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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學弟轉了這篇文章 或許大家瞧瞧也不錯。
我常再想 除了恐懼之外 這場疾病能帶給我們什麼
是對自己既存的社會運作的重思?
還是對自己生活能有多儉樸的極限的探索?
或許兩者都有，也或許都沒有，
只有零零碎碎地對零零碎碎現象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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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四壯集
集體遺忘
◎張大春 (2003.05.07)
商周出版社在去年五月出版的《流行性感冒》其實可以早一步提醒我們：得當心一
種史無前例的病毒，可能會為全世界帶來重大的災難。等到SARS已經蔓延之際，這本
書可能又令人難以親近，因為現實裡的疫情和恐慌看來總要比八十多年前的那次流行
性感冒嚴重多了──而且我相信它已經嚴重到足以消解人類尋常知性好奇的地步。擔
心受病毒侵襲的人一旦這麼問：「看了書就能免疫了嗎？」便掉頭走開的話，你也不
應該會覺得離譜。
SARS這一次襲擊世界各地，人們的確從一開始就消費著「一九一八年那一次流行性
感冒」的訊息。媒體和受眾之所以關心八十四、五年前的一場疫病，最普遍的原因是
想要經由簡單的數字對比──死亡人數、致死率、以及從感染到發病的種種計量──
去參較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危險究竟有多少。有人說那一次大流行的死亡率是百分之
二點五，但是因病喪生的數字卻高達兩到四千萬。接下來，你可以找到最令自己心安
或心驚的方法去把那數字換算成你早就預鑄完成的結論：「我才不會那麼衰」或者「
我一定是個倒楣鬼」。
在乖順地接受命運或上帝安排的同時，人們急切地想要度過當下，這成了一種即使
是專業人士也難以倖免的渴望，以至於近乎一種集體性的失憶症，伴隨著流行性感冒
的肆虐而發作起來了。
《流行性感冒》這本書最能引動我興趣的片段之一，正是這個「疫病後失憶」的問
題。專門研究一九一八流感現象的歷史學者寇斯比（Alfred W. Crosby）查閱了疫病
發作之後近三年的報章雜誌、期刊文獻，以及許多專業醫事人員的回憶錄、傳記、甚
至歷史教科書，發現這些書寫對於那一次可怕的疫病，都祇以寥寥數語帶過。至於最
新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祇有三句話的描述，《大美百科全書》則祇有一句。
世界性的失憶原因複雜，寇斯比認為：這場大流行讓當時身陷於一次大戰的民眾捲
入了極度的恐慌，也正因為大戰打得夠久、規模夠大，疫病於是融入了大戰的夢魘之
中。此外，這場感冒沒有帶走任何世界領導人、沒有讓世界長期處於死亡的威脅之下
，它也沒有留下肢體缺陷的倖存者，讓人反覆回想這場疾病。這是寇斯比推測的第二
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特別值得深思。寇斯比指出：在一九一八之前的五十年，整個世界已經
歷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改變了歷史的走向，那就是細菌病原論。在那段時間裡，幾乎
每隔個一年半載，就有一種新的病原體被發現，一直持續好幾年。每發現一種病原體
，就等於宣告科學又征服了一種疾病。但是，一場流行性感冒為這天真的樂觀願景帶
第三個原因特別值得深思。寇斯比指出：在一九一八之前的五十年，整個世界已經
歷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改變了歷史的走向，那就是細菌病原論。在那段時間裡，幾乎
每隔個一年半載，就有一種新的病原體被發現，一直持續好幾年。每發現一種病原體
，就等於宣告科學又征服了一種疾病。但是，一場流行性感冒為這天真的樂觀願景帶
來的嘲弄過激且過劇，直到大流行結束，寇斯比斷言：最能撫慰人心的反應，也許是
儘快將整件事遺忘，「不再看到、聽到任何不幸。」
中國人的集體遺忘則須要透過一種致祭的儀式來完成。和平醫院犧牲掉一位也許可
以不必犧牲的護理長；而來自大陸的最新消息則是鞏俐正準備主演一部白衣天使抗SARS
的電影。千萬不要認為陳靜秋是即將入祀忠烈祠的真人、鞏俐祇是個明星，而誤以為
這是兩條本質不同的新聞。其實在這一點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沒有太大的差別；我
們到今天都還認為：一條無辜的生命在工作崗位上結束了，會鼓舞旁觀者平添若干犧
牲、服務、利他的勇氣。這鼓舞會讓人遺忘疫病所顯示的文明挫折，也掩飾我們對他
人痛苦的無能為力，而變成了具有療效的抗疫藥方。
所以有兩個問題誰也不敢深究：是甚麼樣的醫療團隊會讓一位護理長這樣犧牲掉呢？
還有，誰該帶頭走進一個密閉的電影院去看鞏俐那部振奮人心的片子的首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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