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iwasdying:本篇板主備份待查 11/22 23:00
摘自〈皮耶‧布赫迪厄與反身社會學〉
知識與權力的糾葛，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法國當代思想家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從傅柯
以降就已經注意到此一問題，而布赫迪厄更是把這個問題指向社會學家自身來加以
處理。
傅柯認為，康德的哲學為現代哲學立下了兩個批判的傳統，其一是以三大批判為主
的真理分析學，其二是追問我們的當下是什麼，以及我們是誰的當下存有論。而且
這兩個傳統其實是相關的，也就是說，康德在三大批判裡處理了「我們能知道什麼？」
、「我們應該做什麼？」以及「我們能夠希望什麼」等三個問題以後，這些問題其
實是歸結到「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之上。由此可見，康德立下的兩個批判傳統，
實質上也是指向人類的自我認識。延續著這樣的工作，傅柯不僅在生命的末期，自
我表白地以兩篇討論啟蒙的文章來說明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與康德以及啟蒙傳統的關
係，做為自己一生努力成果的註腳。事實上，傅柯長期以來從事的有關知識與權力
的分析，即是以人類的自我認識為目標。這是因為知識與權力兩者，塑造了主體，
也因而界定了我們，所以，對於知識與權力的分析，也就有助於了解我們是誰，我
們的當下是什麼，而這個問題正是康德所開創出來的傳統。
傅柯對於知識與權力的分析至少有兩個特色，其一是關於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傳統的權力觀把知識與權力對舉，知識是對真理的追求，而權力則會為了掌
權者的利益而扭曲真實。相反地，傅柯主張，知識與權力是相互包含的，權力關係
總是有相應的知識領域的建構，而任何知識也同時預設與構造了某種權力關係。另
依方面，傅柯的權力理論還反對傳統把權力構想為壓抑性的說法，傅柯認為權力是
生產性的，權力並非以壓抑的方式來達成其效果，而是藉著生產其作用的對象來產
生效果。這樣的討論主要是針對主體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來進行，對於傳統壓抑性的
權力觀來說，權力不只壓抑知識對真理的追求，也壓抑主體的自我實現。顯然地，
這樣構想下的主體，是位於權力之外的本質性主體。但是，傅柯卻主張主體性不是
先在的，也不是超驗的，而是常規化的結果，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知識也不是
權力以外的領域，而是權力設計的結果與工具。知識與權力兩者不僅是不可分的，
他們還共同地生產出主體。
從反身性的角度來看，傅柯雖然促使我們從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認識到我們自身的
處境，但也因此，傅柯自己亦必須面對這樣的觀點所產生的自我指涉的效果。換言
之，果真如此，知識分子如何為自己的工作定位呢？更明白的說，傅柯自己所進行
的研究，難道就可以理所當然地自外於知識與權力的糾葛當中嗎？傅柯對於自己所
從事工作的意義自有一番解釋。
如同我們所了解，康德企圖藉著批判哲學來為合理的知識立下界限，以免理性淪入
幻象與他律，因此，康德希望藉著對人類認識能力的分析來理性訂下規約性的原則
。而傅柯一方面把歷史的面相引進人類的自我認識當中，因而完成了一系列考古學
與系譜學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卻把康德對於必然限制的討論，轉變成對於可能踰
越的探究，也就是探索必然性的當代極限、找出什麼不是或者不再是我們不可或缺
的構成要素。他認為，所謂批判，就是站在邊界上，進行對於界線的省思，相較於
康德希望釐清我們必須放棄踰越什麼樣的界限，傅柯主張，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尋找
可能的踰越。同樣地，這兩件工作也是相關的，傅柯批判的目的不再是尋求普遍性
的形式結構，而是對那些引導我們建構自身行為、思想與言說的主體的事件進行歷
史研究。因此，這樣的批判不是超驗的，目的也不在於構作一個可能的形上學，相
反地，這個批判的構想是系譜學的，而方法上則是考古學的──把我們的現況當作
歷史的產物來處理，並且，嘗試從歷史的偶然性中，尋求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
，由於認識到知識與權力之間的糾結關係，傅柯已經放棄了對確定的基礎以及體系
的尋求，以避免自己也淪入這樣的糾葛當中。他所選擇的是，藉著此一批判性自我
存有論來對我們所受的限制做歷史分析，並進而實驗超越這些現制的可能性。
儘管布赫迪厄與傅柯對於理性與科學抱持著不同得態度，但順著傅柯所開展的知識
與權力間關係的分析，布赫迪厄以此進一步討論社會學家以及知識分子的處境。布
赫迪厄認為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是個人與制度的關係。相對於傅柯把社會世界視為不
斷的戰爭，布赫迪厄則把社會構想為遊戲，任何的遊戲都必須要求參與者全心全意
的投入遊戲當中，依循遊戲規則，運用手中的籌碼，爭取遊戲當中所蘊含的賭注。
而制度既是遊戲規則自身，也是確保遊戲規則不被反省的工具。一但遊戲規則受到
反省，人們將會從遊戲當中脫離出來，進而發現遊戲中種種武斷的規定，並開始衡
量參與遊戲的必要性，以至於無法保持天真無邪的遊戲態度。
布赫迪厄認為社會學，乃至於所有的科學活動，也都是制度的一種，但因為社會學
本身就是人與制度之間關係的省思，故而，社會學對於所有其他制度與個人關係的
討論，也都適用於描述社會學與社會學家自身。然而，有許多社會學家卻沒有意識
到這一點，輕易的將自己排除在社會學的解釋之外，進而以科學之名採取一種至高
無上的俯瞰姿態來觀察社會生活。布赫迪厄主張這一類社會學家的舉動，就如同古
時候的君王或是羅馬的護民官一樣，擁有劃定界限的權力，甚至是在理念上與現實
上建構真實。他認為，這樣的角色倒是比較類似於法官，而不是學者。
布赫迪厄指出，事實上社會遊戲所爭奪的賭注之一，就是這種為別人劃定界限的權
力。亦即，做為社會學家研究對象的社會世界，本身就充滿了關於這種權力的鬥爭
。每個人都希望成為劃定界限的主體，而把他人當做對象來強加正當的界限在他們
身上。用布赫迪厄的話來說，每個人都希望成為他的敵人的社會學家。在這個過程
當中，對事實的描述，也同時具有對現實形成要求與禁止踰越界限的力量。此外，
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上述社會遊戲的實質，將會發現，藉由語言、文字等象徵符號
所進行的象徵暴力，實際上在遊戲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見，知識分子或
社會學家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極其容易就涉入爭奪壟斷呈現社會世界之正當權力的
遊戲當中。
進一步來說，布赫迪厄認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嘗試(doxa)對於社會世界的順利
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此一見解延伸自前述制度能夠確保社會遊戲進行的分析
。相對於常識，則是論述(discourse)的空間，或事意見(opinion)的領域。在其中
，不同的論述相遭遇、相競爭，以便追求劃定界限的正當權力。這個存在於嘗試與
意見之間的界限本身，也是社會權力遊戲爭奪的賭注。一旦被宰制者擁有了足夠的
物質與象徵武器來對抗加於他們身上的定義時，遊戲的焦點就落入了意見的領域當
中，也就是正統與異端之間的衝突。在這個過程中，正統的功能就在於對抗異端的
挑戰，致力於恢復日常生活原來的天真無邪狀態。這樣的說法，也呼應了傅柯所謂
的知識與權力的糾葛。而知識分子或社會學家的論述對於社會之意義，也就因而不
只是客觀的描述而已，相反地，這些論述常常自身就是社會鬥爭的一環。
如同布赫迪厄所明白指出地，這樣的分析其實適用於社會學與社會學家自身，那麼
，接下來的問題是，一旦我們認識到上述分析所蘊含的反身性，社會學家如何理解
自身的研究工作呢？顯然地，這樣的疑難是所有對理性或事科學活動研究提出批評
的學者們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科學研究，而是必須藉
著這樣的自我反省來了解科學研究的限制。當然，布赫迪厄並不一廂情願地認為對
限制的思考就可以使我們毫無限制地思考，他反對曼海姆一樣理所當然地認為知識
分子能夠超然地思考，並批評這樣的想法只是絕對知識或是普遍理性的替代品，是
過於天真的想像。布赫迪厄強調，這些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以及社會學的社會
學的進展，可以增加我們對於社會學思想背後的社會因素的認識，因而，也使我們
能夠更有力地批判這些因素的影響，藉此，社會學也能夠不斷地成長。
總之，反身性促使我們正視自身的限制，但這不是指接受限制，而是從具體的社會
學觀點來認識限制，了解這些限制的歷史、文化根源。在這個過程裡，一方面，我
們會認識到自己當下所受到的限制，以及自身之所以是如此的原因，使我們可以避
免不自知地超越自己能正當地述說、行動的範圍，也就能讓我們更謙遜；另一方面
，也可以藉著了解必然限制的不必然性，也就是這些限制的歷史跟文化根源，使我
們找到不必然如此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從前述的討論裡可以確定的是，有意識地
行動本身就是極重要的，而這也是反身性這個概念最基本的內涵。用韋伯的話來說
，這意味著我們能更清明(self-clarification)，所謂的清明就是指自我了解，而
自我了解不就是長期以來人類文明所戮力從事的工作嗎？這也是韋伯認為學術研究
最重要的意義之一。
反之，如同郭德諾、布赫迪厄所指出來的，就知識分子與社會學家而言，缺乏自我
意識的理性，往往造成更大的獨裁跟傷害。也正如郭德諾所說的，實證主義蘊含的
社會學家與老百姓的鴻溝，導致社會學家付出欠缺自我反省的代價，因而忽略了知
識社會學和反身社會學的地位。而扮演著社會學的自我反省之社會學理論，也就成
為這個結果的祭品，伴隨著這個現象而來的資源配置，其實也讓我們見識到社會學
內部知識與權力之間的糾葛。反身社會學所凸顯的知識與權力之糾葛，不是外在於
社會學家與知識社會學知識的現象，相反地，這個現象也存在於社會學內部。甚至
本文的目的也一樣必須被放在這樣的觀點下理解，也就是說，本文也是企圖運用理
論思考來反省社會學自身，藉以確立社會學理論在社會學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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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能夠嚴肅而坦然面對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拋開價值中立、客觀知識的純情幻想
才有批判、挑戰、逾越自我的可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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