非預審性抓捕。凡涉及外務交涉事宜，均由所在國使領館人員負責。此令無準定時限。"——陳守山，原臺灣東部地區警備司令，原中華民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原臺灣警備總司令兼軍管區司令部司令，1982年1月1日《特備一號令》　　注：1970年代后期以后，隨著中美建交、中國與西方國家整體關系趨緩，臺灣各界對國民政府宣稱的“反攻大陸”感到無望，一些傾向于臺灣獨立，或加入美國聯邦的團體趁機大肆制造輿論，一時形勢緊張。1981年3月，蔣經國親自對臺情治部門下達指令，要求“以任何手段，消滅發表臺灣獨立、臺灣入美等反動言論的消息源”。1982年元旦，時任臺灣警備總司令的陳守山向下轄各單位下達《特備一號令》，資料研究界又稱“ 特殺令”。據臺灣某些研究者稱，該令間接導致數千“獨立斗士”非正常死亡。1990年代末，臺灣曾有團體要求追究陳守山的“反人道罪”，遭到臺軍方將領的集體抵制。　"同志們，我們的斗爭策略，將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一點，每一個在白區工作的同志，都要十分清醒。隨著日寇滲透我華北，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中日民族矛盾將越來越尖銳，并在局面地區，超越階級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共產黨人認為，民族矛盾的本質是階級矛盾，任何民族矛盾都是階級矛盾激烈化的產物。我們同樣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民族矛盾可以較獨立地產生群眾影響，并為革命創造機遇。現階段，我們的白區工作，要逐漸向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揭露蔣汪政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稱謂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轉變。我們在城市中的爭取對象，由勞工群體、青年學生群體，向較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群體、較關心時事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和部分較具有愛國心的產業主群體擴張。我們尤其要積極爭取華北地區各大城市中的抗日軍人親屬，通過他們，積極向較具有抗戰精神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表達善意，并進行人員接觸。我們的任何行動，都是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同時，在行動中，我們要嚴格恪守人與人交往中的道德標尺，在點滴中展現共產黨人的人格與胸襟。我們，與蔣汪政權的特務，正是在這一點上，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也保證了我們必將取得勝利！ "——李克農，原中國工農紅軍第1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原紅軍工作部部長，原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1935年11月《今后一段時期的工作導向》　"同志們，我們的斗爭策略，將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一點，每一個在白區工作的同志，都要十分清醒。隨著日寇滲透我華北，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中日民族矛盾將越來越尖銳，并在局面地區，超越階級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共產黨人認為，民族矛盾的本質是階級矛盾，任何民族矛盾都是階級矛盾激烈化的產物。我們同樣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民族矛盾可以較獨立地產生群眾影響，并為革命創造機遇。現階段，我們的白區工作，要逐漸向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揭露蔣汪政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稱謂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轉變。我們在城市中的爭取對象，由勞工群體、青年學生群體，向較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群體、較關心時事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和部分較具有愛國心的產業主群體擴張。我們尤其要積極爭取華北地區各大城市中的抗日軍人親屬，通過他們，積極向較具有抗戰精神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表達善意，并進行人員接觸。我們的任何行動，都是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同時，在行動中，我們要嚴格恪守人與人交往中的道德標尺，在點滴中展現共產黨人的人格與胸襟。我們，與蔣汪政權的特務，正是在這一點上，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也保證了我們必將取得勝利！ "——李克農，原中國工農紅軍第1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原紅軍工作部部長，原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1935年11月《今后一段時期的工作導向》　我們有些同志，有急于立功的心理，這是十分有害的。白區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較少有機會畢其功于一役，而只能循序漸進。副主席（指周恩來，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立下的‘施緩手，布閑棋’規矩，一直是我們工作的座右銘。我們對同志們的要求，第一是堅持，第二是堅持，第三還是堅持。在形勢緊張的時刻，你們會很長時間失去組織支持，失去戰友的保護，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長…… 你們不能有任何沖動的舉動，只有堅持，在積極準備中堅持。同志們，你們是我們打入敵人肌體的釘子，是扎入敵人心肺的尖刀，你們只要堅定地釘在那里，就會一直讓敵人流血，在不知覺中侵蝕敵人的生命……”——錢壯飛，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機要秘書，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1933年4月《對一些不良工作傾向的批判》同志們，我們之所以要優先關注印度次大陸的問題，是因為那里的局勢很緊張。葉海亞 ·汗（時任巴基斯坦總統）進行了鎮壓，拉赫（時東巴基斯坦獨立派領袖）被拘捕，美國人開口支持，這些是有利因素，不過是表面有利。據我們的情報，那里（指東巴基斯坦地區）現在很亂，有至少30支獨立傾向的游擊隊，獨立軍占了大部分鄉村，巴中央軍只能在若干重點城市困守，出了城寸步難行。這種情形很熟悉，老蔣當年也這副樣子，就被我們消滅了。從我們的革命斗爭經驗分析，巴中央很難全勝，甚至有失去東巴的危險。這還僅僅是印度在暗、東巴獨立軍在明的情況。根據戰情研判組（指原國防部戰略情報分析委員會下屬的時情研判小組）的預測，一旦印度人站出來，甚至不用老大哥（指蘇聯）出手，巴中央在東巴的統治將全面崩潰。這在本質上，是巴政府自身的問題，是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延伸，是偶然中的必然。但就我們而言，東巴、西巴是鉗制印度的兩把鋼夾，也是抵御老大哥在次大陸滲透的兩個堡壘，戰略意義至關重要，不容有失。一旦東巴變天，西巴就有在強勢壓力下，局部妥協的可能。同時，我方在次大陸將處于更加孤立的局面，甚至不得不做出某些退讓。因此，同志們，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一旦印度站出來，或者老大哥開口，局勢將如何發展，我方要做何應對，我們必須預而有備！”——耿彪，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71年2月《在南亞局勢通報會上的講話》注：1971年3月25日，租吉布·拉赫在東巴基所坦發動不合作運動，并代表穆吉布·拉赫曼伊斯蘭教族長宣稱孟加拉國的獨立。1971年3月底，巴基斯坦總統葉悔亞汗下令，對東巴基斯坦進行軍事鎮壓，孟加拉國獨立戰爭爆發。1971年12月，印度在蘇聯的支持下，對巴基斯坦發動武裝進攻,肢解了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戰爭爆發時，西巴基斯坦向中國求援，由于當時中國正處于文革時期未能對西巴實行軍事援助，但在輿論上對印度進行了譴責。這個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亂，以后會更亂。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被處死，這應該是一個起點。當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還活著，但無關緊要，他已經失去控制權，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長會議主席）清洗了反對派，改組軍隊，向宗教勢力妥協，最關鍵的是向美國人試好，這些舉措，我們可以肯定，是要觸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現在自認為是個神，是比列寧、斯大林還高大的存在。他個人不會喜歡阿明的挑釁，蘇聯的地緣利益也不允許這種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貫作風，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陣打一仗，總之，是要打仗，這點不用懷疑。怎樣的做法，符合我們的利益？參見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們認為，蘇聯人赤膊上陣比較好（全場笑）。阿富汗沒有越共這樣硬的領導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來的反侵略傳統，還有一處處手握實權的部族、宗教首領。在我們看來，這些勢力是極端反動的，但正是因為他們的反動，他們要拼死維護自身的利益，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這一點，或許會讓那位比列寧更偉大的人物頭疼好久（全場笑）。我們，美國人，包括歐洲人，都會關注蘇聯的動向。一句話，我們不主動參與，但要默認鼓勵，這是一個機會，一個讓老大哥崴腳的機會，我們要把握住！——劉寧一，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原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勢通報會上的講話》注：1979年9月14日，阿明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極端親蘇的塔拉基政權。1979年9月16日，阿明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保衛祖國最高委員會主席、保衛革命全國組織中央委員會主席，并兼任政府總理兼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1979年10月23日，阿明宣布蘇聯駐阿富汗大使普拉諾夫為 “不受歡迎的人”，要求蘇聯召回。1979年11月11日，阿明拒絕蘇聯政府邀請其“訪蘇 ”的建議，并直言“擔憂人身安全遭到威脅”。1979年12月初，阿明派遣外交人員，分別前往美國、中國、聯邦德國、英國、巴基斯坦等國，表達改善外交關系，增進友好交往的意見。1979年12月3日，中國政府稱贊阿明為“致力于阿富汗民族獨立、保護阿富汗傳統文化的堅強的戰士”，阿明隨后表示感謝。1979年12月27日，蘇軍入侵阿富汗，擊斃阿明，并殺其4個妻子和23名子女。 “敵約200人，或更多，射擊精準，掩護隊形完整判斷為設（此處無法看清，疑為設伏二字）我無法突圍，車燃（此處無法看清）……決心抵抗到底，我方35人，寧死不降我（此處無法看清）祖國萬歲”——孫福喜，原中國人民解放軍43軍129師387團政治處主任，1979年3月3日《戰場絕筆》注：1979年3月3日，孫福喜帶領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兩輛軍車走在全團最后，向雅南地區轉移。途徑憑壟地區時，遭遇越軍一個連在公路邊設伏襲擊，孫福喜帶領35名官兵奮勇抵抗，終因地形十分不利，彈藥不濟，孫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戰死沙場，無一幸存。孫福喜時年40歲。ꘊ飽m絕筆》在其臂袋中被發現。關于（毛）主席搞的對外援助的問題，有些同志意見很大，甚至說怪話，說勞民傷財等等，我要說兩句。在那個時候（指1960、1970年代），我們先后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援助東南亞、非洲國家，讓他們反殖民，鬧共產，拖住了美英法等國的步子，讓他們頭疼；二是通過和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拖住了蘇聯的步子，讓他也頭疼。就這么一拖二拖，給我們拖除了搞原子彈、搞衛星、搞三線的時間。現在，我們其實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當下我們跟美國人挨得近，跟蘇聯人搞緩和，個人意見，這是權宜之計。終有一日，這兩方依然是大禍患。到那年月，為了爭取發展時間，我們大概還會搬出對外援助的老辦法。那時候，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姬鵬飛，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國務院副總理，原外交部長，1987年3月《對黨內一些思想問題的意見》現在有些同志，特別是年輕同志，對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修鐵路，修公路，修水壩，是花銷多，收益小，是賠本的買賣。他們還認為，把錢投進生產里，能賺錢；投進計劃保障里，能提高工人農民的生活。這種看法，不能說錯，只能說，眼光不夠長遠。咱們中國，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統一的國家，恰恰就在于修路與治水，這兩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達全國每個角落，各地物產才能四通八達，邊境線上才能一日行軍；治了水，荒地才能變耕地，國家才有資源去發電，國防軍工產業才有廉價的動力源。62年，我們為什么打到了藏南，卻又退回來？一是蘇聯人大兵壓境，二就是沒有路，補給困難，我們怕被包了餃子。建國后，我們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壩，但還遠遠不夠。在西北、西南，我們還做不到72完整進兵；在中原、嶺南，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水利動力。這都是我們要不惜一切，砸鍋賣鐵也要做的。（毛）主席當年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搞原子彈。現在，我們還要說，就是傾家蕩產，也要修鐵路，建大壩！這是原則問題！——葉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設計院院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部長，1987年1月《答年輕同志們的話》這次中央能及時出兵，我看就很好。這幾年，我們把繩子放松了，對這些老貴族們客氣了。人家就覺得我們好欺負了，覺得有外國人撐腰了，覺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繼續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問題；根子上，還是階級斗爭。中央讓一步，人家進十步；中央好言好語，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寧人，人家上房點火……還是他老人家（指毛）說的好：有些問題，不張嘴，不動刀，是不行的！要我說，不用統計殺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這些都沒意義。叫嚷自決的、自治的、獨立的，有一個算一個，殺了不為過！在這點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黃經耀，原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原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原寧夏軍區司令員，1986年2月《這就是平叛，沒什么可隱晦的》咱們黨內有淵源，軍內有山頭，這個不用回避，是客觀存在。如果沒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會大動干戈地整軍、整黨，自然也不會把人得罪光（全場笑）。有山頭，但不能唯山頭論，這時原則，否則我們就變成了軍閥。宣傳的時候，刻意避重就輕；但做戰例總結，咱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為尊者諱，也不要為死者諱。就拿東線（指1979年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東線戰場）來說，現在說許瘋子（指許世友）是胡鬧，是昏頭，有沒有同志反對？三個軍，十幾個師，六成機械化行軍，大縱深突破，連人家一個完整的防區集團軍都沒兜住，最后搞了個交叉火力線（指東線停戰時，雙方火力接觸區的情況），讓人家打了幾個反擊。這打得什么仗？爛仗、蠢仗、糊涂仗！說句不好聽的，當年和印度人也這么打，直接火線槍斃，也沒人去喊冤！許瘋子人沒了，咱們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來做個比方，讓同志們知道，黨內軍內要民主，要實事求是，不要搞虛的。該怎么說就怎么說，該怎么罵就怎么罵。不讓說，不讓罵，都成了悶嘴葫蘆，將來打起仗來，是要吃苦頭的！“——陳錫聯，原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員，原沈陽軍區司令員，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原國務院副總理，1988年1月《黨內要讓人說話，說真話》　”現在軍內有沒有問題？有！不只有問題，而且有很大問題！什么問題？明面上，是搞經營，搞三產，軍區大院變成貿易公司，當兵的不扛槍，改做買賣了。實質上，是軍內劃山頭、軍區分派系，一個山頭一個坑，自家坑里無法無天啊！老書記（指萬里）說的對：自己山頭怎么撐起來？要由錢嘛，沒錢誰跟你玩？怎么有錢？搞買賣嘛，倒騰軍需嘛，吃后勤嘛，搞這些個來錢快，那時其他買賣比不了的！就是這些個山頭主義，讓我們軍內畫地為牢、不務正職、空耗軍需，也讓我們沒了當年的精氣神兒。這些年搞輪戰（指兩山輪戰），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戰斗力提高了嗎？我看未必！各個山頭都領著跑著做買賣，搞副業，指望低下的兵多厲害，這可能嗎？該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該干什么，牟足了力氣干！這個鬼樣子，日后中央由行動，指望誰？槍都銹了，黨去指揮誰？——秦基偉，原云南軍區司令員，原成都軍區司令員，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原華北軍事演習總指揮，1988年4月《軍內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系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后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后，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斗爭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 "從蘇聯發生的事中，我們應該得出什么樣的教訓？我認為：首先，敵人在內，不在外。真正威脅我們事業的，是我們內部的那些渴望斬斷組織監管、渴望竊取國有資產、渴望成為資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國有企業的領導、軍工產業的頭頭、強力部門的負責人們，他們在感到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受到組織約束時，就會跳出來倒戈一擊；第二，制度要健全，這不是說好聽的話，而是為了我們事業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將所有內部的野心家們，都置于組織的監管體制下，讓他們沒有機會實現野心，讓我們的事業始終處于高度的安全狀態；同志們，外部的威脅始終存在，我們從來不怕；內部的危險也長期存在，我們要嚴陣以待！"——羅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原中共四川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1990年《我們當前面臨的局勢》 “中樞會妥協嗎？這是當前華人輿論普遍關心的問題。認為會的居多，理由是此為‘民心所向’。的確，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錦，確實有點‘民心所向’的意味。不過，這一招在別的國家管用，在大陸，未必管用。不要忘記，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對所謂‘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個人都更明白。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國秉政，身登高位，這是民心嗎？不，這是野心。民心永遠是求安、求富貴、求體面、求康健。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動，卻不會為野心殉葬。所以，中樞最可能的選擇，就是強力打擊野心，耐心安撫民心。一旦民心安撫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我們拭目以待。”——蔣奉天，原《南洋商報》國際版特約評論員，原馬來西亞華人媒體聯合會理事，1989年5月21日《誰懂 “民心”？誰為野心！》 “關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關于“協助友鄰國家相關機構清剿金三角地區非法武裝組織”的公開指示），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怎樣執行？中央的指示是一個筐，把原則與大方向貼在標簽上，里面的鮮貨要精挑細選，同志們要明白這一點……掌握好大原則，第一，我們精神上支持緬甸政府維護國家統一的行動，但行動上不配合；第二，我們譴責非法武裝，但我們不承認我們保護的人是非法武裝；第三，我們要公開強調對地區武裝沖突的反感，并強烈呼吁地區和平……同志們，這是外事工作，不是政工工作，我們需要靈活與智慧希望同志們深入理解”——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書記，原中共云南省委書記，1988年5月1日《臨時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注：1980年代初，緬甸政府開始對金三角地區的非法武裝集團進行“常規清理”，并向中國提交外交照會，希望中方“不支持有可能具有華裔血統的非法武裝分子”。19 85年起，中方連續回應緬甸政府的訴求，表示“支持緬甸的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支持緬甸政府維護行政主權的努力”，并表示將“努力協助緬甸人民擺脫武裝沖突的威脅” 。同時，中央向西南各省做出內部指示，確立“公開支持，行動謹慎，維持現狀，保護重點人員與地區”的方針。 “最近這么高調（指1993年毛誕辰100周年時，中央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有幾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眾真心的多，越往上邊越少。這陣子風，多往軍事上刮，不錯，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這個你承不承認，都是事實。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軍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國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徹底剝奪文人群體的特權，打破他們對輿論的壟斷；二是堅決摧毀敵方宗族勢力與家族經濟割據，讓國法完全取代族權、族規三是堅決打掉黨內的資本集團，誰拉起山頭來就整誰。這三點，是主席區別于歷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傳這三點，卻去糾纏于軍事問題，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穩了，需要主席這面大旗撐腰了，等哪天又站穩了，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徹底丟了？”——宋任窮，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團長，原東北局第一書記，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原中央書記處書記，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同志們，我們的工作，要講求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的統一。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點，也是考驗我們業務素質的必要條件……對于他們（指越南），我們現在不打了，是友好鄰邦了，這是必須要公開強調的；我們尊重越共的執政地位，支持它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行動，這是我們的外交政策核心；我們沒有招降納叛，沒有干涉別人的內政，我們只是不禁止外國公民通過合法途徑入鏡，這是重點；最后，我們的任何舉措，都是本著希望中越兩國世代友好的大原則，體現革命的人道主義。……同志們，話如何說，事如何辦，怎樣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這是學問，是需要長期實踐的”— —趙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1992年3月《堅持原則，靈活執行》　　注：1989年，歷時十年的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結束。在冷戰趨向終結的大背景下，中越兩國開始嘗試接觸，并出于各自需要，轉向睦鄰友好的合作關系。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強調加強與越共的黨際交往的重要性，強調中越兩國是“具有傳統友好關系的鄰邦”。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陸續接納、收容越共黨員干部、越南中央與地方行政官員、越南人民軍軍事主官等，超過11000人（越南有關方面1999年的統計數據為33291 人），并抨擊中方為“干涉內政的行為”。中共官方不承認越方的相關指控，一直強調這屬于“正常的國別間人際流通”，并強調“中方無權干涉他國公民通過合法渠道入鏡 ”。 “我們工作的性質，要求我們要保持冷靜，而不能跟著輿論的指揮棒起舞……這次這個事情（指1991年日本沖繩地區舉行“獨立公決”），我們怎么看呢？原則上來說，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當局剝削與壓迫的行為，當然，這個殖民地的定性，出了這個廳，我是不認的，我是支持日本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全場笑）；實質上說，它是當地人面對龐大資本流通性造成的失業、物價上漲、生活水平下降等情況，產生的由失望到厭惡、由厭惡到反抗的自然轉向，這是當下民族國家內部很常見的地域獨立行為；再有一點，這是沖繩人民反對美國軍事占領、反對充當霸權主義國家戰爭橋頭堡的正義舉動，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不需要證據，不需要解釋，我們需要它是這樣（全場笑）…… 我們沒有支持它，我們僅僅是理解當地人民的呼聲，理解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我們希望人民的呼聲得到關注，我們為此而努力這是人道主義，和政治無關（全場笑）”— —楊振亞，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原全國人大中日友好小組主席，1991年7月《我們該如何表態》　　注：1991年6月7日，日本沖繩地區舉行“爭取人民獨立權利公決”，又稱“獨立公決”。日本官方認為此舉“明顯違憲”，宣布不予承認，并逮捕了57名“重要執行者” ，從而引發當地的一系列騷亂。中方呼吁日本政府保持冷靜，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關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傾聽人民的民主呼聲，并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為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這十來年，這些紅孩子們（指中共高層的子女）確實很不像樣子，很不像話。學生們（指1989年）當時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這個我們不要避諱。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們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幾個當工人、當農民的？有幾個靠工資過日子的？包括我在內，我們有個能不為子女打小算盤的？……中央這回下決心了，都送出去，統統送出去。這個不會改了，已經定了，只有執行一條路。不管你紅幾代，不管你爹媽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國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罷，你不能回來，更不能干預國內的政事。這是原則……現在重點是省部級，以后要往下走，有實權的子女統統要走，絕不能留在國內狐假虎威，中央有決心，同志們最好不要挑戰底線……”——呂楓，原中共中央組織部經濟干部局副局長，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92年4月《關于中央決議案的補充講話》　　注：1978年以后，隨著文革期間被打壓的黨內老干部群體，相繼平反，并回到領導崗位。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掀起來一股猛烈的“紅二代、紅三代”從商、從政潮，這在當時被成為“大院兒沖擊”，又稱“第三梯隊提前上位”。整個1980年代，大量的 “大院紅色子女”充斥各個領域的資本積累前沿，制造了相當嚴重的負面輿論，成為歷次運動中，學生、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并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反感。有鑒于此，19 90年以后，中央經過反復調研，出臺了”建議中高層領導干部子女出國留學“的內部決議，即“在尚未健全規范領導干部子女參政、從商條例，尚無法形成有效監管的情況下，盡量鼓勵中高層干部子女出國留學、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預國內政治生活”。從此后，中高層干部子女出國生活成為常態，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個階層對國內政治運營的干預。 “最近，葉利欽罵我們，美國人也罵我們，罵我們貪得無厭、趁火打劫，同志們很氣憤。人家罵得對不對呢？要我說，是對的。我們確實很貪嘛，單我批條子，就從收了300多人，都是頂尖的專家。據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國防科工委主任陳彬）也批了不少，有的還是咱們的大使偷偷帶回國的。我看，這個要嘉獎嘛（全場笑）。帶回一個專家，比帶回幾卡車軍需更要緊嘛。截止到今年，咱們收容了多少人，這個是機密，不能對同志們說……其實，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級不夠嘛（全場笑）這就是趁火打劫，我們要承認。誰讓你自家亂了（指蘇聯解體），自家打得熱火朝天，自家人不認自家人，還不許鄰居沾點小便宜？更何況，這不是什么善鄰，還是標準的惡鄰，差點跟咱們兵戎相見的惡鄰嘛！當然，今后的局勢，誰也說不好。研判所（指國際關系研判中心）有人預測，咱們和老大哥，還有接近的時候。畢竟嘛，美國人還虎視眈眈嘛。但那是日后的事，以后你家門清凈了，咱們再合好。至于當下，該伸手，我們還是要伸手，這就民族利己主義。誰說無產階級不利己的？”——丁衡高，原國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屆中央委員，19 93年7月《罵就由他罵》　　注：1991——1994年間，中國趁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內部混亂的時間，先后吸收原蘇聯軍工復合體領域技術人員、武器專家等超過5000人（據美國蘭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調查顯示，為7429人），由此引發俄羅斯國內軍工領域的嚴重人才匱乏。1993年2月，葉利欽曾就此，專門向中國表達不滿，并要求中方“釋放被綁架的俄羅斯公民”。中方回應“中國沒有權利拒絕通過合法途徑、自愿來華的外國公民入鏡”。 “大家關注了兩個月，如今算是塵埃落定了（指銀河號被美方強制檢查一事），可以簡單總結了。咱們有內參，有內訊，還有輿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體情況就是這樣，至少從我的渠道了解，咱們確實被冤枉了。當然，話不能說滿。政治嘛，尤其是國際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們給那邊（指兩伊），總有些關聯。咱們是五大國嘛，五大國踢加利（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場子，正常。這次，咱們吃了虧，至少是吃了悶虧。人家沒搜出贓物來，卻不給我們道歉。一個多月啊，讓人家搜來查去，堵在海里，說不好聽的，就是嫌犯嘛。咱們抗議了幾次，沒用啊。人家有盟國，有航母，有國際大管家的身份，樣樣都比咱們強。在國際上，人家是這個（伸大拇指），咱們是這個（伸小拇指）。虧吃了，日子還得過。今后的日子，估計還要難過一陣子。人家想一勞永逸，把咱們解決掉嘛。幾年前沒解決掉，今天也要解決掉。今天在這里說，日子難過，也得過，而且很快就會好轉。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說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我們扎好籬笆，多大的風，也刮不走屋頂的。”——錢其琛，原國務院副總理，原外交部部長，1993年9月27日《給同志們吹吹風》 “同志們辛苦了！49天的海上漂泊，直面10倍以上敵人的持械封鎖，你們堅持了下來，沒有消沉，沒有軟弱，這是可貴的。你們都是英雄！聽說有的同志私下說，我們的船上有‘臟東西’，說人家查我們，也許是對的，等等。告訴你們，你們要是老百姓，可以隨便猜隨便說。如今不是不讓人說話的年代。但你們是軍人，是共和國的軍人。你們的使命是忠誠，你們的任務是服從。在你們這里，懷疑與疑問，是禁區！”——劉源，原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武警總部副政委，1993年9月27日《在慶功宴上多說兩句》 “最近氣氛不太對，說怪話的不少。有人跟國外媒體一個調調，說咱們逼得太緊（指19 95、1996年中國兩次在臺灣海峽的導彈試射），讓那個小島子里團結了，適得其反。這是屁話！它團不團結，是它的事。中央怎么處理，輪不到它說三道四。它團結也好，不團結也好，提兩國論就是挑釁，就是反叛，就是要打擊。幾個導彈就團結了？好啊，都團結起來，把目標集中起來，讓我們認清誰是同胞，誰是敵人，我們的法寶是統一戰線，朋友多就多統一，朋友少就少統一，沒有朋友，就打出朋友來！50年前我們不怕，如今有槍有炮，我們難道就怕了？所以說，是屁話！”——固輝，原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原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96年《統一思想，從內部開始》 “這件事（指俞強聲傳聞被殺），是媒體需要揣測的問題，它是一個故事，也只是一個故事。這個人（指俞強聲）是個契機，他促使我們做了一次大掃除，調整了班子，完善了系統，這是我們的收獲。這種事（指俞強聲叛逃事件）常有，老同志們都清楚，你來我往，這是常態。損失有的公開了，有的沒有。參考室（疑指國安部十一局文書情報資料中心，編者自注）可調檔，有權限設定，同志們可以參閱。……做這個工作，盯住一件事不放，沒有意義。防不勝防，我們干的，別人干的，只要有這條戰線，就沒有止境。總結的教訓，吸收的經驗，當然還有政治上的損失或收獲，這些是系統性的東西…… 要關心，不要過于關心，精力用對地方，珍惜職業生命，和生命。老生常談，同志們還是要認真對待。”——謝皖（疑化名），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對外保防偵察局局長（未經官方公布，存疑），1988年1月《形勢分析會上的講話》　　注：1987年5月，法國里昂地方媒體，第一次透露原中國國安部干部俞強聲，在阿根廷南部遭遇刺殺死亡，并暗示兇手為“具有受害者原職業背景的人”。伺候，數家海外媒體相繼報道此事。但中、美雙方均為對此表態。謝皖，疑為化名，根據西方情報部門的分析，疑為1993——1998年間公安部領導班子成員之一，具體存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對外保防偵察局，即所謂外衛行動局，也即西方輿論界稱“掌握中國數百萬海外留學生、務工人員間諜”的機構，但中國官方從未承認此機構存在，故存疑。 “震動很大，塵埃尚未落定。這里，不談所謂人人自危的問題，這是個現象，談與不談沒有意義。組織排查，和行動甄別，這是強制性的，沒有緩和的余地……有的時候，讓心思安靜些，不是壞事，能保命。怕不怕死，不是現在該想的。想與不想，都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這個領域，殘酷不是時效性的，是常態……先把智慧、聰明都放掉，有一說一，不要畫蛇添足。這是個系統性的組織工作，不會因為任何一個人而特殊化。理解，或不理解，都是個人問題，收起來，服從。這是一切。”——許永躍，原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原中共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原國家安全部部長，1999年11月《特別發言》　　注：1999年4月，臺灣間諜葉炳南在大陸被捕后，牽連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后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和總后勤部軍械部大校局長邵正忠等人，造成極大政治地震。1999 年7月起，大陸軍界和各情報系統開始為期長達五年的“全面整肅”。據西方情報機構分析，有超過13萬人被降職、撤職、審查、判刑，至少2700人“消失”。　“這件事（指劉廣智案），本質上是政治問題，這個不需要諱言。錢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這兩點最近經常講，我不再贅述。我現在強調的，是組織規范與原則問題。最近幾年連續的風波，暴露的就是組織上監管失范的問題。有些人反感組織監督，反感人身監控，反感行動管制，甚至有些負責干部主要反對組織監管。我們最近的整肅，就是要打掉這種勢頭……你反對可以，你可以脫離組織，脫掉軍裝。現在不是20年前，你去經商、去任教、去當打工都可以，選擇很多。但是，只要你舍不得組織內的級別待遇，舍不得這身衣服，你就要服從，堅決的服從！……今后，組織條例的執行將從嚴、從重、從速，不要有人抱著試一試的態度。這種氛圍下，任何舉動都有被放大的可能。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這個上面。套用一句話：勿謂言之不預也。”——林紅松，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四十九師政治部主任，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二十九師政委，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九軍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政治委員，2004年11月《關于組織監管的訓話》　　注：2004年，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蘭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劉廣智被捕，并曝出其向臺灣出賣情報的傳聞。伺候，劉被軍事法院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并執行。從1990年代末起，大陸軍界連續曝出重量級情報泄露丑聞，涉及多名重要將領。由此，軍隊內部掀起來長達數年的“整肅”。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斗的下場吧（全場笑）內部討論，我就不再自我批評了。現在回答同志們提出的兩點疑問：一是，我是不是瞞報了疫情。這個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隱瞞，在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個人來說，我沒有瞞，也瞞不住；但組織程序上說，我隱瞞了。至于原因，大家可以討論，我不想留檔（全場笑）二是，我絕不絕的冤枉。應該說，不冤，這個是真心的。誰坐在這個位子上，發生了這樣的疫情，都要下臺。要知道，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過之類的話，同志們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問題，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應該這種提法，沒有意義的。” ——張文康，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原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2003年6月《黨組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在內部，我們沒有隱瞞。真實原因，必有一個擴散的層級。我將可以說的，告訴大家，也請大家注意組織紀律……事實就是這樣，沒有敵襲，沒有所謂不明國籍艦艇，基本可以判斷，就是我們自己操作不當。（艦艇內）三級攝氧閥門都沒開，1—7倉封閉，內部無應力，氧氣耗盡大約在8分鐘以內。（事后檢查）所有人出現重度窒息，沒有物理中毒體征。另外，（窒息人員）有四肢蜷縮、掐頂咽喉的遺留動作，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征。醫療部肯定，沒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學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結果。這是操作失誤，就是這個結論……請大家不要做無謂的猜測，直接調查文檔，將在適當范圍內公開，部分同志可以申請查閱。至于我本人，服從組織決定，沒有話說。”——陳先鋒，原東海艦隊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艦隊政治委員，2003年5月1 日《在檢討會上的匯報》　　注：2003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361號潛艇在內長山以東中國領海進行訓練時，由于指揮操縱不當造成機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于5月2日發唁電，對海軍361號潛艇遇難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官兵親屬表示親切慰問。中央軍委作出決定，對361潛艇特大事故負有責任的有關人員進行嚴肅處理。給予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丁一平、海軍北海艦隊政治委員陳先鋒行政降職處分，同時分別給予其他8名有關人員以行政撤職、降職等紀律處分。 “同志們很關心這個（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我就我了解的情況，和大家談談。現在正在談，雙方在談，那邊（指google）要求開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開過濾機制；咱們這邊要求它轉移資料，要在北上廣或其他城市假服務器，差距很大。其實呢，注定談不成的。那邊在挑戰我們這里的網監體系，這是政策基點的問題，沒有一絲可能性。我們這邊的原則：一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么，我就封什么，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二是要向老干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本，我們在維護聲譽。這兩點，在這個范圍內，只能這樣說，同志們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于最后結果，人家必然要走，我們留不住，也沒想留它。走一年，走兩年，它總有求著回來的時候。這個把握，中央有，我們也要有。強調一下，這就是個法律問題，定性就是這樣，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開輿論中，要注意口徑，否則會被內部追責，請大家特別注意。再強調一遍，這就是個法律問題！”——李偉，原中宣部副秘書長，原全國宣傳干部培訓中心主任，原全國宣傳干部學院黨委書記，2010年1月《在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　　注：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決定，不再審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結果，Googl e將在未來幾周時間和中國政府談判，要求能夠在中國法律框架內運營未經過濾審查的搜索引擎。2010年3月23日凌晨3時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擊問題指責中國，宣布停止對谷歌中國搜索服務的“過濾審查”，并將搜索服務由中國內地轉至香港。　　“這個事情（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看似很大，其實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 le）在中國的業務量并不大，涉及層面主要是部分知識階層。這些人，你無論怎樣做，他都會罵人，索性由他們。這些年，其實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們搞摩擦。它的運營方式，在我們這里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們搞動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錢來支持這個所謂自由捍衛者嘛。這就是墻里失地墻外補，反正它不吃虧嘛…… 至于我們，再強調一下，網絡監管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我們進行意識心態表態的程序。這個東西，實質意義其實不大，避開監管的方法很多，更何況，外面（指國外的一些組織）有那么多人免費教嘛（全場笑）。但我們依然要堅持，而且要大張旗鼓的堅持。我們不會像某些國家那樣，偷偷摸摸地搞，我們也不怕被說不自由。我們就是要表明，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在原則上，反對這些，所以要封掉。沒錯，這就是思想對抗，這方面，我們從來不打游擊戰。同志們，要認清這一點，這是原則和基點，是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也是同志們工作的原點，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要從事宣傳工作。”——蔡名照，原新華社副社長，原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2010 年4月《在年輕干部培訓課上的講話》 “這是值得高興的日子，但不用太興奮。它回來了（指香港回歸），至少是名義上回來了。不過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質上就是和當年的租界沒區別。這不是貶低它，而是有話直說。這種單方面的事實獨立，再結合我們處于弱勢的意識形態地位，最終只能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它發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們干涉的結果；它發展遇到困難了，就是它自由受我們限制、法制被我們破壞、經濟被我們拖累的結果。總之，無論回歸后，它是好是壞，都極有可能把我們當作對立面，進行導向型攻擊。我本人，一點也不看好兩邊能互利互惠地作為一家人過日子。”——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研究局副局長，1998年4月《回歸后續發展的幾點預測》　　“為什么駐軍是必要的？首先一點，毫不遮掩的說，我就是要去占領你。這一百年，你過得好也罷，壞也罷，你都是敵占區。沒錯，是敵占區。這一百年，英國人和我們關系好的時候很少：抗戰前，拉著日本壓我們（指英日同盟時代）；抗戰后，靠著美國壓我們；從東北到西南，哪有亂子哪有它；它不是敵，誰是敵？作為一百年的敵占區，如今回歸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領，這可能嗎？第二點，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國，就是靠了三個統一：軍事統一、行政統一、財政統一。這其中，軍事統一是第一位的，是黨指揮槍的前提。你說是軍事強權也好，是集權政體也罷，這是中國上千年的歷史必然，沒有軍事統一，一切無從談起。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認我是中央，就要接受這一點。無論你怎么自治，怎么一國兩制，作為我國基本國防體系的一環，就不允許你獨善其身。以上這兩點，中央已經跟他們（指香港政、經界要人）明白地講了。話可以好說，但事不能不做……”——遲浩田，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原中央軍委副主席，1998年1月《向同志們解釋一下》　62年，我們為什么打到了藏南，卻又退回來？一是蘇聯人大兵壓境，二就是沒有路，補給困難，我們怕被包了餃子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27.10.225.210 ※ 文章網址: http://www.ptt.cc/bbs/CrossStrait/M.1420206486.A.F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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