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化（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一八九五年，臺灣因清朝戰敗而割與日本，臺人雖組義軍抗日，但終歸失敗，此後經歷五
十年多的殖民統治，直至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日式殖民主義仿效西方，然亦
含有東方式賢君思想的成分，獨具特色，在臺灣發展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在此期間，總督
府厲行威權統治，臺民飽嚐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之苦，引起抗爭運動；但另一方面，殖民當局
致力於建設，物質與文化各方面均有顯著的進步，臺人得以分享相當程度的近代化成果，並
為戰後之發展奠基。
（一）臺灣民主國與反割臺抗戰
一八九四年，日本與中國因朝鮮事件而爆發戰爭，清朝戰敗，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雙方訂立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日本。臺人經二百多年的努力，已將臺灣化為樂土，他鄉變
成故鄉，自然不甘淪為異族統治，因此消息傳來，人心惶惶，臺灣紳民在向清廷抗議無效的
情況下，決定建立臺灣民主國抗日。五月二十四日，發布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
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Taiwan）；五月二十五日，在臺北舉行獨立建國典禮，奉原
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軍登陸鹽寮（日人稱澳底，不確），一路北攻。六月三日，
日軍占領基隆；同日，總督樺山資紀與清朝代表李經方在基隆外海辦妥割讓手續後，亦隨軍
攻臺；六月六日，占領水返腳（今日汐止）。日軍步步進逼，然而，清朝官兵無心抗日，總
統唐景崧竟攜眷逃回大陸，以致群龍無首，殘留之兵勇燒殺淫掠，臺北城形同恐怖世界。於
是，紳民與外商協議派代表前往水返腳迎接日軍。於是，六月七日，日軍兵不血刃入臺北城
。六月十七日，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舉行始政典禮，象徵殖民統治之始。
然而，清軍雖潰散，卻有不少臺民組織義軍，堅決抗日。六月十九日，日本南征軍向南推
進後，開始遭遇一系列的抵抗，如三峽、新竹、彰化等地。但義軍畢竟是烏合之眾，不敵近
代化軍隊，由北而南，步步敗退。最後，日軍在增派援軍後，兵分三路，包圍臺南，一八九
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無抵抗地進入臺南城，結束民主國之抗日。
不過，日治初期，各地零星的抗日活動仍不絕如縷，如北臺之簡大獅、陳秋菊，中部之柯
鐵，南部之林少貓等。至 一九○二年，在總督府「糖飴與鞭子」軟硬兼施政策交相運作下，
逐漸平服。其後，斷斷續續仍有武裝抗日事件，如一九○七年之北埔事件（蔡清琳）、一
九一二-一九一三年之羅福星事件、一九一五年之余清芳事件等，但總括地說，殖民當局已經
控制全局，可以有效統治了。
（二）威權體制的建立與殖民政策之演變：綏撫、同化、皇民化
日本治臺一方面參酌西方經驗，一方面兼顧日本國情與臺灣實況，採行委任統治方式，即
總督擁有行政權、司法權、軍權，並依法律第六十三號（通稱「六三法」），又有律令制定
權，實形同臺灣的獨裁者。初期，為有效壓制臺人的反抗，採取武官總督制；至一九二○年
，由於社會變遷與國際自決思潮的影響，改行文官制度，任命田健治郎為總督。但一九三○
年代日本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為因應戰爭需要，又於一九三五年恢復武官制度，以海軍上
將小林躋造為總督，直至一九四五年投降。總括地說，其制度之設計全依本國政策與需要而
調整，無視殖民地人之感受。
為有效統治臺灣，總督府建立一套嚴密的地方行政組織，一九二○年後，確立為五州三廳
制。更重要的是，設立無所不在的警察機構與保甲組織，做為地方政府之手腳與耳目，以執
行政令，並全面掌控人民的思想、行為，是以被稱為「警察政治」或「警察國家」。
不過，殖民政府之統治政策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移。大致可分三期：綏撫、同化
、皇民化。
第一期為綏撫期（一八九五-一九一八）。由於領臺之初，局面未定，基本上行高壓軍事統
治。不過，統治政策亦在嘗試與錯誤中逐步修改，因而在鎮壓之外，亦有各種懷柔措施，
以安撫臺民。其中最有名的主導政策是兒玉源太郎總督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採行的「生物
學原理」。後藤新平乃留學德國之醫學學者，認為治國如治病，需先診斷後再下藥方，因此
，推動大規模的調查工作，以了解舊制度與舊慣習。之後，在吸納某種程度的舊慣後，進行
漸進式的近代化改革，例如收購大租以確立一田一主的土地制度、鴉片漸禁政策、吸納舊慣
於近代法制中等。
第二期為同化政策期（一九一八-一九三七）。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由於民主自
由與民族自決思想風行全球，臺灣教育亦日益普及、提昇，臺人自主意識抬頭，日人順勢
倡導「內地延長主義」，採行「一視同仁」之同化政策，企圖籠絡臺人。不過，雙方之期待
與要求有異，成果有限。
第三期為皇民化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進入戰時
體制，物質需求日益緊迫，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面對強大的盟軍，絕非
本土國力所能負荷，必須動員所有殖民地之人力、物力以補其不足。為達此目的，一方面要
強化生產力，因此推動工業化運動；一方面要解決殖民地人的忠貞問題，因此積極推動皇民
化運動，企圖化臺人為日人，以效忠日本。其重要措施有改姓名、說日語、信奉日本神道教
等，但因臺人消極抵制，而且不久即投降，除說日語外，其他均成效欠佳。
（三）官導式資本主義的南方寶庫：工業日本，農業臺灣（一八九五-一九三○）
日本乃早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國內產業猶待開發，實無餘力經營殖民地。日治
時期，總督府為了達成政治、經濟目的，一方面全力進行基礎建設，創造良好投資條件，一
方面以公權力支持日本財團投資，包括擬定產業發展政策、發予獎勵金、保障產品市場等。
由於投資成本與風險大幅降低，而獲利則甚高，日本投資財團乃絡繹不絕，結果大致達成其
目標，臺灣亦因而享有相當程度的近代化成果。不過，總督府治臺之經濟政策並非考量殖民
地之利益，而是隨本國國策之演變與國內產業之發展狀況而調整的。大致上，以一九三○年
為界線，前為「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期，後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期。
在前期，日本初得臺灣，本國產業仍在發展中，不暇對外投資，總督府之首要工作是創造
有利的投資環境。第一項是加強基礎建設，尤其是交通。一八九八-一九○八年間，完成基隆
至高雄縱貫鐵路工程，此乃一重要里程碑，從此全島結成一經濟體，各地資源可以互通互
補。公路、郵政、電信之發展亦迅速。為改善與日本之間的聯繫，基隆港自一八九九年後不
斷擴建，二地經濟之結合日益密切。加上貨幣與度量衡的統一、土地調查與土地所有權的簡
化等改革，在一九一○年代已經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第二項是吸引日人投資。因國內亟需熱帶農產品，尤其是砂糖，乃全力發展以糖業為主的
農業。以新渡戶稻造之「糖業改良意見書」為藍本，推動品種改良、施肥、機械化等措施，
近代化之新式製糖廠逐漸取代清代之舊式糖場。結果，產量激增，糖大量輸出日本，臺灣也
成為世界大產糖區。此外，一九二○年代後，日本由於經濟繁榮，米的消費量日增，為因應
市場需要，總督府又發展稻米業，並以適合日人口味之蓬萊米為主要目標。在當局的推動下
，蓬萊米的種植迅速由北向南擴展，產量直線上升，對日出口量亦大增。然而，由於米糖並
存、並重，兩者爭耕地、比價格，因而形成相競與相剋的局面。事實上，背後也涉及日人與
臺人的經濟利益問題，因糖業由日本資本家壟斷，而稻米生產則仍由臺人控制，因此稻田的
擴張與米價的上升不利於糖業的發展，傷害日人的收益，而臺灣地主與農民則受益。
在此期間，由於經濟的發展，臺人的生活水準有相當程度的提昇，生活環境也大幅改善，
如水電與交通公共設施的日益普及。
（四）帝國之南進基地：工業臺灣，農業南洋（一九三○-一九四五）
一九三○年代後，日本因國力充沛，逐漸走上向擴張主義的道路，向西侵略中國，向南則
經略南洋，以圖建立其東亞霸主的地位。臺灣鄰近南洋，被指定為南進基地，因此必須完成
工業化，以就近予以控制。事實上，因日本糧食逐漸能自給，而糖亦可自印尼廉價取得，臺
灣的農業重要性降低；加以日本產業已經升級，需將次級產業移往工資較低地區，臺灣基本
設施良好，水電已經陸續開發，正是理想的投資地。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耗費巨資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之完工是工業化政策的重要里程碑
，此後豐富而低廉的電力啟動了重化工業，如肥料、製鋁、水泥等。因此，至日治末期，臺
灣產業結構已蛻變為百分之六十五為農產品加工業，百分之二十為重化工業，百分之十五為
輕工業，工業水準雖不高，但基本上各類已經完備了。
（五）殖民地式近代化的教育
教育是日人治臺的另一項要政。基於同化與提高人民生產力之目標，一八九五年領臺之初
，即推動日語教育與職業教育。小學教育的發展極為迅速，在一八九九至一九四四年間，小
學數目增加十倍以上，從一百零三所至一千零九十九所；學生數增加九十倍以上，從一萬零
二百九十五人至九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五人；臺人學童入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一點三，其中日
人學童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六，教育普及率在亞洲僅次於日本。中等以上教育體系亦逐步建
立，至一九四四年，計有大學一所、專科學校五所、師範學校五所、中學四十六所、職業學
校一百一十七所、盲啞學校二所。
然而，以其教育資源之分配來看，日人大致重視初等教育與職業教育之普及，但對中等以
上之教育則著力較小，而且主要是為了在臺日人而設，臺人不易就讀。換言之，其目的是訓
練有較好生產技能之殖民地人，但不希望有高級知識分子，先天上有其歧視性。是以在一九
二○年代以後臺人為追求更佳教育，只好出國留學，主要是日本、中國，亦有至美國、歐洲
者，而臺灣的高級知識分子也以留學生為主。
雖然殖民地教育是不平等的，但卻有其成就，不但教育普及率遠比清代為高，而且課程也
是近代式的。因此，臺人的素質大幅提高，影響戰後之歷史發展。
（六）歧視政策與反殖民統治之鬥爭
臺人的武裝反日抗爭約於一九一五年告一段落，但反日思想依然存在，除了民族意識外，
殖民政府的高壓、歧視性統治政策亦引來強烈的不滿。加上第一次大戰後之民主自由與民族
自決風潮，新知識分子燃起反殖民主義思想，逐漸展開近代式的非武裝抗日運動。發其端者
是留日學生，其後擴展至島內。
一九二○年後，蔡惠如等留日學生，結合林獻堂，組織「新民會」，從此展開政治改革運
動。他們發行臺灣青年、臺灣民報等刊物，啟迪思想。一九二○年十二月，林獻堂、蔡惠如
、林呈祿等為爭取臺灣自治、自主權，進而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至一九三四年
，共發動十五次請願運動，但始終未能如願。然而，此運動可說喚醒了臺民的政治意識。
除了政治運動外，知識分子亦展開社會、文化運動，以提昇臺人之知識思想水準。「臺灣
文化協會」是最重要的組織，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原為文化啟蒙的組織，但其後發展為多元
性的民族運動大本營。其重要活動有舉辦「文化講演會」、設立讀報所、辦理學術性與通俗
性的講習會、舉辦夏季學校等。透過「文協」，臺籍士紳、知識分子尋得另一活動舞臺，也
燃起臺人對未來出路的新希望。
然而，由於殖民當局的威脅、分化策略，以及領導分子的激進與溫和路線之爭所引發的的
內鬥，「文協」一再分裂，自耗實力。尤其自一九三○年後，日本推動侵華戰事，進而發動
太平洋戰爭，軍方氣焰高漲，全力撲滅政治、社會活動，反日運動日益衰微。僅有的重要成
果是獲得有限的地方自治，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之州、市、街、庄協議會選舉，半數議員仍
為官派，但半數由人民選出，臺人淺嚐民主滋味。臺人亦於一九二七年組成第一個政黨──
「臺灣民眾黨」，但因日人之阻撓，無何成就，於一九三一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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