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O:果戈里ㄟ 同名之人~! 06/28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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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下) 聯合報╱余英時
列寧、史達林只要制服作家的身體及其行動便已滿足，毛澤東則更進一步，要他們「交心」，非把他們的靈魂弄得支離破碎不肯罷手……
個人自由是一切創作的源泉
再復在第三層次的徹悟是他整個心路歷程中最長也最艱苦的一段。我推想其始點大概在「文革」時期。他回憶在「文革」中「看到批判『逍遙派』，心裡就發顫」（《知識分子的第三空間》），這似乎顯示，他那顆在「黨天下」意識形態中囚禁了幾十年的靈魂開始躍動了。1980年代《論文學的主體性》已是靈魂覺醒到相當明朗階段的正式表述，然而還沒有抵達終站。一直要等到漂流以後，在巴黎和高行健互相印證，歸宿於慧能的禪境，再復的心靈才真回到了「故鄉」。從此他口中筆底常見「悟」之一字，這絕不是偶然的。
用人人都能當下領會的話說，這個心靈的「故鄉」其實便是個人自由。再復宣揚「文學的主體性」時，他已正式肯定了個人自由是一切創作的源泉，不過「主體性」的概念借自康德，還沒有和中國文化傳統掛上鉤。等到他在禪悅中獲得「大自在」，他才走完了最後一程。列寧說，「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
這是對個人自由的最徹底的否定，所以生活在這一原則支配下的文學家、藝術家，創作生命便完全終結了。在列寧、史達林體制下如果仍有人能維持創作生命，那麼他或她必須以無比的勇氣去堅持個人的自由。前蘇聯的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1945年他正在撰寫《齊瓦哥醫生》，他對來訪的柏林（Isaiah Berlin）說，他對於個人自由的信仰是從康德的個人主義中得來的（見Isaiah Berlin, "Conversations with Akhmatova and Pasternak",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New York, 1998, p.
529）。這和四十年後再復的經驗豈不是先後如出一轍？
但是我要特別指出，再復掙脫「黨天下」的精神枷鎖，找到個人自由，他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布滿著荊棘，恐怕是俄國作家也難以想像的。這裡必須略略回顧一下俄國作家的處境。1847年7月15日貝林斯基（Vissanon Belinsky）在〈給果戈里的公開信〉（Letter to
Gogol）說，帝俄專制下，整個社會是一片死寂，然而反專制、反東正教的文學卻一直生氣勃勃。所以作家的使命受到社會的尊敬，人們都把俄國作家看作是僅有的領袖、保衛者和救星。貝林斯基在俄國文學界的地位很像中國的魯迅，他的話是有分量的。這就是說，俄國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便已形成了一個與政治權勢相抗的文學傳統。十月革命之後，絕大多數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拒絕接受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新政權召開作家會議，往往只有四五人或七八人到場，情況十分難堪。高爾基是列寧的朋友，因此曾和布爾什維克合作，但仍然時時對新政權發出嚴厲的批評。列寧因為重딊囓L的支持，不得不予以容忍而已。黨對於作家的控制，自然日益加強，從列寧到史達林無不如此。所以不少作家流亡國外，多數則飢寒交迫而死。高爾基早期曾保護了一部分作家，但也沒有能支持多久。令人詫異的是：在整個二○年代，俄國作家群在保衛文學自主性和作家自由方面，仍然毫不妥協，儘管其中不少人對新政權並不持敵意，有的甚至還抱著同情的態度。（可看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fred A. Knopf, 1993, pp.286-7;
298-303）我想這只有一個解釋，即俄國文學界的精神傳統十分強大，即使是列寧和史達林也只能作到表面的控制，而不敢徹底摧毀其精神。
在精神廢墟中靈魂開始覺醒
這一推想在前引柏林與俄國作家談話錄中更得到進一步的證實。1945年柏林和不少俄國作家──特別是帕斯捷爾納克和著名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ndreevna
Akhmatova）交談時，他們都能毫無忌憚地傾訴久被壓抑的情感和思想。柏林注意到，所有接談的作家都從不用「蘇聯」兩字，只稱「俄國」，可見他們並不認同於布爾什維克政權。帕斯捷爾納克還鄭重聲明，他雖然存活下來，卻並未向當局屈服。很顯然地，向當局妥協，在他看來是最大的恥辱。柏林和女詩人的長夜交談還造成了重大政治事件，因為引起了史達林的憤怒。然而她事後也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1964和1965年，蘇聯當局還允許她到義大利領取文學獎，到英國牛津大學接受榮譽學位。總之，俄國作家雖然被剝奪了發表的自由，他們的精神卻未被徹底摧破。如果沒ꘊ酗@個強大的傳統在後面支持著，這種情形是不可想像的。
在前蘇聯的對照之下，我們才能體會到再復找回他那顆「真實而自由的靈魂」，是多麼艱辛的一段旅程。《西遊記》裡的唐僧經過八十一難然後才「九九歸真」，再復的心路歷程正可作如是觀。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短淺，並未形成一個與政治權勢相對抗的傳統。1949年以後，除了胡風曾奮戈一擊，爭取創作的自由之外，其餘的作家，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都已淪為「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這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強調的論點。胡風的上書則恰好給毛一個直接懲治作家的機會。毛與列寧、史達林不同，對中國傳統中的「誅心之論」有極深的認識
；他知道中國文人、士大夫往往「口是心非」，在征服者的面前常持一套「身降心不降」的對應之道。因此列、史只要制服作家的身體及其行動便已滿足，毛則更進一步，要他們「交心」，非把他們的靈魂弄得支離破碎不肯罷手。再復從小便在「黨」的意識形態的全面包圍下成長起來，而且包圍得密不透風。因此他不但對「共和國」「充滿感激之情」，而且「熱愛紅旗下的生活」；他的紅領巾一直戴到十八歲，比別的孩子多三年（見《人生分野與三項自由》）。等到他的靈魂開始覺醒的時候，舉目四顧，則全是一片精神廢墟。他在這樣的條件下竟能一步一步地由「漸悟」走
到「頓悟」，而且「悟」得如此徹底，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再復《思想者十八題》即將問世，他要我寫幾句話在前面，作為介紹。我細閱全稿，決定把他從「必然王國」回到「自由王國」的一段經過發掘出來，聊為讀者之一助。最後讓我引百丈懷海禪師答弟子之問，以終此序：
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五燈會元》卷三）
如何參透禪機，是在善解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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