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sesoul:借轉 謝謝 05/07 19:03
從拍攝性別紀錄片到參與性別教育的過程 -- 以《玫瑰的戰爭》為例
/ 陳俊志
（紀錄片導演及同志運動者，作品有《不只是喜宴》《美麗少年》《玫瑰的戰爭》
《夜‧永誌》）
讀完上一期季刊楊佳羚所寫的《反性騷擾教育》，令我感觸良多。不禁想到拍
攝性別紀錄片，一路走來的許多記憶，感慨與反省。
首先，第一個階段，做為紀錄片作者的部分，我很幸運地能以影像書寫，留下
動人的生命故事，在創作的過程中猶如安靜的作家，與影片中的人物、主題激盪互動
，用影像思考、探索性別議題。
第二個階段則是社會運動者的部分。往往，我所拍攝的紀錄片與性別平權運動
有極大的互動。因為我一直深信，紀錄片可以是改變社會現況，改寫刻板印象的一股
力量。既拍片，又從事社運，是我最嚮往的生活方式。經過四部片的洗禮，我慢慢學
習到如何在影像中，溫和地、基進地、點滴地、全面地，進行一場在地的性別平權運
動。
第三個階段則是紀錄片推廣的部分，這個階段是以紀錄片參與性別教育，也讓
我有機會在第一線面對校園內的性別態度。以下，將以《玫瑰的戰爭》為例，分享這
三個階段的點點滴滴。
拍攝階段往往是紀錄，同理與陪伴。《玫瑰的戰爭》從籌畫到拍攝剪輯完成，
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很大的原因是面對性騷擾這個議題，拍攝者必須如同助人者，
以鏡頭療傷，而非以鏡頭剝削。因此，大家想像中的剝絲抽繭，勇往直前的紀錄片追
查精神，只適用在強勢的加害者及其共謀集團上。對於弱勢的受害者，我從來不敢在
鏡頭前追問當時性騷擾發生的細節，不能因為拍攝的方便，再讓她們承受二度傷害。
因此，我選擇用時間與同理陪伴耐心等候。這可能也是很多性騷擾受害者身邊的師長
親友們，曾經經歷過的陪伴過程。
體貼同理的助人者技巧，在校園的性別教育中卻往往缺席。在一次大專演講後
，一個靦腆的男學生，鉅細靡遺地詢問了我有關性騷擾及性侵害的相關資訊及書籍，
因為他要幫助他最關心的人，他深愛的女友。他害羞地說，以一個非台北地區技職學
生的身份，他很難找到相關演講或資訊。男孩純真熾熱的眼神讓我震動，想到當初在
做《玫瑰的戰爭》資料研究階段，紀錄了徐璐在《暗夜倖存者》出書後少數的一次公
開演講。徐璐的話簡單，動人，極有力量，「我想清楚了，那個人施展暴力，他所能
傷害的是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受傷了，需要治療。但是那個人絕對沒有能力，也沒有
資格傷害我的心靈、我的人生。」徐璐毫無悲情，看著全場每一個人，清清楚楚地說
，「他再也不能傷害我了。」
我多麼希望每個學校的週會，少一些無聊的例行演講，多一些可以影響學生們
一輩子，震撼人心的開創性議題演講。新竹女中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範，一個高二的女
學生，在新竹影像博物館看了《美麗少年》深受感動，說服了安排週會演講的主任，
讓全校八百多個高二女生，一起擠在爆滿的古典大禮堂看《玫瑰的戰爭》，體驗了一
次不一樣的週會。
竹女的演講我特別邀請了片中的北科大黃同學與我同行。八百多個小女生隨著
影片的進展，展現著驚人的、純真又直接的女性意識。看到北科大的副校長、學務長
，教育部的官員一再在公聽會敷衍推託，推卸責任，八百多個小女生一起對著銀幕大
喊，「你說謊！！」聲浪氣勢之大遠超過古代野台戲觀眾入戲之深。
這一次的週會放映演講對北科大黃同學有著「走出傷痕闇影，壯大（empower）
自己」的療癒效果。如同徐璐在書中寫著，「受害者如同存活者，她們必須說出來，
因為說出來的過程具有一種清淨作用，是對自我的再確定與肯定。」八百多個高二女
生與勇敢的黃同學形成了一種互相瞭解、彼此支持的姊妹情誼，超越了、洗滌了性騷
擾所帶來的傷痕及眼淚。
如此相互打氣的觀影經驗另一次是在花蓮的座談會。當時已在花蓮待三天了，連
續三天的旅行演講其實十分耗費體力，勞動令我想家，想念小男朋友。六點開始放映
，八點半演講預定結束時間到了，全場仍舊欲罷不能。我看看手錶，反正趕不回台北
了，決定奉獻給這個花蓮的夜晚。
那一個晚上，越晚越進入了一種類似成長團體交心信任的氣氛。偌大的禮堂，安
靜的深夜，因為一部真誠的影片，一群原本陌生的人們共同分享生命中有關性騷擾的
記憶。我永遠記得一個女學生的告白。快要十點了，留下的觀眾都是真心關心性騷擾
議題的人。她一定感受到現場支持的的氣氛，她放心了，在可以信賴的環境下選擇說
出壓抑的記憶，以及煎熬的歷程。那是發生許多年前的公車性騷擾，她慢慢敘述，她
終於可以說出心中的秘密。
相對於這樣信任支持的sisterhood經驗，《玫瑰的戰爭》的校園推廣不免也遇過
父權中心，沙文主義的反挫經驗。那個學校我姑隱其名，因為這樣沙豬的老師可能每
個學校都有，搞不好人數還很多。他是一位教國文的後中年期先生，年紀可能還沒有
李敖老，可是道行深厚，堪與李敖並駕齊驅。看完影片，他開始長篇大論，先痛陳中
華文化淪喪，現在社會才會出現性騷擾這種事，「以前中華文化道德高尚，社會上就
從來沒有出現過性騷擾這種事。」接著他箭頭指向北科大黃同學，「她都讀大學了，
怎麼連基本的警覺性都沒有，怎麼可以和教授單獨待在實驗室呢？！」他強調，事出
必有因，黃同學自己也應該檢討。最後，老先生婉轉修理我，「有時候，所謂的弱勢
族群太重視爭取自己的權益，急著想改變社會，是不是反而成為破壞社會秩序的亂源
呢？」
我當時很有禮貌，沒有反駁。主要是不想破壞研討會順利進行的氣氛，又有一股
「他年紀那麼大了，我必須尊師重道」的無形壓力。回家之後，連續一個禮拜生自己
的悶氣，越想越不對，我撥了電話到他的學校，表達我的憤怒。
我最氣憤的是他的發言中，嚴重傷害北科大黃同學的部分。他指責黃同學的方式
，一如一般人面對性騷擾、性侵害案件的傳統迷思，「為什麼是她被性騷擾，而不是
別人？她是不是穿著暴露？她是不是言行引人遐思？她是不是該自我檢討？」指責懷
疑的方向，總是朝向弱勢的受害人，而非強勢的加害者。北科大性騷擾案有著清楚的
權力關係─ 黃同學如同一般的大學生，必須在實驗室打工賺取學費，加害者教授則是
實驗室的老闆。有義務，有責任提供女學生安全、不受威脅的職場工作環境及校園學
習環境的，絕對是北科大校方以及主持實驗室的男教授/雇主。結果，在北科大性騷擾
案的惡例中，他們反而成為共謀結構中的加害者角色。
不過，在年青的男學生居多的幾次放映場合，也很欣慰地看見了建立性別平等的
理想未來的可能曙光。由於雲林女權會的幫忙，《玫瑰的戰爭》得以在雲科大、虎尾
技術學院、虎尾農工這幾個男性學校放映。這部紀錄片讓當場很多男學生第一次意識
到，哇，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居然是不同國的文化，而且無意中，不自覺的粗暴行為
很可能會造成對方一輩子的傷痕。男性需要這樣的提醒。
男學生們對進入司法程序的長庚醫院楊護士案非常感興趣，非常踴躍熱烈地提問
及發表意見。由於當時兩性工作平等法尚未通過，職場性騷擾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尚無
法源依據，楊護士從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最後到最高法院，都必須非常辛苦地以「
侵害人格權」堅持控告到底。我在影片中對楊護士如秋菊打官司般的毅力，花了很大
篇幅描寫。這些可愛的男學生們，爭先恐後地發言，建議如何如何，可以讓性騷擾案
件能在司法過程中更被公平對待一些。
《玫瑰的戰爭》是我在拍攝了兩部同志紀錄片之後，第一次接觸非同志題材。拍
攝的過程中，我同時經歷著一個人獨力控訴財團的一場痛苦而漫長的官司。於是，這
部片子於我既是工作，也是療傷，更是對話。經過了這樣的磨練，我有了更為成熟的
能力繼續寂寞的紀錄片工作。以一個公開的同性戀導演的身分，試圖尋找屏東高樹一
個娘娘腔男孩之死背後的真相，以紀錄片為安魂曲，陪伴著這個家庭走過哀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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