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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視台灣內部的聯合國
藍佩嘉
上月中，我參加了由「沒錢沒身分」行動聯盟發起的反對婚姻移民入籍財力限制的遊行。
抗議所在的內政部與移民署，都高掛了「UN for Taiwan」的醒目旗幟，其下是一字排開
的、面無表情的警察，隔離著一群群來自台灣各地的東南亞與大陸配偶、台灣家人及支持
群眾。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在國際間仍然掙扎於不確定的國家地位。我們苦苦叩門，盼望加入聯
合國這個門檻森嚴的國際組織，卻看不見身邊的「聯合國」──我們的島嶼已然成為一個
多元族群與文化的社會。
台灣想要加入聯合國，追求的是國家主權的國際認可。但同時，聯合國也是一個在國家之
上（supra-national）的組織、跨國治理的重要機制，所制定的國際法令協約，為會員國
的司法與行政程序建立基準，簽署加入協約的各國政府必須承諾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落實規
定。台灣要入聯，除了嚮往國際社群認可的國格與會員身分，也應自我期許遵守與落實國
際協約中的各項權利與義務。
那天遊行的口號之一是：「想要加入聯合國，就先保障新移民」。遷移是基本人權，聯合
國大會通過的保障移民人權的公約，包括難民公約、反對人口販賣、反對種族歧視，以及
與外籍勞工相關的《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台灣政府禁止外勞
轉換雇主、雇主扣留外勞的護照與薪資、對於無證外勞的不人道拘留方式，這些作法都明
顯違反國際協約。
西方學者已提出「後國家公民身分」的概念，描述隨著區域整合（如歐盟），以及國際法
令協約的規範，日趨朝向以普同主義的人權論述（而非單一國家的公民身分）來界定權利
資源的分配。近數十年來，許多西歐與北歐的國家界定福利受惠者的身分不只是公民身分
，而是住民身分。長期居留、工作納稅的外國人，被歸類為介於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新範
疇，得以享受經濟權（勞動市場的自由進入與流動）與社會權（如國宅、教育、醫療等社
會服務），甚至可在地方及區域性的選舉中行使投票權。
許多台灣民眾不能明白，為何新移民如此巴望拿到身分證，甚至為了這一張紙長期承受家
暴或者自殺。外國人在台灣生活遭遇的困難，是公民所看不見的，日常小事如沒有本地人
的擔保，不能申請市內電話與月付手機，嚴重風險如可能因為工作與婚姻生變，失去居留
身份與台灣的一切。婚姻移民申請歸化需要多年的等待期間，此外，由於台灣不認可雙重
國籍，沒有放棄本國籍的工作移民，也日益增多。對於這些沒有台灣身分證的外籍住民來
說，目前的所謂「永久居留」地位，申請門檻高、但權益寥寥，不僅需要定期展延，且容
易喪失居留身份，與國外的綠卡相去甚遠。專業經濟移民尚可靠階級優勢、社經資源來得
到協助，欠缺居留保障的婚姻移民，高度仰賴配偶與夫家，沒有身分證也很難找工作，在
社會生活與勞動市場中易被高度邊緣化。
當然，公民身分牽涉到的不只是制度性的福利與資源的分配，也包含文化的集體認同與公
眾政治的參與。社會學家Irene Bloemraad比較北美兩國的移民政策，發現美國政府管理
移民的重點在於控制形式的公民身分的給予，把移民的社會整合視為個人或家庭的責任；
相對地，加拿大採取的是積極的多元文化政策，透過社區組織與同鄉社團，成功協助移民
不僅取得公民身分，而且實質參與政治生活。如果沒有後者，新移民拿到的身份證仍是一
張紙而已，無法克服語言與文化上的弱勢，對抗隱含的種族歧視。公部門應借重與民間團
體的合作，如在美濃、屏東、北縣等地都有長期經營、成果豐碩的新移民團體與協會，這
些草根組織不僅體察移民家庭實際面臨的困境與需要，也展現了新移民參與公民社會的集
體力量。
移民政策的建立，不只是為了「他們」，也同時定義「我們」是誰。以國際人權的尺度跨
越族群與身份的差異，以多元文化的角度追求公民社會的整合，我想擁抱的是這樣的一個
國家，我想加入的是這樣的聯合國。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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