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一九四五-）：麻雀變鳳凰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軍投降，臺灣回歸中國。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
八事件，伏下官民長期敵對之禍根。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被中共擊敗，撤退來臺，進入中
華民國在臺灣時期。國民政府遷臺後，以戒嚴法厲行高壓統治，造成社會與國家之進一步對
立；但同時也發展經濟，因而有經濟之高度成長，被譽為「經濟奇蹟」。至一九八○年代，
因內外條件之成熟，進而和平地建立民主政治，堪稱華人社會的一大奇蹟。這段歷史寧非是
一段麻雀變鳳凰的故事。
（一）戰後回歸中國之悲劇（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五年，臺灣回歸中國，國民政府在臺不設省，而設立一獨特的行政單位──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授以民政、軍政等大權。十月二十五日，陳氏在中山
堂舉行日本投降儀式，象徵中華民國治臺之開始。陳氏就職後，宣稱要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
模範省，採行獨特的治臺政策。加上他性格剛愎，作風怪異，治臺不久即民怨沸騰。
在政治方面，他認為臺灣人已被日人奴化，因此積極推動「再中國化」。他無視臺人脫離
殖民統治後之強烈參政願望，行政長官公署之中、上層官職幾乎全由外省人壟斷，只有教育
處副處長由「半山」之臺人出任。臺灣省參議會議長僅有諮詢權，然而，他捨眾望所歸之臺
人領袖林獻堂，而堅持任用其親信之「半山」黃朝琴。等而下之的中等職位亦多由外省人擔
任，本省人只能擔任中、下級公務員。因此，臺人認為行政長官是日本總督的翻版，回歸祖
國只是換老闆而已。加以官員無能、貪污、不守法等劣行，進一步招致臺人之反感與蔑視，
官民對立情緒日益激化。
再者，陳氏頗醉心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又以日人治臺之所以政績彪炳是由於統制經濟，
乃厲行統制經濟政策。他設立「接收委員會」，將日人之產業收歸公有；並設「日產處理委
員會」，接收日人私有財產。據統計，接收之日產共有八百六十個單位，其中臺籍資本與日
人資本占支配性地位者予以出售；其餘三百九十九單位則歸公營。公營企業可分國營、國省
合營、省營及縣市營等四型。但售予民間之企業，多半為小規模企業，其他大規模、基本部
門（上、中游）的企業均歸公營，如糖、石油、電力、鋁、肥料、機械、造船、水泥等。至
於日本總督府所行之專賣制，亦繼續實施。除了產業外，公署並成立臺灣省貿易公司以控制
貿易，以及臺灣省鐵路局與公路局以控制交通。至此，政府幾乎一手控制經濟活動的命脈，
較日治戰爭時期之統制經濟又加深一層。陳儀以為由此可一舉解決經濟、社會問題，但不幸
實施後，與其預期完全相反。原因是戰後臺灣物資不足，而公營事業弊端百出，加以大陸內
戰正烈，不但不能協助臺灣進行復元工作，反而將部分物資運往大陸而耗於戰火中，以致供
需失調，導致物價暴漲、失業嚴重。臺灣本為糧食出口地，竟然發生前所未見的米荒問題。
其他因兩岸社會發展差距所造成的生活習慣問題，亦產生某種程度的省籍對立現象，終於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因查稽私煙事件，爆發二二八事變。而國民政府未查明真相，
即以武力鎮壓，並濫殺無辜，其中臺籍菁英幾乎喪亡殆盡，埋下官民長期對立之禍根。
（二）國民政府遷臺與戒嚴體制的建立（一九四九-一九八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不久大陸即爆發國、共之內戰。雙方打打停停，
至一九四九年戰局對國府轉趨不利，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被迫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
行職權。但他仍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幕後指揮，為防萬一，開始佈局臺灣以為抗共最後據點。
為確保臺灣的安定，五月二十日，臺灣開始戒嚴；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
」；五月二十七日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時期法令，包括：管理書報；非經許可不准集會結
社；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一切行動。
由於戰局迅速惡化，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辦公廳於臺北草山（今
陽明山）成立。八月五日，美國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不再支持中華民國，國府遭逢空前危
機。為強化抗共之指揮系統，八月十五日，撤廢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九月一日，成立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為彭孟緝；九月二十一日，成立臺灣省防衛司
令部，司令官為孫立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十月二十五日中共
五個團進犯金門古寧頭，但被殲滅，其攻勢遂受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中華民國政府移至臺北，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介石總統復行
視事。此時中華民國可謂內外交迫，外有中共入侵危機，內則面對因二二八受害而不滿之臺
人，蔣氏乃與其子經國藉長期戒嚴令，逐步建立一嚴密的黨國威權體制，直至一九八七年七
月十五日才解嚴，長達三十八年。
此種威權體制獨具一格，不易歸類，一般稱之為「擬似列寧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
ist Party-State），即接近但不等於共產模式，因其對政治、經濟之控制程度較弱；亦有
稱之為「臺灣型威權主義體制」，或「戒嚴體制」。此種體制之運作背後有一族群結構因
素，即相當數量的外省強勢少數統治本省弱勢多數，頗類似斯巴達體制（Spartan System）
。古希臘時，統治斯巴達的民族是外來的多利安人（Dorians），少數但強勢，以武力征服並
統治當地之多數民族（Messenians），兩者人口比例約為一比二十，為維持政權之安全，
由多利安人控政治、軍事及土地權，並厲行高壓統治與殺一儆百之恐怖政策。國府遷臺後之
情境與之頗相似。據估計，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自大陸入臺之軍民，為一百零二萬人；其
中軍人有六十萬，非軍人亦以公教人員之政治性人口為主。一九四九年時，臺灣人口約八
百萬人，本外省比例約為七比一。因此，相當數量的外省強勢少數因掌控政、軍大權，可藉
恐怖政策統治本省弱勢多數。事實上，國府體制是一個經過包裝的精緻品，可以較斯巴達體
制更有效地控制人民。更明確地說，此一體制係以斯巴達體制為本體，以現代政法系統與共
黨統治技巧為工具所構成的。它有如下幾個特色。
第一、長期戒嚴、軍事色彩濃厚：中華民國自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年，實施長達三十八年
破歷史記錄的戒嚴，設立警備總部總掌國家安全問題，重要案件均以軍法審判，言論、集會
、遊行等基本人權被凍結。換言之，武力成為維護政權安定的支柱。
第二、藉「法統」壟斷政治權力：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臺後，以中華民國之法統自居，
以大陸淪陷無法實施全國性選舉為由，凍結中央政府人事。總統可以連選連任，蔣氏父子相
繼連任，形同世襲；一九四七年選出之中央民意代表亦永不改選，而且可以自行遞補。其他
中央公職大多由外省人壟斷。尤有進者，國民黨獨攬政權，青年黨、民社黨等在野黨形同政
治花瓶，亦不准組織新黨，以致黨國不分。是以臺人無法參與中央決策，視國府為外來政權
，甚至稱之為「蔣家王朝」。
第三、經濟權之掌控：孫中山之民生主義本質上與社會主義相近，因此大型或重要企業均
歸公營，國民黨統治臺灣即透過公營、黨營事業從事獨占性經濟活動，累積龐大黨產。民間
只能依附公營企業，並做好黨政關係，以經營中、下游小企業。是以有學者名之「黨國資本
主義」。
第四、思想、行為之統制：國府認定大陸之喪失，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之赤化有關，乃
在臺灣厲行黨化教育。「三民主義」列為高中、大學必修科與各類考試之必考科目，以統制
思想。媒體及各類機關團體亦多由黨直接、間接操控。尤有進者，情治工作無孔不入，透過
遍及全臺的情治人員與線民，以監聽、跟蹤、威脅等方式，全面統制人民之思想、行為。於
是，臺灣社會長期籠罩在「白色恐怖」氣氛中，「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人人自危，言行
均自我控制。
國府最恐懼的兩股力量是共產黨與臺灣獨立思想，其中立即的威脅是共產黨，因此以嚴刑
峻法制裁、防範。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公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九月二十九日
，行政院制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舉辦聯保連坐辦法」。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總統命
令各機關、學校、軍隊、工廠、民眾團體於每月上旬舉辦孫文紀念月會；九月十七日，公布
實施「共匪及其追隨附匪分子者之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於是，情治單位積
極緝拿「匪諜」，破獲不少案件。如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破獲由蔡孝乾領導之中共「臺
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六月十八日，原臺灣行政長官陳儀依謀叛罪被槍決；十一月二
十二日，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臺「地下工作」組織。
臺灣獨立運動是另一威脅，但經二二八之鎮壓後，島內菁英喪亡殆盡，只能在海外活動，
以日本為大本營。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與謝雪紅等臺人領袖在香港成立「臺灣
再解放聯盟」，其後廖文毅轉往日本發展臺灣獨立運動，一九五六年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
政府」。島內亦有附和者，破獲的案件有：一九六一年之「蘇東啟事件」，兩百餘人被捕；
一九六二年「廖文毅臺灣獨立事件」，郭國基、楊金虎等兩百餘人被捕；一九六四年之「臺
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臺大教授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被捕判刑。
在戒嚴期間，不少異議、反對分子被處決或監禁，據估計人數在一萬五千人以上，其中五
千餘人被槍決，而被冤枉、迫害的比例相當高。事實上，由於情治人員之濫權，常常禍延無
辜，全臺籠罩在肅殺恐怖氣氛中，人人自危，因此被稱為「白色恐怖」。社會與國家在二二
八事件本來已經造成對立，至此更加激化。長期以來，臺灣社會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暗
潮洶湧，蓄勢待發。這種緊張關係甚至衍生惡性循環，即統治愈嚴酷，社會與國家之對立愈
強烈；對立愈強烈，統治愈嚴酷。
然而，少數統治多數引起的族群對立問題終究還是存在，國民黨除了厲行恐怖政治外，亦
採取「外省政治，本省經濟」模式，以降低摩擦。換言之，外省人牢牢控制軍政大權，而容
許、鼓勵本省人致力於經濟以致富。而本省人經二二八後，菁英喪亡殆盡，殘餘者對政治視
若畏途，亦死心轉向經濟發展，意外地在自由與共產兩大集團對抗的國際環境中，竟創造了
經濟奇蹟。
（三）文教發展與社會變遷：留學政策
國府雖厲行專制，但相當重視教育。除了為提高國民生產技能、文化水準的目的外，欲藉
此對臺人進行再中國化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以大、中學均強調中國歷史、地理及三民主義課
程。無論如何，其結果是教育的蓬勃發展。在日治時期，小學義務教育已經相當普及，一九
九一年國府進一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並大幅擴張中、高等教育，因此教育水準不論質、量
均有提昇。在一九五○至二○○○年間，各級學校數目自一千五百零四所增至八千一百五十
八所，增加七倍以上。其中，小學由一千二百三十四所增至二千五百八十六所；中學由一百
二十八所增至八百六十三所；學院由三所增至七十八所，大學由一所增至五十七所。畢業生
總人數增加十倍以上，由十二萬零三百四十五人增至一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五人。其中
，小學生由八萬六千九百九十五人增至三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一人，專科生由五百二十三人
增至十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六人，學士由一千零一十三人增至十萬七千四百三十人，碩士由一
人增至二萬零七百五十二人，博士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由上可見，擴張最快的是中、高等教育。事實上，更有大量的學生前往先進國家留學，尤
其是美國。他們取得高學歷後在國內外各行業，尤其是大學，均有優異的表現。
由於教育的普及與提高，臺灣社會自相當保守、傳統性迅速現代化，變得自由開放。一般
人的人生哲學、生活方式、家庭觀念、社會思想等均有重大變化。
（四）由統制至自由經濟：經濟奇蹟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後，陳儀厲行統制經濟，引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國民政
府撤退到臺灣，外有中共入侵威脅，內有新增之大陸百萬軍民的生計問題，可說面臨生死存
亡關頭。幸而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協防臺灣，並提供軍事、經濟援助，終於化險為
夷，度過難關。其後，美國透過軍、經援助與政治壓力，迫使臺灣推行自由經濟政策，而國
府亦適時採取「計畫式自由經濟」，逐步放鬆管制。於是，民營企業日益活躍，成為帶動經
濟進步的主力軍。
一九五○年，百萬以上的軍民突然加諸臺灣一小島上，物質供應極度緊張，通貨膨脹嚴重
，貿易赤字龐大。於是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間，先後進行從三七五減租至耕者有其田之
土地改革。其目的一者提高農業生產力，二者政府可透過肥料換穀、隨賦徵實等低估農產價
值的措施，掌握大量農業資源，移轉至政府、工業部門，以供軍公教人員與支援工業發展所
需。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四年前後，國府經濟發展政策的主軸大致是由進口替代逐漸走向
出口獎勵。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宣布協防臺灣，大量美援適時到來，臺灣經濟惡化情勢逐漸
獲得控制，其後走向穩定發展的道路。自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七月之十五年美援期間，增
平均每年獲得一億美元，約合每人每年十美元。據估計，美援中之資本援助占臺灣資本形成
毛額之百分之三十四，且在外貿上，每年彌補財貨與勞務入超額約百分之九十一。在臺灣風
雨飄搖之際，美援之到來堪稱是及時雨或是救命丹。更有進者，美國可藉美援影響國府經濟
政策，有助於國府經濟政策之逐漸自由化與民營企業的發展。第一、美援多用於改善基礎設
施(infrastructure)，可提高民營企業生產力，促進其成長。第二、迫使國府放鬆對經濟的
控制；第三、阻止軍事開支之過度膨脹。
由於經濟逐漸穩定，一九五二年起工農業生產已恢復戰前最高水準（一九三八)，國府乃自
一九五三年起開始推動一系列的四年經濟計畫，經濟開始走向成長的康莊大道。
初期的發展方針是管制進口與獎勵米、糖之出口，進而推行進口替代之工業化措施。自從
一九五○年後，國府已開始採行一些增加生產、減少進口之措施。如複式匯率制度，對進口
之原料、資本財採低匯率，其它商口則採高匯率，以降低廠商之生產成本，並抑制消費；管
制許多進口品，保護國內生產事業；「限制設廠」，保護特定投資者之權益，加速資本形成
。可見經濟管制極其強烈，某種程度內增進了國內產業的生產能力，減少進口量。
然而，此項「進口替代政策」，固然提高國內產業的產能，但也限制了進口，且因結匯手
續繁苛、匯率高估，挫傷了出口意願，有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事實上，國內市場狹小，成
長率有走低之勢。一九五○年代後期，求變的呼聲普遍出現，此即「出口導向」政策之推出
。
一九五八年四月，國府頒布「外匯及貿易管制計畫」，八月，訂美元匯率為四十比一，至
一九六三年終於達成單一匯率的目標。此堪稱為對外導向的新紀元，透過臺幣貶值的方式，
消除不利出口的因素，鼓勵出口。一九六○年，進一步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其後
又制定獎勵投資條例，包括：出口品沖退稅；出口低利貸款；新投資與增資抵減所得稅；撥
用公地或徵收私有土地為工業用地。最具意義的是，一九六五年在高雄設置加工出口區，創
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在此類獎勵措施下，產業蓬勃發展，出口大增，出口導向工業與民營企
業飛躍成長，成為帶動進步的主力，經濟亦日趨繁榮。此期經濟發展之特徵有：一、國民生
產總值年增率達兩位數；二、工業生產超過農業生產而取得支配性地位；三、出口猛增，主
要出口品由農業轉為工業產品；四、外資之大量投資。
此時正逢國際分工盛行期，臺灣深受其惠。國際分工體制產生的背景是先進國家之通貨膨
脹與工資高漲，迫使跨國公司轉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利用其低廉工資以求取高利潤。此一分
工體制自一九五○年代開始發展，首先出現在香港與美國、戰後初期之日本與美國間，至一
九六○年代，臺灣亦加入此種分工體制的競爭圈。由於臺灣擁有優良、勤奮、低廉的勞力，
但缺乏資本、技術，因此，引進外資來臺設廠，並將產品外銷。
一九六五年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強化跨國公司之投資是出口工業發達的要因。來臺之資本
有日、美及華僑。一般說，日、美資本集中於電器、電子、化學、機械等，除帶來技術外，
亦帶動關聯工業的發展。華僑資本則多在紡織、水泥等傳統工業，它雖未引進新技術，惟因
有東南亞市場，可賺取外匯，累積資本。總之，外資對臺灣的工業化與出口擴張貢獻甚大。
除外資企業外，不少經營紡織、衣物、水泥、合板、塑膠之臺灣民間企業亦成功地自進口替
代轉為出口行業，因而日益壯大，成為經濟成長的主力。
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臺、美、日之三角貿易關係，學者稱之為三環構造。一九
五○年代的模式是臺灣對日出口農產品，進口生產資料，由美進口援助物資；一九六○年代,
則是對美出口工業品之急速擴大；至一九七○年代再變為自日進口生產資料，對美出口工
業品，亦即自日進口生產資料、中間產品，加工後將產品銷至美國。結果，在貿易上形成對
日逆差、對美順差之局，臺灣經濟與美國、日本結為密不可分的共同體。
由於工業品出口的發達，工業比重猛升，而農業則不升反降，一九八○年代產值已低於百
分之六，換言之，臺灣已變為工商社會了。此外，由於民營企業的壯大、順差的增加，及美
國的壓力，國府經濟自由化加速進行。自一九八三年開始，進口管制日益放寬，一九八七年
又取消部分進口品之國內業者加簽權，三十多年的高度管制網至此泰半去除。此外，關稅自
一九八○年代初期逐漸調降，直至百分之五上下，因此對外國進口品的干預體系可說已大部
分開放了。一九八七年七月，外匯管制也幾乎全面開放。其他自由化措施亦陸續推行，如公
營事業民營化、金融機構開放民營等。至此，高度干預性的管制體系逐漸隱退於歷史洪流中
，一個更自由開放、資源運動不受扭曲、經濟效率更高的經濟終於誕生。
總括言之，戰後國府經濟政策基本方向是由統制逐漸走向自由化，而在此過程中民營企業
扮演推動經濟成長的要角，不但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而且逐步改造了臺灣的產業結構，因而
由農商經濟蛻變為現代化工商經濟。
（五）反威權統治運動的展開
如前所述，國府之威權體制造成國家與社會之對立。更甚者，國府聲稱代表全中國，承繼
其法統，中央政府高層官職由外省人士壟斷，中央民意代表亦不改選，民意無由表達。即使
是半自治的省縣市長、議員等地方選舉，亦由國民黨透過各種手段操控，更加深人民對法統
體制的厭惡。國家之長久壓制社會，必定導致反體制思想的產生，約至一九七○年代初期，
反威權統治開始表面化、激烈化，其因與國內、國際環境之演變有關。
在國內方面，戰後臺灣在美國的支援下，經濟快速發展，中小企業興起，本省籍中產階級
逐漸形成，因而有相當的財力可以從事或資助政治活動；而教育的進步，也創造了一批新知
識階級，其中不少人曾留學國外，具備足夠的知識、能力，形成智識菁英，可名之為「中智
階層」。至一九七○年代，這些知識分子已步入三十、四十歲之壯年期，不論質或量，均足
以取代二二八時菁英的角色，向威權體制挑戰。
在國際因素方面，國府撤至臺灣後，堅持「漢、賊不兩立」外交政策，引起國家定位的危
機。由於自由與共產兩集團之對抗，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而維持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一向
受到美國支持，不但具有國際地位，且因而取得對內統治的外在正統性、合法性。然而，中
共建國後已能有效統治中國，國際社會被迫捨中華民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七一年
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案，國府的合法性遭受挑戰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尼克森訪問大陸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與總理周恩來，並於二月
二十七日發表「上海聯合公報」，要點之一是美國認知（Acknowledge）所有中國人皆認為臺
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一九七八年，美國進而決定捨棄中華民國，而於一九七九年一月
一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府代表「中國」的主張動搖，以中央政府為名獨占政權的合
法性與正當性自然引起臺人的質疑與挑戰。新興的中智階層在封閉的國府體制中，他們不易
出人頭地，於是自一九七一年「大學雜誌」創刊開始，投身政治活動，形成一股挑戰國府權
威的力量，民主與自主運動應運而生。
面對著國內外的新局面，國府必須有所因應，此即蔣經國體制的出現。新體制的目的在於
強化國府的內部正統性，其要點是國會的增補選與定期部分改選、政府公職的逐步本土化（
或臺灣化）。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雷震發表「救亡圖存獻議」，建議：一、宣布成立「中華臺灣民主
國」，二、蔣介石辭職總統，三、實行民主政治，四、削減軍費，五、實行法治保障人權，
六、改造治安機關，七、廢止創辦新聞禁令，八、簡化行政機構，九、廢除省級制度，十、
大赦政治犯。雖未正式被採納，但不久本土化政策即積極展開。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蔣介石就任第五屆總統，二十六日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院長
上任後，一舉增加臺籍內閣閣員至七名之多，除四名政務委員外，更以徐慶鐘為副院長、林
金生為內政部長、高玉樹為交通部長，大幅提高臺灣官員的地位，其中高玉樹非國民黨員；
六月一日，又任命謝東閔為首任臺籍臺灣省主席。蔣經國也不斷增加國民黨常務委員會臺籍
委員名額，以提高臺人在黨內之地位。他並重用李煥，執行拔擢臺籍青年才俊的政策，將他
們引進一向為大陸人獨占的中央黨部幹部階層與地方黨部主任階層。李氏甚至支持「大學雜
誌」推動政治改革。該刊對舊體制與政策有相當強烈的批評，例如質疑反攻大陸政策，其重
要成員如張俊宏、陳少廷、許信良等被吸收至中央黨部等機構，日後成為政界、言論界名人
。為解決法統體制危機，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廢止一九六九年之增補選辦法，公布「
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以增加臺人代表席次。一九七五
年四月五日，蔣中正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在蔣經國主導下，國府本土化政策進一步展開
，企圖改革龐大腐化的官僚體系，並對言論自由作有限度的鬆綁。
然而，長期的黨國體制已經根深蒂固，改革工作談何容易，結果臺籍菁英逐漸失望而離心
，甚至走上與國民黨決裂、對抗之路，成為日後黨外與民進黨之領袖。他們由言論批判進而
走向實際政治抗爭運動，逐步動搖國府的威權體制。其重要事件如下。
一九七五年，臺人主導之「臺灣政論」創刊，它的發行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
俊宏等，均屬不滿國府統治之臺籍菁英，此象徵本土中智階層合力向國府體制挑戰的開始。
創刊後，由於突破禁忌，提出憲政大幅改革要求，廣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歡迎，發行量高達
三萬六千份，招致當局之側目。因此，發行至第五期，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邱
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一文，觸犯內亂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撤銷
登記。然而，火種點燃後，不可遏止，其它政論雜誌起而接棒。
長老教會是臺灣歷史最悠久、教徒最多的本土教會，本土化色彩濃厚，如使用臺語禮拜、
白話字等，自主意識強烈。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該教會為因應退出聯合國與尼
克森訪北京之變局，即發表「臺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主張人民自決、中央民
意代表全面改選。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因應福特總統之訪問中共，該教會發表「我們
的呼籲」，再提臺人自決、實施憲政主張，大膽向國府一個中國政策挑戰。一九七七年八月
十六日，為因應「美中（共）關係正常化」之未來變局，其總會通過「人權宣言」，主張「
臺灣人民自決」及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後，臺獨主張逐漸躍上檯面。一九七六年十
月十日，臺獨分子王幸男以郵包炸彈炸傷省主席謝東閔，可見部分人士已不耐而採取恐怖手
段了。同年十月十日，黃華因主張臺獨為軍法機關判十年有期徒刑。這種反體制運動逐漸由
地下轉為地上，成為國府之難題。
選舉雖不能動搖國民黨之統治，卻是反對勢力可以合法運用的重要政治舞臺。一九七七年
，舉行地方縣市長公職選舉，新生代臺籍菁英大量參選，許信良脫黨參加桃園縣長選舉。然
而，十一月十九日開票時，中壢市發生第二一三投票所主任監察員涉嫌舞弊案，民眾憤而燬
警車與包圍分局大樓，並與軍警對峙，引發「中壢事件」。此乃二二八事件後，群眾首次在
街道上對抗國府體制，其成功增強日後黨外人士挑戰國府的勇氣。此次選舉，黨外亦大有斬
獲，二十名縣市長中當選二名縣長、二名市長，在七十七名省議員中取得二十一名省議，在
五十一名臺北市議員中取得八名，這是黨外前所未有的紀錄，而且當選者均是出色的菁英，
黨外勢力大幅膨脹。國府以為是一大挫敗，李煥所代表之開明派受貶抑，而王昇之保守派取
而代之，導致國家、社會之對立再度尖銳化。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繼續推動漸進式民主改革。七月二十
日，政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細則」，在原代表仍
不改選的條件下，增加臺灣地區的名額，以擴大臺人參政權。立法委員黃信介為了結合對抗
國民黨的社會力量，於十月六日，宣布組成「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進行全島性串連；並
於十月三十一日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做為共同訴求，要求澈底實施憲政以完成國會全面
改選、省市長民選等工作，並解除戒嚴令。一時選情沸騰，全島發燒，國府亦運用各種方式
進行反制。例如十二月十二日，臺灣大學出現民主牆與愛國牆之對峙局面，前者代表民眾的
力量，後者代表國府的反制力。
由上可見，社會已逐漸累積動能，可向國家權威挑戰，而國府賴以維持穩定統治的「二二
八效應」已鈍化。如果這種自上而下之漸進式的民主化進行順利的話，臺灣有可能自威權體
制而和平轉變為民主國家。不幸，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如火如荼進行
時，美國總統卡特突然宣布將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與中共建交。國府與臺灣社會遽受強烈
衝擊而驚惶失措，蔣經國遂於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中止進行中之中央民意代表增選活動，暫
時冷卻社會與國家之對抗。
然而，民主化的根本問題未解決，而國府賴以維持政權穩定的「二二八效應」已大為減弱
，因此社會與國家處於更加緊張、不安的狀態，埋下美麗島事件的火種。
﹙六﹚華人民主國之首創：政治奇蹟
如上所述，一九七○年代初期後，社會與國家之角力日益表面化，臺人新生代之反威權運
動一波接一波展開，由言論批判而至政治運動，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但事件後，雙方
逐步妥協，意外地竟和平地創造了第一個華人民主國。以下略述其演變過程。
社會與國家對抗之激烈化
在政治活動方面，國府依舊行糖飴與鞭子並行之策，一方面繼續推動分期付款式的民主政
治，即國會的增額補選與部分改選與有限度的公職選舉，另一方面不時揮鞭以防異議人士之
失控。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高雄縣前縣長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因涉嫌吳春發（化名吳
泰安）叛亂案，遭警總拘押偵辦。傳聞吳春發乃情治單位線民，用以陷害余登發父子，而吳
氏事後被處死滅口。余登發之所以遭迫害主要是他在高雄縣長任內，對國民黨不假辭色，傷
害其固有利益，例如刪除縣政府編給民眾服務站的預算、不准辦公時間開黨部會議等。事實
上，余登發的政治理念與多數黨外不盡相同，他是大中國主義者，反對臺獨。然而，黨外因
唇亡齒寒，認係鎮壓之前兆，為遏止情治單位之濫權，發動示威抗議活動。一月二十二日，
不顧余家之反對，黃信介、許信良、姚嘉文、施明德等人至高雄橋頭附近散發「請問：憑什
麼抓余登發父子」一文。此一示威打破了戒嚴體制不容示威之禁忌，跨出民主運動的一大步
。然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桃園縣長許信良因參加橋頭遊行，監察院通過對許信良彈
劾案，六月二十九日，被停職。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姚嘉文、黃煌雄、呂秀蓮等二十餘位非國民黨籍人士，在臺北成立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以整合對抗國民黨之反對勢力。七月二十八
日，張春男、呂秀蓮等黨外候選人至臺中演講遊行，遭鎮暴警察噴水，並被部分人士辱罵為
「共產黨」。然而，此一組織愈挫愈勇，繼續奮戰，乃日後民進黨形成之先聲。
美麗島雜誌社之發刊與組織化
最後引發社會與國家之正面對抗的是美麗島雜誌社之發刊與組織化。一九七九年三月，國
府為因應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嚐試放寬言論，因此政論雜誌雖然一再查禁，卻不絕如縷。「
臺灣政論」停刊後有「八十年代」之發刊，而且相當成功。然而，黨外人士何以會另行發刊
「美麗島」呢?可能有二個原因，第一是中智階層質、量俱增，需要更大的活動空間，非單一
刊物所能容納；第二是新生代竟欲加速政治改革工作，而部分人士不滿康寧祥之溫和妥協
風格。
「美麗島」成立之經過大致如下。一九七八年年底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黨外為了
團結全臺勢力，成立黨外助選團，由黃信介推動，施明德擔任執行秘書。選舉中止後，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市民族西路一次黨外人士記者會中，黃信介公推開薦許信良、張俊
宏、姚嘉文、林義雄、施明德成立五人小組，推動民主運動；前四人負責策劃，由施明德執
行。約在次年三月，黃、張、姚三人在施明德家晤談後，黃氏提議由姚嘉文申請一份雜誌，
做為黨外機關報，並於八月十六日發行「美麗島」第一期。其發刊詞標題為「共同來推動新
生代政治運動」，以之為雜誌之目標。成員包含各類反國府之人士，包括統、獨，但有一共
同點，即「一定要在島內追求民主、自由」，要求是：實施憲政、保障人權與言論自由等。
由於包容性廣，言論較「八十年代」激進，銷售量直線上升，可說風靡全臺。第一期印二萬
五千份，出刊後即銷售一空，又加印；第二、三期，迅速增至近十萬份；至第四期更增至十
一萬份以上，創有史以來臺灣政論刊物前所未有之紀錄。
更重要的是，反國府的勢力紛紛匯集於「美麗島」的旗幟下，形成一股與國府對決的力量
。「美麗島」一方面為了擴大銷售與服務網，一方面為了將各地反對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一
政團，乃在各縣市紛紛設立服務處，計劃目標為二十處。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高雄服
務處成立；十月二十五日，臺中服務處成立；十一月十二日南投服務處成立，至十二月，在
短短幾個月內已成立十五個，發展極為迅速，大有形成政治團體之勢。事實上，其目的也的
確如此。施明德說：「美麗島」是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準備「合法推翻政府」。可見該
社已具政團雛形，而目標是組黨。
國府深知以少數統治多數，需採「防範重於鎮壓」之策，特別忌諱「組織」，因此治安單
位極為緊張。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國民黨的二十二個治安單位開會，已提出查禁「美麗
島」之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國民黨二十二個治安單位開會，藉口「美麗島」第二
期刊登「揭發韓國經濟奇蹟的神話」一文引起韓國大使館的抗議，欲加查禁，但「美麗島」
不屈服，終未執行。事實上，為緩和對立情勢，國府也進行溝通工作，在十、十一月主辦溝
通午餐會，國民黨與黨外人士會面談判，但立場對立，難有交集。由於形勢大好，反對派已
升火待發，必須衝鋒，不能後退；反之，當局亦警悟到不適時壓制，必然逐步棄守，直至交
出政權。因此，反對派不斷造勢，而當局也全力撲火，甚至運用右派激進團體、地方流氓代
打。於是，一幕幕劍拔弩張的戲劇乃接二連三演出。
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美麗島」人士在臺北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並邀黨政首長參加
。但「反共義士」勞政武、沈光秀等「疾風」雜誌社成員在同一地點，聚眾舉行「聲討國賊
陳婉真」行動大會，丟石子、果皮，並叫罵，造成對峙衝突。該社成員乃葉翔之任情報局局
長時派往大陸情治單位特工，之後，撤至香港變成「反共義士」。
十一月二十九日，「美麗島」雜誌發行人立委黃信介之住宅與「美麗島」雜誌高雄服務處
同時遭人持武士刀、斧頭闖入搗毀。屏東服務處定於十二月八日下午六時半，舉辦以「美麗
島之夜」為名的成立酒會，但在七日下午一時四十分突遭六名身分不明暴徒襲擊，以斧砍傷
一人，搗毀電話、桌椅，二人掏出手槍，喝令服務處人員不准動。連續數日，臺北、高雄、
屏東三處遭暴徒攻擊，絕非偶然。然而民氣正旺，十二月八日六時三十分之成立晚會在屏東
仁愛國小禮堂舉行，不少人不請自來，將禮堂擠得水洩不通。據悉，黃信介宅、高雄服務處
、屏東服務搗毀事件亦疾風集團所為。
美麗島事件的爆發
「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為紀念國際人權節，申請於十二月十日當日，舉辦「人權座談會」
，地點原先定在室內體育館，但被駁回；再申請於大統百貨公司對面之扶輪公園，也被駁回
；而且，治安單位加派人馬監視雜誌社人士。以往治安單位對黨外活動申請，通常是不准，
但黨外決意舉辦時，又被迫批准，高雄服務處遂決定照原計畫舉辦，而且認為在十二月十日
人權日遊行，正可凸顯戒嚴法限制自由之不當。然而，此次治安單位態度極為強硬，十月九
日下午即採取防範措施，用鐵絲網將會場包圍，並派駐鎮暴車。黨外亦不示弱，繼續在高雄
服務處廣播稱，照常在大統百貨公司對面扶輪公園開演講會，號召民眾前往。
九日下午，高雄服務處派出二部宣傳車在大街小巷宣傳，數度與警方發生衝突。後來，廣
播車在鼓山區被攔，分局警察擋車、搶錄音帶，姚國建、邱勝雄二人並被押入警察局，姚氏
頭撞樓梯、兩顆牙齒打斷；二人又被帶至警總南區司令部。黨外四十餘人聚集在門口靜坐，
午夜十二點後，又有其它人來支援，警總終於將二人放回。
從以上接二連三的事件看，美麗島雜誌社的政治性活動日益頻繁，已擬聚「二二八事件」
以來的最大社會動能，不少領導者亦懷抱不成功變便成仁的「烈士精神」，已具備決戰之基
本條件。反之，國府面臨「二二八事件」以來所僅見的危機，稍一失誤，即全面潰敗，危及
政權，因此，不僅黨政當局，幾乎所有的外省族群均深感威脅，要求採取斷然措施。至此，
雙方劍拔弩張，國家、社會之衝突已瀕臨爆炸點，只待點燃引信。果然，在十二月十日之人
權節活動中，終於發生「美麗島」事件。其經過大致如下。
儘管有九日發生之「鼓山事件」，黨外人士決定依計畫進行。十二月十日下午，高雄服務
處廣播照常舉辦演講會。差不多四點的時候，圓環演說會場整個被鎮暴車封鎖了。約七點鐘
，將近二百人在「美麗島」樓下十字路口集合，施明德指揮，每人都發一個火把。因鎮暴車
在右方，隊伍就左轉，往火車站的方向走。過了不了五分鐘，就到高雄市第一分局的前面，
那裏是一個小圓環，有一些交通島，三邊有天橋。於是在這裏停下來，準備演講。過不了多
久，兩、三百位群眾在四周圍起來聽演講，最先演講的是黃信介，也唱歌、呼口號。幾分鐘
後，鎮暴車一部接一部出現，在四周轉了一圈又轉了一圈。會場中要求高雄警察局長與鼓山
分局局長要辭職；毆打姚、邱二人的人要受處分，群眾熱烈贊同。就在此時，十字路口上，
警察手扣手包圍會場，把交通封鎖了，將群眾包圍在裏面。施明德就跟姚嘉文一起到警察第
一分局談判，要求放一點缺口讓人們進出，也讓在大統公司等候的一萬人能來聽演講。但警
局拒絕。其後，由於警察封鎖會場四週之交通路口，美麗島演講人士與聽演講群眾被困，雙
方之緊張、不安達到高峰，終於發生群眾與警察對打的場面。
較大的衝突在三處發生：一是圓環。鎮暴車由中正三路逼近，「放瓦斯」，群眾向中正四
路移動，然而為軍警所阻，群眾遂與軍警衝突，用棍子打出一缺口。二是瑞源路與大同路轉
角。群眾自圓環回服務處途中，在此遇軍警阻擋，有三、四十名年輕人自鳳凰橋餐廳混入群
眾，在大同路口領先打軍警，「美麗島」人士走近時，一哄而散。三是服務處門口。九時前
，群眾回到服務處，有一排鎮暴車自大同路衝向群眾，引起衝突。約半小持後，鎮暴部隊以
三角形隊形一進一退，企圖衝散群眾，有些人拔路旁之鐵欄柵做路障阻擋，鎮暴車進攻時，
有些群眾扔火把、汽油瓶，甚至在鎮暴車底點火。至十時四十分，群眾大多被驅散了。
關於衝突的經過，目前仍眾說紛紜。官方標準說法是，群眾攻擊警察，但黨外人士說是鎮
暴車衝擊群眾引起的，是先鎮後暴。民間傳聞稱，攻擊者乃情治單位所安排者，以製造暴力
事件，嫁禍「美麗島」。有曰暴力設計者是王昇的「一二○五」專案小組，而疾風集團則自
吹此事件是他們燻蛇出洞的結果；有曰打手是官方所僱，如上所述；有曰留平頭之軍方人員
喬裝百姓打軍警。由於說法南轅北轍，真相迄今仍成謎。
斯巴達式政權最恐懼者乃被統治者之組織化，國府自然不能坐視，因此決定對人權日演講
遊行集會，採取強力手段鎮壓。事件後，十二月十一日，正在開會的國民黨四中全會中，即
有人主張「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十二日，更是要求制裁的呼聲更高漲，當局決定研議懲
處範圍。果然，十二月十三日，行政院新聞局處分「美麗島」雜誌停刊一年。同時，警備總
部宣布：「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行的群眾性非法集會，顯然是出自一種有組織、有計劃
的預謀行動，並以「涉嫌叛亂」罪名，逮捕「美麗島事件」關係人十四人，包括張俊宏、姚
嘉文、王拓、陳菊、周平德、蘇秋鎮、呂秀蓮、紀萬生、林義雄、陳忠信、楊清矗、邱奕彬
、魏廷朝、張富忠，並通緝漏網在逃之施明德。警總並發出通緝令，懸賞五十萬元，追捕施
明德。施氏亦於逃亡二十五天後，於一九八○年一月八日，在臺北市被捕，至此嫌犯已全部
落網。
以往警總審訊謀叛案不公開，但此案引起國際媒體與人權團體的注意，因此予以公開。一
九八○年三月十八日開始審訊；三月二十八日，結束調查庭的訊問、對質，軍事檢察官宣讀
論告。大意是：因被告成立「五人小組」，以雜誌為中心，進行奪權計畫，故有犯罪意圖；
而數月間，成立服務處達十一個之多，並進行各項群眾運動，已著手實施顛覆政府之行為，
故聲請懲處。經過一個月之審訊後，四月十八日，臺灣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如下：「
黃信介處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施明德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姚嘉文處有
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張俊宏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林義雄處有期徒
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林弘宣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呂秀蓮處有期徒刑十
二年，褫奪公權十年。陳菊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
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定罪，叛亂罪是惟一死刑，何以未如此判決呢?據判決書之解
釋，「被告等或因受海外叛國分子煽惑，或因認識不清，致觸重典，到案後對高雄暴力事
件深感愧歉，因此……酌減處其刑，以示矜恤。」事實上，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國府此次
鎮壓無法再度發揮預期的「二二八效應」，因此制裁嚴而帶寬，留下與社會妥協空間。反過
來說，社會反國府力量在事件後再度凝聚，以較溫和方式迫使國府不斷妥協，加速推動本土
化、民主化工作，與菲、韓等國有異。臺灣威權政治轉型的過程是漸進式的、和平的，後者
則暴力、流血事件不斷，甚至有暗殺政治領袖事件，如朴正熙。
大致上，在美麗島事件後，國府在戰略上採守勢，逐步後退，但在戰術上不時採取攻勢，
亦即棒喝反對勢力之過速膨脹，以維持政局的穩定。其主要手段是對異議人士出版之書刊加
以查禁，如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臺北市政府新聞處對「暖流」、「疾風」二雜誌分別予
以停刊一年處分；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警備總部查禁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所著之
「虎落平陽」、「護法與變法」、「從蘭陽到霧峰」、「我的沈思與奮鬥」、「景涵選集」
等書。此外，情治單位亦採體制外之不正當手段殘害異議分子，以儆效尤，著名的案例是一
九八一年七月的陳文成在臺大遇害案；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的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舊
金山自宅被殺案。兩人均為美國公民，兩案均與情治單位有關，引起美國朝野之憤慨，對國
府的形象傷害極大，不但不無助威權體制的延續，反而加速其弱化。
「美麗島」人士雖被判刑，然而卻贏得多數人的同情，其思想與主張並未被消除，反而壯
大，各種抗爭行動一波接一波。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許信良在美創辦「美麗島週刊」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亞洲人」一卷二期〔一九八○年三月〕出刊後被查禁停刊，
於同月復刊；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臺灣良心犯受刑人暨家屬後援會」成立；一九八四
年四月二十六日，美麗島受刑人黃信介在獄中絕食，林弘宣、張俊宏、姚嘉文等人隨後加入
；受刑人家屬，黨外民意代表亦成立「美麗島政治犯絕食聲援會」聲援獄中之絕食者；一九
八四年五月四日，「美麗島政治犯絕食聲援會」絕食三日聲援行動展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九日，「臺灣人權促進會」宣布成立，江鵬堅為首任會長；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黨外政
論刊物「新潮流評論」與「臺灣年代」發行；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十二家黨外政論刊物
之負責人或編輯赴行政院就有關雜誌被查扣之事請願；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高雄事件
受刑人施明德進行絕食，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一九八六年五月一九日，黨外「
五一九綠色行動」於萬華龍山寺舉行，要求解除戒嚴，並準備遊行至總統府請願，後就地解
散。由上可知抗爭活動日益擴大，形成不可抗禦之勢。
民進黨之誕生
黨外抗爭最大的成果是組黨的成功，打破一黨專政之局。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
人士在臺北市中山堂集會，以民主、團結、救臺灣為總綱，提出制定「國家基本法」等六項
主張。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黨外人士」集會，通過黨外後援會組織章程草案。一九八四
年二月二十五日，無黨籍公職人員集會通過訂定「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組織章程
。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舉辦「雞兔問題座談會」，討論黨外組織等問
題。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黨外中央民代聯合服務處在中壢成立。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
，「黨外公共政策會」成立。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黨外公政會召開大會。一九八六年
三月十日，黨外公政會召開理事會，決定接受高市設兩個分會，並繼續接受其他分會申請。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黨外公政會通過省議員游錫申請設立公政會宜蘭分會，由尤清輔導
宜蘭分會的成立。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黨開會研商決定，黨外公政會若設分會，決
予以限期解散；如不聽制止，不論總會、分會將一併逕行取締。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黨
外公政會首都分會召開成立大會。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黨外公政會中市分會成立。一九八
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黨外公政會屏東分會成立。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黨外公政會首都會舉
行會館開幕儀式。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黨外公政會首都分會在臺北市金華國中舉辦「促進
組黨說明會」。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黨外公政會與編聯會在臺北市中山國小舉行「行憲
組黨說明會」。一九八六年九月七日，「時代」雜誌刊登黨外編聯會「組黨工作小組」研擬
之黨綱草案。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並提出黨綱草案，推定七名組
黨工作委員。國府未取締，僅由國民黨三人溝通小組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發表聲明，
要求續溝通，否則依法處置。如此，終於打破戒嚴體制，戰後第一個本土政黨有驚無險地誕
生了。
同時，國府繼續推展由上而下的分期付款式民主。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辦理增額中央
民代選舉，無黨籍當選率大增，而且美麗島事件家屬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等均當選，顯
示國府扼殺「美麗島效應」之企圖失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臺灣省縣市長、省議員
、臺北市、高雄市市議員選舉，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謝長廷、陳水扁等人高票當選。一九八
三年十二月三日，增額立委選舉投票，結果計有國民黨籍六十二人、無黨籍九人當選。國民
黨以各種方式全力反撲，無黨籍當選率較上屆略減，惟方素敏所造成之「方素敏旋風」顯示
民意之支持「美麗島」人士。
一九八六年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由於民主進步黨於九月二十八日成立，因此首度
出現兩黨競爭之局，民主政治之雛形出現。
此外，國府亦加速本土化工作。在公職方面，臺籍主管也逐步壓倒外省籍，反映臺籍人口
占多數之社會現實，其中，李登輝之出任中華民國副總統，更被視為國府本土化之具體表徵
。在蔣經國主導下，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決議，推舉主席蔣
經國為該黨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候選人，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五月二十日，蔣經國、李
登輝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正、副總統。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
」（Time）雜誌訪問，進一步聲稱下一任總統依憲法選舉產生，未考慮由蔣氏家族人士繼任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在行憲紀念大會中，再度表示下任總統必依憲法產生，其家
人「不能也不會」競選總統，並且不會實施軍事統治。為証明其誠意，他在二月十八日，派
蔣孝武出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副代表。一九八七年六月，蔣經國與本省耆老面晤
時說：「這裡不久就是你們的。」七月十五日，宣布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七月二十七
日，進一步說：「我雖是中國人，但吃了四十年的臺灣米，也是臺灣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依法繼任總統，成為第一任臺籍國家元首。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正式選出李登輝為總統，進一步確認李登輝時代之來臨
。其後，公職人員與民意代表選舉之普遍化、解嚴、解除報禁與黨禁、修憲等改革工作陸續
展開。其中以解嚴、解除黨禁、中央民意代表之全面改選、總統之直接民選等最具意義。
一九九六年三月，實施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成為臺灣第一個全民選出的總統。二○○○
年三月，第二次直選，民進黨陳水扁當選，進一步完成首度之政黨輪替。至此國民黨半世紀
之威權體制走入歷史，臺灣終於晉身民主國家之林了。此一民主化乃國家與社會不斷妥協、
和解，透過和平手段達成的，學者譽之為「寧靜革命」（silent revolution），而中華民國
也首創一華人民主國家（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七）國際危機與兩岸關係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以戰勝國身分參與聯合國，甚至躋身五常任理事國
之列，國際地位無比崇高。然而，由於在國、共內戰中失敗，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中央政
府退據臺灣，同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稱代表中國，形勢逐漸逆轉。第一階段
是優勢期（一九四九-一九七一），國民政府因在聯合國代表全中國，秉持「漢、賊不兩立」
之一個中國政策，亦獲得多數國家之承認。第二階段是劣勢期（一九七二-一九八七），由
於中共之有效控制大陸與日益壯大，國際社會乃轉向承認它代表中國，一九七一年底聯合
國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此後中華民國之國際地位逐步降低，甚至陷入孤立困境
。第三階段是並存期（一九八八迄今），在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繼任為總統後，逐步推動兩岸
並存政策，企圖脫困，然而迄今仍在掙扎中。
1. 優勢期：「漢、賊不兩立」與「中國代表權」保衛戰（一九四九-一九七一）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以臺北為戰時首都,以反攻大陸為國策,宣稱仍代表中
國，並採行「漢、賊不兩立」政策，認定中共為偽政權。
初期由於一九五○年韓戰爆發，聯合國認定中共為侵略國，美國與中共交戰，停戰後自由
世界與共產集團亦形成對峙之局，國際情勢對國府仍有利，是以中國代表權得以確保。
然而，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統一中國之願望久久未能實現，反之，中共在大陸之統治則日
益鞏固，並以中國唯一代表自居，發動外交攻勢以孤立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之合法性、正當性逐漸動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
長賴伊（Trygue Lie）、大會主席羅幕洛（Carlos Romulo），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
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取消中華民國的一切權利。十一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
會討論中華民國所提之控訴蘇聯侵略中國案，但蘇聯代表維辛斯基（Vyshinsky）反而搶先發
言，主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開啟「中國代表權」之長期論爭。一九五○年一月
八日,中共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各國代表，要求取代聯合國機構中之中國代表地位
。一月十日，蘇聯代表馬立克於安全理事會第四五九次會議中，正式提議排斥中華民國政
府派駐該理事會中之合法地位，遂發生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一月二十日，中共以外交部長
名義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各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謂已派出中共代表，以及國民黨代表何時
可以驅逐。
一九五○年五月韓戰爆發後，美國與中共對峙，舒緩中華民國之危機，安全理事會否決蘇
聯之「排我納共案」。九月十九日,聯合國大會第五屆常會決議，將中國代表權問題交由加拿
大、印度、菲律賓等七國委員會研究。十月十六日,委員會依菲律賓代表提議，決定擱置本
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聯合國大會第六屆常會在法國巴黎召開，蘇聯代表提出將中國代表
權列入議程。十一月十日,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審查蘇聯提議的項目時，泰國代表提出緩議案
，不考慮「排我納共」之任何建議，此即緩議案的由來。此後至一九六○年，均由於各種
因素，以「緩議」的方式解除「中國代表權」危機。
然而，韓戰結束後，東西對抗情勢緩和，對中華民國之代表權漸趨不利。聯合國會籍原為
選擇性的，自一九五五年後，改採普遍性原則，中共自然有權加入，但因事涉國、共唯一中
國代表權，問題難以解決。一九六一年，發生外蒙古與茅利塔尼亞同時入會案，中華民國為
阻外蒙入會擬動用否決權，美國不贊同，為爭取國府放棄使用否決權，乃將「排我納共」案
由「緩議」改為「重要問題事項」方式，以確保我會籍。換言之，聯大在表決排除中華民國
的實質案時，必須依照憲章第十八條規定，由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
在一九六○年代，美國的對策是在不能排除中華民國的條件下，同意中共參加聯合國。然
而儘管美國費盡心機，不斷勸使國民政府接受大多數會員國所同意的雙重代表制，但蔣介石
總統不為所動，仍堅持「漢、賊不兩立」原則，不與中共並存。另一方面，中共則步步進逼
，亦聲稱是中國之唯一代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外交部長陳毅宣稱：「即令聯大
開除中國國民政府之代表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不願參
加聯合國；聯合國必須澈底改組與改造。」
由於國共雙方均堅持自己是唯一代表，迫使國際社會必須二者擇一，而由於中共已長期有
效統治大陸，各國逐漸捨棄中華民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
十五屆聯合國大會表決中國代表權，美國等所提出的「重要問題案」與阿爾巴尼亞所提的
「排我納共」案之間，首度出現兩票逆差，預示危機之來臨。然而蔣總統仍電示外交部長魏
道明，「漢、賊不兩立」政策絕不容改變。此種政策顯然不瞭解國際現實，亦不符做為世界
領袖之美國的國家利益，於是，在尼克森總統顧問季辛吉主導下，美國對中國政策急轉直下
。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聯合國大會開會前夕，季辛吉飛抵北京，會晤中國總理周恩來，原
本支持雙重代表權的國家因而態度動搖。果然，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以七十六比三十
五，十七票棄權之比例，通過阿爾巴尼利亞所提的議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
「中國」席位。中華民國代表團在進行表決時離席，並宣布退出聯合國。
此為國府遷臺以來之最大挫折，蔣氏打回大陸、統一中國之夢想正式告終，隨之而來的則
是在臺政權之生存問題。為因應變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
」，要求國人支持政府，「處變不驚，莊敬自強」。
至於兩岸關係，在此期間是敵對的，並不時有緊張事件發生，包括臺灣海峽之熱戰。第一
次危機是在一九五四-五五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解放
臺灣」公告，九月三日起對金門發動大規模砲擊，美國對是否參與戰事、涉入多深頗為困
擾。美國基本上願意保衛臺灣、澎湖，但反對駐軍金門、馬祖等外島，為澈底解決國共對抗
問題，乃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與國府簽訂「中（臺）美共同防禦條約」，明訂防禦範圍
僅限於臺灣、澎湖。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共軍轟炸大陳島，並占領一江山，美國乃採取不
與共軍交鋒，但協助撤退軍民之策。
第二次臺海危機是在一九五八年。該年八月二十三日，共軍突然展開猛烈砲擊，規模空前
，並宣稱「決心解放臺灣及大陸沿海諸島，並於近期登陸金門」。美國逼於形勢，雖不參戰
，但派船艦護送補給品，並支援新武器，最後迫使中共宣布停火。十月二十三日，美國與國
府發表聯合公報，一方面美國承認金門、馬祖與防衛臺澎之關聯，另一方面，國府被迫承諾
統一中國之主要途徑是「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亦即放棄打回大陸之作法。
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後，基本上主張一中一臺，兩岸和平共存，因此規劃臺灣
為「中華臺灣民主國」。但國府強烈反對，中共亦不接受，此案遂胎死腹中，兩岸之敵對狀
態終歸無解。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壯大與「一個中國」之困境（一九七二-一九八七）
中華民國之退出聯合國乃領臺以來的最大危機，而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更是一大打擊，然而蔣氏政權竟能在驚濤駭浪中度過，並在一九八八年將政權和平轉入臺人
手中，毋寧是威權體制國家中之異數。在此期間，主要有三大力量在角力，即國府與統一派
、本土派、中共。
一九七一年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局勢急轉直下，世界各國紛紛轉而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中國之唯一代表，其中最居關鍵的是長期以來支持、援助臺灣的美國。一九七一
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共）與美國同時宣布美國總統尼克森將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並與總理周恩來進行會談
。二月二十七日，雙方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最重要的內容是：美國認知（acknowledge）
所有中國人皆認為臺灣屬於中國之一部分。此後雙方一步一步走上建交之路。
一九七八年底，臺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時，美國總統卡特突於十二月十五日宣布，
將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並將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終止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衛條約。此乃一青天霹靂，國府頓時失去長期盟友與
後盾，在國際政治上幾乎完全被孤立起來。
不過，美國基於對臺灣人民的同情與反共、反獨裁的立場，對於臺灣的前途始終未做明確
的宣示，甚至於堅持兩岸問題的解決，必須尊重人民的意願，並遵循和平方式。因此，在與
臺灣斷交後，隨即立法保障臺灣之安全，並繼續支援臺灣增強防禦性軍力，以免受中共之武
力威脅。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美國總統卡特簽署「臺灣關係法」，與臺灣維持外交關係以
外之各種關係。美國也信守承諾，實踐臺灣關係法所有條款。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美
國參議院進一步通過「臺灣決議案」，宣稱「臺灣的前途應和平解決，避免強制手段，並要
採用能為臺灣人民接受的方式，而且要合乎國會制定的法案及美中（共）公報的一貫精神」
。換言之，美國以「戰略性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方式處理棘手的「一個中國」
問題，為自己留下轉圜的時間與空間。
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的失利對本土派與統一派均產生衝擊，雙方積極尋求出路。海外之臺獨
運動加快腳步，轉移陣地至島內，與本土派結合，推動民主化與獨立運動。國府在蔣經國主
導下，亦策略性地加以運用，以保衛政權。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臺灣獨立聯盟
」日本本部執行委員辜寬敏鑑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後之危機，脫離組織回臺以救臺。四月二日
，臺灣青年獨立聯盟中央委員邱永漢亦歸國，參加慶祝蔣介石當選連任總統，並計劃在臺投
資設廠。此後「黑名單」人物紛紛以各種管道返臺，追求獨立建國願望之實現。至於統一派
，則有強烈的危機感，一方面全力打擊臺獨，另一方面有日益增多的人將希望寄託於中共。
因此，統獨對抗逐漸激烈化、表面化，為日後的政局添一亂因。
在國府外交政策方面，行之已久的「漢、賊不兩立」原則逐步修正，以求生存。其要點是
：對外默許雙重承認，對內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未來統一取代反攻大陸，而對中共
亦逐漸軟化敵對態度。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中華民國第七任正副總統蔣經國、李登輝宣誓就職。一九八六年
十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令」，並於一九八七年七月
十五日解除戒嚴，隨後並開放回大陸探親之禁令，象徵與中共敵對態度的軟化。
至於中共，在此期間未有實質的軍事攻擊行動，基本上仍採「一個中國」原則與各國建交
，以孤立中華民國，並取得豐碩的成果。
3. 兩岸並存政策之採行與困境（一九八八-迄今）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遽逝，副總統李登輝繼任，七月八日並當選國民黨主
席。一九九○年，李氏當選第八屆總統，並在一九九六年之首度全民直選總統時又當選總統
，於二○○○年卸任。李氏是臺灣第一個本地人國家元首，象徵外來政權之本土化，深具歷
史意義。此外，李氏之掌權亦具實質意義。第一、他在位長達十二年，因而有足夠時間建立
權威，實現理想。第二、他歷經日治與民國兩個政權，且為兼受日本、中國、美國教育之高
級知識分子，對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有其獨特的認知。因此，在其主政下，外交政策與兩岸關
係發生根本的變化。
總括李氏之新政策，大致是：對內以「新臺灣人」為號召，企圖解決族群對立問題，將臺
灣凝聚成一「生命共同體」，最終成為一獨立國家；對外則放棄「漢、賊不兩立」原則，推
動「務實外交」；對大陸則逐步採行開放政策，同時由模糊的「未來統一論」走向「兩國論
」。
他在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就職演說中，宣告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年內修訂
憲法；兩岸對等溝通，研討統一事宜。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正式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稱「大陸目前是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下，此一事實吾人必須面對」，結束與中共的敵對狀態，
並承認兩個「政治實體的存在」。一九九一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一九九四年修憲，改總
統為直接民選，並於一九九六年實施，可說在法理上確立臺灣為獨立主權國。
然而在推動與大陸談判方面則進展有限，而其原因仍在「一個中國」問題至今無解。為了
解開僵局，在李氏主導下，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海峽兩岸基金會、大陸工作委員會等機構
，展開與中共的對談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新加
坡「辜汪會談」，辜振甫與汪道淵達成四項協議，因而被稱為「破冰之旅」。然而，由於「
一個中國」難題依然無解，兩岸關係進進退退，在原地打轉。
李氏深知為了突破外交困境，臺灣必須走出去，讓世界知道臺灣的存在，因此隨時掌握機
會，出國訪問。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至9日出訪新加坡，李光耀稱他為「臺灣來的總統」
。一九九○年後，又陸續展開「度假外交」足跡遍及中東、歐洲、美洲。其中，一九九五
年回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訪問之行影響最大，引起中共之文攻武嚇，兩岸關係陷入低潮。一
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時，中共竟然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並對臺灣海域發射飛彈，情勢極
為緊張。幸而美國立即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赴臺灣近海監視警戒，終於有驚無險地度過危機。
此外，一九九三年起，臺灣亦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工作，但在中共的反對下，迄今未有進展
。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在大陸海協會汪道淵來臺訪談前，對外發表「特殊兩國論」，引起中
共之聲討，汪氏亦取消臺灣之行，兩岸關係更為惡化。
二○○○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他有鑑於中共之威脅與國內之反對勢力
，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政策，宣示不主動尋求獨立之立場。然而，中共不信任
他，採取「聽其言，觀其行」政策，在國際間則以高姿態隨時予以壓制，以防其脫軌，而在
野黨亦不斷批判其主張，形成內外夾攻之局。此後，陳氏仍一再採取低姿態，對中共展現善
意，但亦未獲積極回應。二○○二年八月，陳氏突然發表「一邊一國」論，再度引起中共與
島內統派之抨擊，兩岸再度對立，迄今未有緩和跡象。
兩岸之間儘管政治之問題無解，然而，經貿與人民往來則日益頻繁。臺商大量投資大陸，
帶動其經濟之快速成長，中國亦取代美國成為最大出口國。至於每年赴大陸旅遊之人數更是
大幅度成長。
綜言之，儘管臺灣已經採取兩岸並存的務實政策，然而，由於內有族群矛盾，外有中共的
威脅，目前仍難以獨立主權國身分現身國際社會。未來能否脫困，仍在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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