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poweroil:聽起來該是買本劉先生的書來供供了 06/2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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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上) 聯合報╱余英時 2007.06.27
1989年6月4日是劉再復的第一和第二人生之間的分界線……一個人在一夜之間從「驚天動地」掉進「寂天寞地」，他在心理適應方面所必須克服的困難是不可想像的……
劉再復兄《思想者十八題》（編者按，劉再復，著名文學理論家，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所作散文於感性中融合理性，富生命情采。新著即將在香港出版）集結了他十七年「漂流」生活中的採訪錄和對談錄，用他自己的話說，各篇的「共同點是談話而不是文章」。「談話」的長處不僅在於流暢自然，而且能兼收雅俗共賞之效。十八題中的論旨在他的許多專書中差不多都已有更詳細、更嚴密的論證，但在這部談訪錄中則以清新活潑的面貌一一展現了出來。不但如此，談者「直抒胸臆」，讀者也感受到談者的生命躍動在字裡行間。再復一再強調，這十七年來他進入了
「第二人生」。 這句話的涵義只有通過本書才能獲得最清楚的理解。
「思想者」之間的
精神交流
在對談錄的部分，我特別要提醒讀者注意他和高行健、李歐梵、李澤厚三位朋友的對話。這是思想境界和價值取向都十分契合的「思想者」之間的精神交流。儘管所談的內容各有不同，但談鋒交觸之際都同樣迸發出思維的火花。在這三組對話中，2005年〈與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談〉使我感受最深。他們不但是「漂流」生活中的「知己」，而且更是文學領域中的「知音」。他們之間互相證悟，互相支援，互相理解，也互相欣賞。這樣感人的關係是難得一見的，大可與思想史上的莊周和惠施或文學史上的白居易和元稹，先後輝映。再復十幾年來寫了不少文字討論高行健的文學成就
。無論是專書《高行健論》或散篇關於《八月雪》劇本的闡釋，再復都以層層剝蕉的方式直透作者的「文心」，盡了文學批評家的能事。這是中國傳統文藝評論所說的「真賞」，絕非浮言虛譽之比，更沒有一絲一毫「半是交情半是私」（楊萬里句）的嫌疑。在〈巴黎十日談〉中，高行健先生對再復兄說：
出國後你寫了那麼多書，太拚命了。光《漂流手記》就寫了九部，這是中國流亡文學的實績，還寫了那麼多學術著作。前幾年我就說，流亡海外的人那麼多，成果最豐碩的是你。你的散文集，我每部都讀，不僅有文采、有學識，而且有思想、有境界，我相信，就思想的力度和文章的格調說，當代中國散文家，無人可以和你相比。這都得益於我們有表述的自由。更關鍵的是你自己內心強大的力量，在流亡的逆境中，毫不怨天尤人，不屈不撓，也不自戀，而且不斷反思，認識不斷深化，這種自信和力量，真是異乎尋常。你的這些珍貴的文集呈現了一種獨立不移的精神，寧可孤獨
，寧可丟失一切外在的榮耀，也要守持做人的尊嚴，守持生命本真，守持真人品、真性情。僅此一點，你這「逃亡」就可說是此生「不虛此行」，給中國現代文學增添了一份沒有過的光彩，而且給中國現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筆不可磨滅的精神財富。
在這短短兩三百字中，高行健為再復的「第二人生」勾勒出一幅最傳神的精神繪像，不但畫了龍，而且點了睛。這也是建立在客觀事實之上的「真賞」，絕不容許以「投桃報李」的世俗心理去誤讀誤解。
本書定名為《思想者十八題》，可見再復是以一般「思想者」而不是文學專家的身分，向我們訴說他這十幾年來的心曲。所以下面我也將論點轉移在「思想者」的範圍之內。我對於現代文學是十足的外行，論點的轉移反而使我可以在常識層面上說幾句與本書相關的話。
再復有一段論1980年代的話值得玩味：
從世俗社會的角色上說，八○年代我是時代的寵兒，是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和青聯常委。而現在則什麼都不是，沒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個漂流的學者，一個精神的流浪漢，一個過客，一個充當「客座教授」的過客。生活的基調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安安靜靜」。
對於世俗角色的落差，往往會使人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產生心理危機，在危機中又產生痛苦與焦慮，這是難以避免的。在剛出國的頭一兩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獨的焦慮，人生的上下半場好像銜接不起來。但是，在讀書與思索中，我沉靜下來了，第一第二人生逐漸銜接起來了。這裡的關鍵是我終於真正意識到世俗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心角色，是內心那顆真實而自由的靈魂。八○年代最寶貴的效應，是大時代激活了我的內在世界，從根本上打開了我心靈的門窗，而且喚醒了我的反思世界與反觀自身的熱情與能力。
這是一番很忠實也很透徹的自我解剖，再復作為「思想者」所經歷的無限艱辛都包括在其中。讓我試作一二分疏。
從「世俗社會的角色」
轉變為「內心角色」
1989年6月4日是再復的第一和第二人生之間的分界線，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他用「轟轟烈烈」和「安安靜靜」來分別概括這兩個人生階段。我們也可以說，他的第一人生是「驚天動地」，第二人生則是「寂天寞地」。一個人在一夜之間從「驚天動地」掉進「寂天寞地」，他在心理適應方面所必須克服的困難是不可想像的。以再復而言，我認為他至少經歷了三個層次的精神奮鬥，而且一層比一層更困難。
第一層困難便是他所說的從「世俗社會的角色」轉變為「內心角色」。「所長」、「政協委員」之類「角色」在「黨天下」體制下擁有與之相應的巨大權力，這在常態的現代社會中是難以想像的。再復自己便談到克服這一層困難的過程，他說：
到西方後才覺得，哎呀，這個「自由」多麼累，我們原先什麼都靠組織，什麼都是組織幫解決，出門它幫我找汽車，出國它幫我買機票，特別是我當時是研究所長，辦公室裡行政人員多，很方便。到美國來可不行了，什麼都要靠自己。這才覺得西方這個大自由社會，沒有能力，就沒有自由，我害怕，我要逃避自由。但是這就逼著我成長了，所以我說第二人生，自己能力成長了。
我必須強調：儘管孔子早就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詩人也能「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但親歷其境，毅然在良知與人慾之間作出明確的抉擇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再復在漂流一兩年之內便能「調停得心體無累」（王陽明語），這便充分印證了高行健的觀察：他確實具有「內心強大的力量」。
第二、《易經》說：「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八○年代是「黨天下」五十多年中僅有的一次短暫的「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事實上，這只是曇花一現的幻境，因許多歷史因素的偶然湊泊而成──這裡不可能也毋須展開討論。但不可否認地，在此一剎那幻境中，中國大陸上確出現了一番「驚天動地」的景象，再復便是當時「驚天動地」之一人。最近《紐約客》上有一篇〈北京來鴻〉，因《告別革命》一書而回顧了八○年代再復和李澤厚兄的文化功績：他們兩位光芒四射，分別在文學界和思想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見Jianying zha, Letter from
Beijing: Enemy of the state, The New Yorker, April 23, 2007, p.53）
心中原初那一片淨土
就是故鄉
在《關於文學的主體間性》中，對談者楊春時先生曾這樣概括他們兩位當時在思想上「驚天動地」的作用：
現在回想起來，在你（按：指劉再復）寫作〈論文學的主體性〉之前，學術界就已經對反映論和意識形態論進行了批判，但是還沒有找到一個堅實的理論體系……
所以當時李澤厚先生的「主體性實踐哲學」一提出來，就引起廣泛的重視。李先生的功績就在於提出了一個理論系統，給思想啟蒙提供了一個理論根據。記得1985年我們曾經談起李先生剛發表的那篇〈康德哲學與主體性論綱〉，感到很受啟發，並考慮用主體性來建構新的文學理論。而不久你就發表了〈論文學的主體性〉，並引起了轟動和全國範圍的大討論。但是我也注意到，你對主體性理論的發揮，有自己的創造。你講的文學主體性與李澤厚先生的實踐主體性有所區別，並不是簡單移用。
由此可知，再復和澤厚當時所說的，都是人人心中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話，因此文章一發表便「引起了轟動和全國範圍的大討論」。所以八○年代正是再復的生命力最旺盛也最發皇的階段，無論就學問或思想說，達到了「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程伊川語）的境界。讀者或聽眾對他的文字或言論的熱烈回響也成為他的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為他這時的生命已與「天地變化，草木蕃」融為一體。但1989年「六四」以後，中國大陸又重回「天地閉，賢人隱」的死寂狀態，再復也被迫而成為一個「漂流者」；在漂流中他雖然不斷地寫作，然而孤雁離群，再也引不起「轟
動」或「全國範圍的大討論」了。克服這一層次的寂寞之感比拋棄「世俗社會的角色」也不知道要困難多少倍。試聽聽他在2006年答「故鄉」之問的話：
此時此刻，我的筆下就是我的故鄉，我心中原初那一片淨土就是故鄉……我的快樂不在於我的作品的發表，或是外部的評價，或是轟動效應。我的快樂，我的滿足，就在表述的此時此刻。
這是大徹大悟以後的證詞，他終於超越了「發表」、超越了「外部的評價」，更超越了「轟動效應」。用孔子的話說，這是「人不知而不慍」；用莊子的話說，這是「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但是再復最後能達到這一境界顯然是經過了長期的內心掙扎。這就直接通向他在第三層次的精神奮鬥：怎樣回到「心中原初那一片淨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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