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閒聊] 綠黨六大主張的質疑

[yhvhyod (四宅公子)]

===========【引入替代貨幣以健全區域經濟】===========

===========【引入替代貨幣以健全區域經濟】===========

===========【引入替代貨幣以健全區域經濟】===========


博碩士論文 etd-1030108-164143 詳細資訊
199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外移之探討
http://ethesys.nuk.edu.tw/ETD-db/ETD-search-c/view_etd?URN=etd-1030108-164143

商業週刊
如新馬拉威蜜兒餐工廠帶給當地人民無窮希望
http://www.nuskin.com.tw/ntc/malawi/images/businesswkly.pdf

由於以上兩篇文章皆為PDF檔，這裡就不把正文打出來了。

以下文章由該網站提供：
http://www.srcs.nctu.edu.tw/CSA2005/papers/0109_A5_1_Hui.pdf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灣新竹，交通大學
建構社群經濟主體--
反思香港社區貨幣計劃
許寶強
(12/2004)
序言
處於近年的經濟衰退期中，香港政府聯同大眾傳媒，試圖按照「經濟人」的概念召喚一种
大都會的市民主體(cosmopolitian subject/citizen)，把人視作為「人力資源」，其（
市場）價值的提升，一般是經過正規教育的訓練，尤其是資訊科技的培訓而達致，並相信
這種經濟上有素質的市民主體能解決失業問題，挽救香港經濟。幾乎所有的重要社會政策
－－削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建立「積極的社會福利制度」（把「社會福利」視
作「社會投資」）、為失業人士設立種種再培訓計劃、改革正規教育制度、引入不同類型
的科技基金和社區投資共享基金（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均全
力投入生產這種「經濟上高素質」的市民/主體。對經濟市民/主體的特別重視，強化了香
港九十年代末以來建構大都會市民身分的霸權統識工程(hegemonic project)。

本文並非要探討塑造這一種大都會市民主體的不同面向，而是主要透過探討香港近年的一
些社區經濟計劃，在培育另類經濟/市民身分方面的可能性和局限。在九十年代末至二十
一世紀初的香港，因應經濟市民主體的意義愈趨淺薄，一連串的社群經濟計劃湧現，並力
求培育另類經濟主體性／市民身分。這些計劃的潛能仍有待觀察，但其抗衡構建大都會主
體的統識霸權過程的努力還是值得仔細探討。
塑造具經濟素質的市民

一般認為把「成功」（以經濟術語來衡量）人士（通常是男人）跟獨立、自主、理性、勤
力、自利等優點連繫起來是恰當的，並且活現於香港，儘管近期的社會文化研究指出，這
些「成功人物」（最佳代表是大企業的行政總裁和高級行政人員）至多只是普通的合情合
理的人，距離狹義經濟學上的「理性」和「獨立」還很遙遠（Carrier and Miller
1998; Thrift 1997, 1998）。James Carrier與其同僚形容這種運用抽象經濟概念來錯誤
認知資本主義現實的過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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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主義」（Virtualism）－－「試圖把世界重組以切合抽象的模型」。（註1）
「經濟人」這種「虛擬主義」不是自有永有，也非「現實」的完全反映。（註2）
在香港，「經濟人」的模
塑其實是一個複雜而非完整的過程，不同的代理人和機構擔綱不同的角色參與其中。
很大程度上，這過程作為文化政治工程，是由上層－－政府與企業──推動。一般是從經
濟領域，尤其是工作與消費的層面中汲取新語言，然後跟現有的語言扣連揉合。透過在電
視、電影、流行商業書本、雜誌、報紙和其他大眾媒體上，描繪成功（商界）人士的正面
和負面形象，從而塑造出具經濟素質的市民形象－－既是精明的消費者，也是勤奮而具生
產力的生產者。

舉例說，在一九九九年大幅削減綜援後，香港政府聯同大眾傳媒採取「指責受害人」的手
法，在「綜援養懶人」這口號上表露無遺。這口號不僅有效地動員群眾敵意地責難領取綜
援的人士，同時也鞏固了「沒有免費午餐」的觀念和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個人的能力和
努力是成敗的關鍵－－這兩個「經濟人」概念的主幹。同樣地，近年關於雙失青年3的（
未經）討論也有力地支撐著兩個迷思：青年人的确陷入了「雙失」（註3）
--失業和失學—的困局
，以及他們要為自己的「失敗」負責。所有這些扣連不只是矯飾手法或把戲，其成功之處
在於他們能夠開拓新的蹊徑，把「經濟人」這自由主義語言跟工作倫理和個人消費主義這
些保守主題扣連起來，同時又能道出普羅大眾的「實際問題、真實而活生生的經驗、實在
的矛盾」。（請參考Hall 1988:56）

（註1）根據Carrier（1998:2）的解釋，
「虛擬主義」源於「西方經濟體系的愈趨抽象化」。
對Carrier而言，「這種正規及概念層次上的抽象化，至少使一些人接受抽象的經濟世界
觀。這裏，世界通過抽象化的經濟概念和模型被觀察，這些概念和模型被認作為基本的現
實，支撐和模塑著世界。這種世界觀的支持者可以說在構想一個虛擬現實，看似真實，其
實依附概念化工具和視野為生。當人們不僅把這種虛擬現實視作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簡括
描述，還把它看作為世界應走之路的規範時，即是當他們試圖把世界搓圓揉扁以切合他們
的虛擬想像時，構想一種虛擬現實就變成虛擬主義。虛擬主義是把世界整合融入概念化的
框架之中的實踐上的努力，它因而在概念和踐行這兩個層次中運作。」（Carrier 1998:2
）

（註2）
Dumont（1977）仔細地審閱了Quesnay、洛克（Locke）、Mandeville、
亞當史密（Adam Smith ）和馬克思（Marx）的文章，追索經濟人這觀念的建構。
他發現Quesany首先
提出經濟領域是一個連貫而自主的秩序狀況，洛克則把經濟從政治領域中分裂出來，
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進一步把經濟體系抽離道德領域，認定
個人經濟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後來更成為亞當史密的經濟理論基石。然而，是馬克思
把這種經濟論據推至頂峰。Dumont認為「馬克思仍然囿於經濟思想的規限之中（個體的主
要職責是作為人類與自然的代理人）」，因此馬克思本質上仍是個人主義者。（Dumont
1977: 47-57, 61-63, 111-113, 153）

（註1）
「雙失」這個術語首先出現於一個本地組織二零零一年初的調查報告之中，之後被政府
和傳媒挪用，成為形容和構建年青人脆弱形象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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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普通香港人經歷的真正問題和實在矛盾主要環圍繞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反過來又
變成是「良好」的工作倫理和「精明」的消費模式等導發的直接後果，這成為「經濟人」
的主要原素。然而，工作和消費的過程並非嚴格依循經濟邏輯。慾望、熱情和憂慮往往構
成工作和消費的原動力，促成「經濟人」的建構。而商業踐行和經濟行為大致可以視為文
化和表演(performative)的活動（註4）。
如果「經濟人」是奠基於虛擬主義之上，結果是我們最熟悉的經驗很容易被忽略和割裂，
而另一些東西則被（誤）作「現實」的「真正」表述，因此建構另類經濟主體／市民的智
性-政治計劃(intellectual/political project)須採用新的語言，以展示老百姓的經驗
，因為他們置身於主流經濟論述之中是不能認清自己的。

===========否想社區/群與經濟===========

Gibson-Graham和其同事正進行著這樣一項計劃，帶出老百姓的經驗，藉此進佔「經濟語
法的新位置」。自一九九七年起，他們以小組形式進行有關計劃，其「成員希望成為一種
『社會主義』式的理想經濟主體」（CEC 2001:94）。他們認為經濟體系和資本主義並非
作為一個單一的整體，對他們來說，把經濟體系稱之謂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分類上的暴
力」。因此，最理想的是發掘新的語言「去表述經濟體系中現存、正在冒起，並且可以創
造的非資本主義形態（包括那些我們推崇和渴求的）」（CEC 2001:95）。他們對另類經
濟主體的培育基本上是通過創造新的經濟語言，使之跟現存的經濟過程扣連。對他們而言
，普通人形形式式的日常活動，例如社區和環保工作、家務料理、義務和宗教工作，均可
以被視為是各式各樣的「經濟踐行」，但卻被主流經濟語言劃為「非經濟」，因而被邊緣
化為次等或微不足道的踐行。為了奪回它們在經濟體系中的中心位置，Gibson-Graham發
展出一種新的類型學，視這些踐行為經濟（但不是資本主義）活動。
（註5）換句話說，Gibson-Graham倡議的是擴大

（註4） 據Thrift（1997, 1998, 2001）所言，商業踐行可被視為表演行為的活動，
因為經理的
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討論、指示、綜合、演說、匯報等方面，簡而言之是演出/表現。
Thrift討論這個過程時，特別分析三類商業機構和代理人的論述踐行：一、商業學校和管
理企業；二、商業書本、雜誌和其他大眾傳媒；三、商業顧問/大師。他指出，自十九世
紀六、七十年代起，亞洲也親歷這些機構和代理人的蓬勃景況，情況類似英美。這些機構
和代理人為亞洲的商業領域和普羅大眾提供各式各樣的商業「趨勢」和自我改進的主題。
Thrift稱這種新的商業表演知識為「反思性商業知識」，「建基於互動和演說技巧的特別
訓練」。經理被視作「文化外交家」，關於管理和商業的書本幾乎能跟各方面的人民生活
連繫起來，例如戲劇、禪、爵士樂、電腦黑客行動，以致宗教靜修等。

（註5） 參看Gibson-Graham（2002:23）。Gibson-Graham也嘗試促進不同種類的
另類經濟踐行
發展，其中一些已經以不同形態存在於資本主義的汪洋之中。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的
計劃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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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開放經濟體系的定義，而不是把每件事都簡單化，以便置於狹義經濟主義的領域之內。
要培育一種「社會主義式」的「理想經濟主體」，須整合兩個看來是矛盾的倫理原則。第
一個傳統上屬於經濟領域：作為一個自主的個体，追求獨立、自由和自我肯定。第二個則
牽涉社群領域：作為一個社群主體，要關心、願意分享和關注集體的福祉。要使這兩個看
似矛盾的原則互相兼容，則要重新考量「經濟」和「社群」的定義。一方面，我們應該避
免同質化和排拒的取向，以致限制甚至遏止社群成員的自由和自主，為此，「社群」的意
思也只能同時以差異來理解。另一方面，要平衡自私、莫不關心和分化的個人主義取向，
經濟主體可重新概念化為同時能夠互相尊重和扶持，並能保留共同利益和體諒的情感的主
体，又能跟社群內的團結和操控保持批判性的距離（critical distance）。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香港，「社區/群」(community)這術語並不像其他富爭議性意義
的關鍵詞（最明顯的是「全球化」），它很少被負面地使用。對於幾乎所有在不同政治領
域裏的政治力量（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等），重建社區均是一個可接受的政治議題。
尤其是處於這個經濟不景氣時代，社區/群越來越被視為一個有別於失效的市場和從社會
福利領域全面後退的國家的另類選擇，。然而，以往種種形式的社區計劃的經驗並非經常
是正面的，因此，在贊同其解放潛能之前，我們仍然值得逆流而上，重新思考社區/群的
意義。

甚麼是「社群」？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對社群的定義是：
壹 團體。1. 平民百姓，而不是貴族；普通人。2. 政治、地方或社會團體；居民組織；
宗教團體、專業團體等；（利益一致的）國家聯盟。3. 共同生活並分享財產的修道、社
會主義等組織。貳 質素或狀態：4. 共享共有的存在狀態；共同擁有或責任。5. 共通點
、共識、身分。6. 社交；交流；友誼；身分認同。7. 共通性、平常事。8. 生活；社會
；社會狀態。

植新的存在方式，創造新的語言、論述和表述，以建立組織」（同上，34）。然而，由於
其「經濟差異的語言取自馬克思的資本」，因此他們的「非資本主義」踐行大致上是遵循
古典馬克思主義所指的意思－－即是非工資－勞動的商品化（CEC 2001:119）。儘管是有
力的扣連，但是基於歷史因素，過分依重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語言可能為培育新語言設下
不必要的障礙，尤其是在香港的特殊社會脈絡。由於冷戰的影響，加上「共產主義」過去
數十年在中國大陸被長久塑造成「有目共睹」的「差劣表現」，馬克思主義語言在香港的
成長土壤是極之貧乏的。更根本的是，工資--勞動關係本質上是否可被視為是資本主義，
還有待爭論。正如僱傭合約一樣，工資--勞動關係在中國遠早於歐洲資本主義歷史而出現
。如果孕育社群經濟主體的計劃要在群眾中紮根，而不僅局限於香港社會運動的小圈子之
內，新語言的推展可能要跟主流經濟語言兼融。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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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除了獨立於國家、有別於「貴族」或其階級的意思外，「社區/群」經常意指
「共通性」、「同一性」，甚至「單一性」。自十九世紀以來，「社區/群」已成為一個
術語，隱含了「另類形式的群居體驗」，其构成往往是下層社會百姓。這個術語越來越偏
離國家政治和官方的社會福利措施，逐漸指向「直接跟人民一起合作」（Williams
1976:75-76）。對許多社會運動家來說，理想的「社群主體」是通過參與不同形式的社群
關係，積極地塑造他／她自己的未來，促進共同的利益，構建共同的身分。

然而，基於過去不同形式的社區計劃帶來的負面經驗，例如社區/群的排外傾向與對個體
自主和自由的限制，近年的社會－文化研究不斷反思「社區/群」這概念。社區/群被理解
為地理上的概念，一般具備以下特徵：親密、直接、互惠、透明、同化、共同利益、共同
身分和在地自主，經常被視作（烏托邦式的）政治楷模，可作為既不是分化的個人主義，
也不是監控全面的國家的另類選擇。然而在一個大都會的環境（如當代香港），社群無可
避免是跨越地理界限的。特定群體／社群之間的互享／共同利益往往並非一致的。即使是
假設性的地理上的地域，也很難給予不同組別的人士一個共同身分而將他們拉攏在一起，
因為不同族裔、性別、收入階層、年齡組別的利益是非常紛雜的。借用了Iris Young有關
社群的批判性觀點，Jeannie Martin（2002）清楚地指出，小型鄰舍關係頌讚面對面的關
係，但這不足以調和陌生者和他們之間不能同化的差異。此外，這個社群楷模厚待共通性
和同一性，卻對排他性等不良政治後果和對差異的敵視視若無睹。因此，Martin指出，廣
泛的行政、政治、經濟、文化等網絡，對在複雜社會中的社群計劃至為重要，因為沒有這
些網絡，民主地和包容地跟陌生者交往將是不可能的。這是為何Martin相信社群發展很大
程度上應被理解為一項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旨在有建設性地處理「意義、踐行和
身分的混雜」。

Young和Martin提出的可以被概括為「差異的社群」(community of difference)。正如
Cameron和Gibson（2001:17）建議，「差異的社群」是「游走在同一與差異、在固定/「
在位」與蛻變/「離位」之間的流動過程」。這開僻了一個不易被察覺的可能性：調解社
群關係與個體獨立性／自由之間的矛盾。

差異的社群要維繫下去，需要一個自主的自我作輔助。自主自我或Anderson（2001）所稱
的抽離(detachment) 的培育，在西方已有悠久的歷史（在東方也然；參看汪暉2000對章
太炎和魯迅的分析）。對Anderson而言，「抽離」或「距離的力量」(power of
distance)是一套自我踐行，對規範和慣例抱著非自然化的態度，不受制於工具因素或建
制監控。「抽離」有是許多形態，
不僅包括「科學、批判理性、公正和現實主義，還包括一套涵蓋斯多葛學派（
Stoicism）、大都會主義，以致dandyism的自我踐行」。Anderson發現，在維多利亞時期
，許多美學和智力計劃都力求培養具批判性的detachment，這體現於John Stuart Mill、
George Elliot、Matthew Arnold等作品之中。類似的美學和智性計劃延續至當代，新的
大都會主義和「同性戀和後現代理論中的反諷式抽離」是最新的範例。在複雜的社會裏培
育大都會主義的抽離（或一種批判性的距離），務求在一個自願的基礎上建立各式各樣的
關係，鼓勵陌生人之間互惠和具轉化作用的交往，這既是對自主和自由的嚮往，也是對平
等和差異的渴求（Anderson 2001:6-7）。

然而，當個體的抽離的各种豐富的要素在十九世紀被約化為經濟原則時，其基進的潛能也
被淡化了。舉例說，自由和平等被轉化為自由競爭；自主和不同個性則變成分工的基礎。
（Simmel 1971: 225）為了要把個體抽離從其極端狹隘的經濟主義意義中拯救出來，我們
可以把個體抽離的意思跟社群這觀念扣連起來，從而重新詮釋個體抽離的意義。Simmel的
Philosophy of Money（1990）向我們展示了這种選擇如何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根據Simmel（1971:27）的說法，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個體性，標誌著「個體從中
世紀的社群形態中得到內外的解放」。自由被定義為責任的轉變，以支付金錢來替代責任
，最能跟個人自由和諧共存。把金錢引入人類的交往中，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自由，因為相
對於以實物或勞動向某人直接履行責任，支付金錢對個體的限制往往較少。因此，奴隸制
度過渡至金錢交易，提升了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度。時至今日，人們可能寧願選擇一分清楚
而特定的僱傭合約，而不會選擇為單一的僱主服務，例如在香港工作的東南亞家庭傭工
（註6）
，這恐怕是普遍的情況。透過金錢交易，人們可以從特定的個人責任裏贖回自己。（
Simmel 1990: 283-286, 296-299）

金錢准許個體成為社群的一分子，而毋須放棄個人的自主和自由，也准許小團體加入一個
更大的社區，以取得較大程度的互相照應，但又不用犧牲各自的獨立性。根據Simmel（
1990: 344-347）所言，社群的擴大有助個體性的更全面發展，因為互相接觸的人次增加
了，他們的交換媒介將趨向更加抽象和普遍，容許相隔千里仍能交易，且連繫最多樣化的
人們。

然而，金錢扮演一個雙重角色。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金錢同時帶來團結與分化這兩種作
用。在促進不同利益和身分的人們互相交往之時，金錢同時

（註6） 對於部分在香港工作的菲律賓家庭傭工來說，
在工廠工作可能是實現自由的夢想。（看Manipon 2001）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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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人與人之間的許多其他形式的關係」（Simmel 1990:346）。Simmel （1990:376）
進一步指出，在親密而長久的人際關係方面──例如真正的愛情關係，金錢不是一個令人
滿意的中介。由於金錢完全地脫離持久的人際關係，因此金錢能夠為人們提供即時的購買
滿足之余，不用承擔親密關系帶來的後果，。金錢造就自由，但也帶來一套新的規則，尤
其是官僚和量化的規限。與馬克思的觀點類似，對Simmel 來說隨金錢而來的官僚化和理
性化取向會導致各種社會關係出現物化、異化、客體化。正如Turner（1986:100）強調，
「金錢已不再是一種工具，它本身已變成一個目的」。金錢把持久的關係和物質完全溶解
成純粹的功利作用和單純的形態。

正規貨幣同時也體現一种集結(concentration)和排拒(exclusion)的傾向。正如Karl
Polanyi （1968）指出，在歷史的長河裏，「特定質幣」已讓路予「通用貨幣」。結果，
金錢的功能不再局限於單一的角色──作為支付工具，或會計工具，或交換媒介，或儲值
作用──而是同時具備所有這些功能。這容許金錢能無限量累積，形成金融結集和金融排
拒。當金錢越來越集中在富人的手上時，大部人都被拒享用金融服務和金融資源。在一個
複雜的社會（如香港）裏，不能享用金融資源可被視作失去一項基本權利──「金融上的
市民權利」（請參考Thrift and Leyshon 1999）。

金錢積累和金融排拒引致許多問題。正規（國家和國際）貨幣是富人從在地社群榨取金融
資源的工具，失業／就業不足隨之而來。金融結集和排拒也削弱在地人民對生活方式的操
控能力，限制了開放予社群成員的選擇範圍。由於發展的方向和生產／消費的模式完全由
國家和國際資金主宰，在地的環保踐行因而不斷被邊緣化。

對於新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貨幣和貿易裏隱藏著現代資本義的源頭。他們相信，
不論是福是禍，金錢和市場無可避免引向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對許多社會運動家和具
批判性的知識分子而言，金錢和貿易充其量是一種必須的惡。然而，歷史並不是受預定的
邏輯規管。金錢以前是、現在也是飾演雙重角色，特定貨幣以前是、現在也是通用貨幣的
真正另類選擇。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金錢越來越集中在富人的手上，資本主義發展只是不
同社會力量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下持續鬥爭的產品，因此是可以逆轉的。如果資本主義被理
解為一個開放的制度（請參考Gibson-Graham 1996），並不限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所指的單
一邏輯，那麼重建一個以社區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市場交換新模式仍然是可能的。正如
Polanyi（1944）指出，經濟體系是嵌入社會之中的，而金錢也存活於其社會文化語境之
下。改變金錢的文化和政治語境（如由國家層面降至社群語境）
可創造新的條件，避免社區貨幣重蹈國家貨幣歷史之覆轍--引致金融集結／排拒
和異化／物化。

同樣地，正如上述的討論，互惠／社群也有其利幣。社群／互惠關係的倫理面向──慷慨
、利他主義、互相扶持等──創造了一個友善的環境，培養長期的人際關係，這對促進穩
定的市場交換極其重要（Plattner 1998）。然而，社群／互惠關係也有其不足之處──
產生債務和責任，有時甚至是壓迫。事實上，過於親密的關係會令人苦惱。但是，好像正
規貨幣般，社群關係的負面後果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相反，如果社群關係配以一個建設
性的匿名市場交換，事情可能會很不一樣。

正規貨幣的異化和排拒取向與社群的壓制而內向本質之間需要取得平衡，以衍生個人自由
，促進互惠關係。正如Simmel建議，人類的關係一般包含親疏兩面，個體自由/自主因而
可以理解為一個狀態，就是當距離和緊密關系兩者可達最優點而毋損對方。在八十年代，
社區貨幣計劃盛行於數個國家，九十年代展現了各種嘗試，力求把Simmel的哲學語言轉化
為具體踐行，尋找互相兼融的頂點。為了防止金錢積累引致金融集結和金融排拒，社區貨
幣計劃試圖免去金錢的「儲值」功能，並且規定金錢的功能僅限於作為交換媒介。為了淡
化金錢帶來的異化和物化影響，社區貨幣計劃試圖把互相關懷和持久關係重新引入市場交
換之中。為了平衡社區的內向和強制性本質，社區貨幣計劃致力為參與者營造批判性的距
離，從而提供自主的空間。這些嘗試可以被理解為有意或無意地培養一种新的「社群經濟
主體」，這是一個動態過程，旨在調和文首前提及兩個看來是互相矛盾的倫理原則──社
會主義價值和個人主義價值。以下篇幅將闡述社區貨幣計劃在當代香港語境下的基進潛能
和限制。

當代香港的社群經濟計劃

自九十年代末起，一連串的社區/群經濟計劃於香港出現。這些計劃的規模細小，大部分
計劃的活躍參與者少於十五人。這些社群經濟計劃湧現於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經濟衰
退和失業率高企。從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金融和地產投機繁榮期把地價推至難以負
擔的高水平，摧毀了很多本地工業。當九十年代末的經濟衰退到來時，嚴重的失業問題浮
現。經濟不景也冷卻了炒賣熱潮和地價，之前主要依賴賣地收益的政府收入也急速減少。
九十年代見證了社會福利部分的進一步倒退狀況，部分原因是政府的財赤字，另一部分原
因是香港過去數十年所受到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高失業率和社會福利遞減構成的
壓力，迫使勞工接受極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難以接受的低工資。在這個嚴峻時期，那些「缺
乏運氣」，不被資本家僱用（剝削？）的人，倘要依賴綜援為生，

就要承受「懶人」的羞辱。面對這個令人沮喪的語境，工會和本地非政府組織越來越
有興趣試驗不同種類的社群經濟計劃。這些計劃不僅被視作為勞工和失業人士提供必須的
物資途徑，還是營造非資本主義形式的另類經驗。

另一個社群經濟計劃在九十年代末冒起的原因是，這些計劃的許多積極組織者都批判現行
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認為會造成分化和異化。他們同時也質疑傳統工會主義。這種對七
、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反動是可以理解的，當時的社會運動主要依賴嚴謹組織和集體動員
，並常常帶著專斷的語調。換句話說，在國家福利不斷倒退的當代語境下，許多社會運動
家認為開辦這些社群經濟計劃可彌補新自由派個人主義和傳統馬克思－列寧集體主義的不
足之處。

舉辦這些計劃的直接目的各式各樣，其中最重要的是藉此舒緩失業問題。這些計劃對非政
府組織也很重要，因為他們來自政府的財政支持遭到大幅削減，因此需要尋覓新的財政資
源，以延續其服務和存在。除了這些直接和實際的因素外，很多這些計劃也有意或無意地
試圖培育新的市民身分。這可從這些計劃敘述其目標所採用的語言中窺見：鼓勵互相尊重
、互惠互助和共同分享，參與者透過民主參與和平等交往而自強，提升參與者的自力更生
能力和自信心。明顯地，這些目標跟培養另類社群經濟主體的觀念並非不兼容。為了研究
在香港培育新社群經濟主體的潛能和局限，我在以下篇幅將舉出一個案例－－位於灣仔的
社區貨幣計劃──作詳細討論。

「社群經濟援助計劃」（註7）（COME計劃）
根據地位於灣仔聖雅閣福群會的「社群經濟援助計劃」(COME)，經過數個月籌備，於二○
○一年十二月正式成立。這計劃基本上參照紐約的Ithaca HOURS制度和墨西哥的TLALOC制
度，然後加以修改而成。至二○○三年三月，已有四百七十三名會員。雖然這計劃位於灣
仔的聖雅閣福群會，但是「社群」的意義並不僅限於地理上的位置。在二○○三年三月
COME計劃的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訪問了七十二名會員，其中約百分之二十六是灣仔居
民，其餘約百分之七十四來自其他地區。超過六成參與者是聖雅閣福群會會員。女性的參
與比例

（註7）作為這計劃管理委員會成員之一，這研究是根據我自二○○一年七月至二○○三年六月
期間的參與性觀察。除了幾乎出席了所有管理委員會會議和數次參與每月舉行的墟市外，
我還參考了相關的文件，例如「社群經濟援助計劃」出版的報紙、推廣資料、會議紀錄，
以及計劃評估工作小組所進行的調查和小組訪問。我參與計劃的目的跟Cameron and
Gibson （2001: 12）倡議的策略是一致的：促進另類經濟發展。這包括「一、支持以社
群為基礎和義務性質的計劃，這些計劃有潛力發展成為較正規的經濟踐行和活動；二、支
持社群承辦正規商業領域或國家曾從事的經濟活動；三、提供資源予家庭改變他們的生產
和消費活動。」我視這篇文章為對COME計劃的潛能和局限所作的一次個人反思，同時作為
跟參與COME計劃的同事和有意發掘另類經濟主體的朋友，進行一次建設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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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佔了整體會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幾乎近半數會員的年齡介乎二十六至四十五歲
（47.2%），約四成四十六歲或以上。至於就業狀況，百分之八點七是全職勞工，百分之
三十四點八是兼職勞工，百分之十一點五失業或就業不足，百分之三十是家庭主婦，餘下
百分之十四點五是退休人士或學生。教育程度方面，約百分之四十五接受少於九年正規教
育，百分之二十八高中畢業，百分之二十六點七大專教育程度。收入方面，百分之三十七
點五月薪低於三千元港幣，超過四分之三月薪低於一萬五千港元，超過五分之一領取綜援
。

「社群經濟援助計劃」發出的社區貨幣稱為時分券，分為四種不同面值：等值一小時（六
十分鐘）、半小時（三十分鐘）、六分之一小時（十分鐘）和十二分之一小時（五分鐘）
。以時分券作為交換媒介，計劃的目的是促進參與者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交換。其構思是
不論工作的性質，一小時／分鐘的勞動都應等同一小時／分鐘的勞動。在二○○三年二月
，合共發出了十七萬六千五百「分鐘」，約每名會員三百七十三「分鐘」（約六「小時」
）。

管理委員會由聖雅閣福群會委任十二名成員組成，負責管理和監察這計劃的首年運作。二
○○二年十二月，二十名新管理委員會成員由會員選出。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社工、家庭
主婦、單親母親、裝修師傅和護理、會計和教育等界別的全職勞工或退休人士。管理委員
會之下設數個工作小組，負責規劃和執行COME系統內不同部分的日常運作。廣告與推廣工
作小組負責出版報紙(每月一次)，刊登提供和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的指南；三文治小組負責
向COME計劃會員分發捐贈的三文治和麵包；
COME墟市工作小組負責每月墟市（註8）的組織；集體購買工作小組
是計劃吸納了集體購買的概念而設的；熱線小組旨在配對會員之間的需要
和供應；最後是評估工作小組，負責監察計劃的進度。根據之前提及分別於二○○三年三
月和二○○二年四月所做的調查，協助組織活動和積極參與互相交換的核心成員約佔整體
會員的百分之十五。約百分之三十七是定期參與COME活動的活躍會員，餘下約一半的會員
則是非活躍或很不活躍會員。

（註8）根據二○○三年三月的調查，超過百分之九十七的會員參與COME墟市。
由二○○二年的
一月至五月期間，九百六十三個會員人次出席每個月舉行一次的墟市，總成交達到二十二
萬「分鐘」。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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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四月的調查也顯示，參與計劃的原因頗多樣化，包括尋求平等、公正的社群關
係、生態和諧與自強（16%）、希望幫助他人（15.4%）、結交朋友（14.6%），以致改善
物質生活（13.2%）。根據二○○三年五月的調查，百分之三十六的會員在每月墟市以外
互相貿易，而食物、玩具和各類服務（例如剪髮和各式COME活動的後勤支援）是交換最頻
繁的物品和服務。百分之四十六參與計劃後結識了四個或以上的新朋友。
月報平均刊載約一百條提供和需要的廣
告。其中列出的服務和貨品包括家居維修、醫療護理、電腦維修和教授、補習、剪髮、打
字等等。

顯然，不同會員參與計劃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仍能歸納為幾個共同目標：
一、提倡僱用在地的人力和物質資源，以回應越來越多遭棄置和未被善用的社區資源。引
入社區貨幣可助在地人民脫離因金融膨脹和金融排拒而造成的生產性投資短缺困境。社區
貨幣的建立有助貨物和服務的流通、生產和消費，同時讓那些主要被資本主義社會投閑置
散的組群重投社交生活。

二、開創有別於消費主義和發展主義的另類生活方式。通過鼓勵二手交換和循環再用，從
而減少對長途運輸和消耗大量能源的新製產品的需求，以實現這種另類生活方式。這也給
予參與者一個機會，重新估量不同種類勞動的價值（「價格」）。

三、透過民主管理和參與決策，增進計劃參與者的自強能力。

四、尋求改進物質生活。

五、希望幫助社群。

為求實現這些目標，COME計劃擬訂不同的機制。為了鼓勵交換，體系不設交易稅或徵費。
零利息的規定以示不鼓勵資本積累，以加速貨幣、貨物和服務的流通。開放而透明的資訊
管理（例如向所有會員公布管理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會議的時間地點，並歡迎他們參加）讓
參與者有足夠資訊保護自己免受欺騙，並且鼓勵積極而民主的參與。為了減少不平等的情
況，重估不同工作的價值，制訂指引規定不同形式勞動的價格比例要處於一個可接受的範
圍之內（這計劃現時容許的最高交換比價是一兌四）。此外，計劃也跟大型的香港非政府
組織（如香港樂施會）保持連繫，以獲取財政支持，同時也跟主流的商業企業（主要是中
、小型企業，但二○○二年五月時已有六間小型公司參與）合作，以擴大貨物和服務的供
應。為了加強這些計劃的教育元素，定期舉辦文化活動──如墟市和郊遊──旨在促進會
員之間的互相信任和友誼。最後，為了保障體系的可靠性和會員的福利，訂立了一系列規
則以防止體系被濫用（例如不准單以港幣進行交易）。
由於社區貨幣在香港的最早試驗計劃始於二○○一年，給予這計劃一個全面的評估可能太
早。然而初步的評估仍是可行的。首先，社區貨幣計劃有其無可否認的局限性。

舉例說，這計劃的大多活躍參與者是聖雅閣福群會會員，很多活躍會員
來自相近的背景──低收入、退休勞工、家庭主婦、綜援人士和其他政府資助受惠人、年
青人和中年人。高收入高學歷人士、專業人士和大專生僅佔活躍會員數目的一小部分。如
果轉化為正規貨幣單位（港元），體系內的總交易額微不足道。也有案例說明這社區貨幣
計劃的定價政策跟正規經濟體系的分別不大，因此破壞了平等原則。部分會員把自己的姓
名和聯絡電話登於COME月報的廣告欄目上，卻因正規工作纏身而沒有時間服務其他會員，
當人們要求服務被拒時，交換體系的可信性因而被削弱。由於時分券的流通主要仍由管理
委員會主導和控制，用以支付負責日常活動的（義務）工作人員，例如墟市和月報（佔去
了體系內大部分的現有資源和精力），因此COME計劃也體現了傳統社會服務（或計劃經濟
）的特點。最後，貨物和服務的有限度選擇也令人煩惱。

儘管存在這些局限，我認為這個社群計畫在一定程度上已達到其原初設下的目的。最顯著
的成就是活躍參與者挽回了自信和改善了物質生活。根據計劃評估工作小組於二○○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對五名女性會員和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對另外六名女性會員進行的兩次焦
點小組討論，很多參與者（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在參加這社群交換計劃後，社
會網絡擴寬了。（註9）
她們感到在COME體系中進行交易時受到尊重和信任。她們也指出她們更
具自信，部分原因是她們那些缺乏(正規)市場价值的技能，例如烹調、縫紉、理髮和說普
通話，獲得其他人認可和推崇，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跟家人的關係顯著改善了，因為全家
會一起定期參與公眾（交換）活動。有些低收入參與者也能以時分卷買玩具給孩子，這是
他們在正規市場裏負擔不來的。透過對COME的活動擴寬了社會脈絡，也提高他們在正規市
場裏物色工作的機會，而事實上部分會員真的覓得工作。部分會員透過在每月墟市搭起攤
擋售賣東西，從中飾演「老闆」的角色，因而感到自力更生和夢想成真。有些表示參與計
劃後他們較前願意跟陌生人交往。透過集體購買小組和三文治小組，一些會員指出能以低
價買米、三交治、二手電器和家俬，確實令他們的日常開支減少了。因此，雖然以時分券
作為交換媒介僅佔他們日常開支的細微部分，但是那些活躍會員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素的
確大為改善。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們的愉快經驗顯示了培養社群經濟主體的可行性，因為
培育社群經濟主体的過程「不能只是做──也一定要開心」（CEC 2001: 129）

（註9）
有趣的是，二○○一年四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家庭主婦、新移民、低收入人士、
低學歷組別和領取綜援人士在貨物和服務交換、其他社群活動參與方面，
都較他們的夥伴活躍。
他們展示出的信任程度也較其他參與者組別高。他們也較全職勞工和男性會員容易結交新
朋友。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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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濟主體的培養一定要在社群和經濟這兩層面下工夫。這計劃有別於義務工作，在時
分券的協助下，人的才能和價值獲得認同，不僅是那些幫助他人的參與者，還包括那些獲
得幫忙的。當問及他們較喜歡原由聖雅閣福群會提供的社會服務，還是COME的交換服務時
，積極參與社群交換的COME管理委員會核心成員一致表示，相對於作為傳統福利措施下的
被動受助者，他們較喜歡從COME體系獲取服務和物品，覺得在這體系裏更舒服和自強。另
一方面，問及他們喜歡使用港元或時分券時，雖然他們都同意正規貨幣在許多方面較時分
券有價值，但是他們仍堅持COME交換制度一定要使用時分券作為主要交換媒介，因為這體
現了另類價值（例如平等）。

邁向新文化中介
儘管上述重點工作小組討論的回應正面，在COME計劃下有關新社群經濟主體的培育仍遠未
完成。除了運作時間尚短以致未能揭示這文化計劃的全面潛能外，COME計劃還自身還存在
一些關鍵的局限。

儘管COME計劃的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動力是求取個人的物質利益，但是計劃的主要障礙卻吊
詭地源於個體的抽離(detachment)的缺乏。在計劃參與者和組織者之間的論述當中，個體
的抽離往往跟自私自利混為一談，被置於社群目標的對立面，這造成了計劃進一步發展的
障礙。這障礙的形成源自COME計劃部分的核心組織者和活躍參與者（真正的文化中介者）
，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傾向把計劃的「社群」面向和「經濟」功能對立，並強調前者而相
對忽視後者。在香港商業邏輯思維盛行、政府把所有社會－文化意義屈從於各種商業利益
的語境下，批判的社會組織者和活躍的社區參與者採取這種支持社群、反對經濟的立場是
可以理解的。

聖雅閣福群會的社區發展小組是COME計劃的建制基礎，源出於批判性的社會工作領域，倡
議社區建設和基層自強。在這個批判性的社會工作架構下，照顧、分享、互助、參與和民
主都是值得推廣的「善」，而官僚化、精英主義和商業思維則是應該迴避的「惡」。COME
計劃基本上是一個創造並使用社區貨幣和市場這兩種工具的計劃，但這兩種工具對批判性
的社會工作這領域而言是陌生的（甚至是對立的），即使是計劃最活躍的參與者，在倫理
上對金錢和貿易持保留態度也常有所聞。因此，那些跟培養個體的抽離相關的倫理價值被
排拒於COME計劃之外，並不令人驚奇。
對COME計劃的核心組織者和活躍參與者來說，一個普遍的憂慮是：為甚麼把所有互相扶持
和義務支援轉化成充滿計算的金錢關係？由於對「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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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的壓惡和對「社群倫理」的渴求非常強烈，這種側重社群價值的直接結果是計劃的
大部分資源被用於組織社交活動，從而希望參與者建立自信、互助、友誼和信任。相反，
計劃的「經濟面向」：建立可持續的貿易體系，以促進會員之間的頻繁、高質而有效率的
交換則相對被忽視。換言之，過程（參與）和過程的結果（發展可持續的社群交換制度）
被割裂了，注意力和資源均集中在前者。因此，社群情感彌漫著組織者舉辦的大部分活動
，儘管這些活動對建構有效率和可持續的社群交換體系所作的貢獻並不明顯，相反，這些
活動的成效往往以參與的成員頻率和密度來量度，最後導致社區貨幣計劃的存活也成疑問
。

體系的困境體現於計劃未能中介不能同化的差異和陌生者，限制了計劃的規模和範圍，
（註10）
結果是有意或無意地排拒非會員或非活躍參與者。著重提倡親密的社群關係，加上欠缺適
當的機制條件調解體系內的多樣化利益，COME計劃可能引入一種內向的取向──社群計劃
會員傾向跟相熟的會員一起工作和聯誼，而不願意跟「陌生者」或「不熟悉的面孔」交易
，結果是會員跟計劃身處的較大社會語境脫節。如果體系內的資源不能通過一個集體組織
架構往外輸出，幫助外人和非活躍會員，這種封閉社群的排他本質可能已在發生作用。此
外，對「積極參與」與「親密關係」的強烈渴求可能會對非活躍會員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窒息會員可作不同程度承擔的空間。這空間對會員跟社群保持批判性的距離很重要，循此
他們能夠得到個體的自主和自由。（註11）

要調和道德關注和經濟目標這兩對立取向，就需要新的文化中介，這樣必須創立新的語言
和中介的建制架構，才能把具體踐行跟另類視野扣連。如果參與者能利用新的語言（包括
把舊語言置於新語境）和視野，把經濟／個人主義價值和社群目標連繫在一起，例如把「
自私自利」詮譯和轉化為批判性的個體抽離和差異的社群，一些倫理問題將可迎刃而解。
體制上的限制體現於貨物和服務的供應不足，以及未能中介「陌生者」之間的交換。如果
COME計劃的規模能擴大，這限制因而也能鬆動，為此正規的行政和組織架構一定要恰當地
建

（註10）
正如上述的討論，僅一小撮小型企業參與計劃，也只有數個擁不同資源的非政府組織
和社會組織加入。結果，貨物和服務供應不足，難以滿足參與者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肯
定窒礙計劃的生長能力。此外，由於會員不願意花時間服務他人，所以服務的要求往往被
拒，而貨物和服務的質素並不完全令人滿意。

（註11）
在批判性的社會工作架構下，問題可能是跟厭惡精英主義和官僚制度有關。
這種反精英和反官僚的傾向轉化為設計一套開放而透明的決策安排，
不論會員對計劃的承擔和認識
，都歡迎他們加入決策過程。由於對這些參與者的承擔和責任沒有明文規定，當非活躍會
員很少出席或不願意積極參與時，活躍會員可能會感到沮喪。若不能建立一套機制鼓勵不
同形式或程度的參與（或另一種層級安排），活躍會員仍會感到沮喪，而非活躍會員也會
重覆面對這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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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註12）沒有這些組織架構和正規程序，
即使是最活躍的會員也很難維持定期而頻繁的交換
，更不用說「陌生者」（註13）。

總結

以上介乎直接參與和專業主義之間、在道德關注和效率之間、在社群倫理和經濟價值之間
的緊張狀態，往往被理解為對立且不能調解的矛盾。在一個真正的社群經濟主體能有效培
養出來前，這種見解一定要改變。

金錢的基本功能是促進市場交換，但市場交換不僅是一種經濟活動。這是一個過程，擴寬
人際交往--認同、關注、接納、尊重和友誼。不參與市場交換可能意味莫不關心、排斥社
群內其他成員。此外，市場也給予社群成員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和空間，這空間和距離對
孕育自主的自我和個體的自由很重要。把這些解放潛能跟社群價值整合起來，倡導親密、
直接、互惠、透明、共同利益、共同身分和在地自主，金錢和交換的潛在缺點（分化和異
化）可能會被淡化，新的社群經濟主體也有望成形。若社區貨幣妥善推行，它將是「純粹
利己主義和純粹利他主義」兩种极瑞的解藥。

透過社區貨幣計劃提供的經驗，我們可尋找一種促進社群經濟主體的培育的新語言，這將
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代表了「一種鼓舞多於一種肯定」（Anderson 2001:32）。這涉及生
成的政治(politics of becoming)，在想像和踐行方面培育正在冒起的社群經濟市民身分
。為了抗衡在後九七的香港語境下意義越來越稀薄的市民身分(「市民」愈趨被定義為「
經濟人」)，重整「經濟」的意義至為關鍵。這是對建構大都會主體的統識霸權計劃
 (hegemonic project) 的批判，同時也在徹底地否定主流（經濟）踐行。
為了有效地培養一個新的社群經濟主體／市民，我們要嚴肅地對待兩個術

（註12）這裏闡述關於服務和貨品的質素保證問題的討論和爭論。
一個不斷重覆的觀點是建議
設立一個認可的正規制度，但有別於官方認可證書制度。然而，反對意見認為一個正規認
可制度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跟主流踐行極之類似，經常因不同的原因排拒那些未能取得
官方認可證書的經驗勞工。後者寧願以「口頭」方式確保服務和貨品的質素，即是那些提
供低於標準的貨品和服務的人會被會員「唱衰」。然而兩者都認同維持良好質素的服務是
體系成功的關鍵。雖然後者看來更具人情味和較少官僚化，但是若制度持續擴張，就不太
可行了。一個解決這個兩難困境的可行方法是找出一個另類的認可制度，把排他性問題降
低（尤其是對那些沒有通過官方認可制度的弱勢人士），同時又能確保成員提供的貨物和
服務的質素。然而，這一步至少在原則上需要接受某種形式的機制中介，這可能類似某些
官僚制度的特點。

（註13 ）對較正規和具效率的行政組織架構的需要也可從來自管理委員會或
工作小組成員的回應中引證。
一方面，在不同的情況下，他們公開表示對擔任委員會成員後要付出時間工作
並承擔工作量感到憂慮，同時也暗示了他們的責任可能需要更明確訂明。另一方面，由於
沒有明確訂定不同委員會成員的責任和承擔，因此工作量往往可能只落在一、兩個人的身
上。這帶出了一個問題，究竟削減正規組織架構（正規組織架構往往被解讀為官僚化），
並採取完全透明和開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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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社群」和「經濟／金錢」。採取一個非此即彼的立場肯定會遮蔽社區貨幣計劃的
解放潛力，更糟榚的是會引致基進群體產生不必要的分化。本文建議，社群經濟計劃要能
起著真正的文化中介作用，須把個人主義價值跟批判的社會工作架構整合。在這方面的工
作，Anderson的「批判性的抽離」、Cameron and Gibson的「差異的社群」和Simmel的「
金錢的雙重角色」，都是有用的概念，能夠協助我們調和錯誤的二分法──即金錢／市場
只跟自私的謀利相連，而社區／互惠則僅能跟大公無私和共同目標連在一起。
序處理計劃的策略性發展和日常運作，能否經常帶來積極結果。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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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兵器彼女
能為對方做的事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有時那可能是幾句話，也有可能是無言的淚水，
或者是不被理解的溫柔，雖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卻比什麼都溫暖，有一天，
這些小小的存在會大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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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26.41.137
推 stevegreat08:這裡不是經濟版 所以你這些意見我不能回文
→ stevegreat08:你說你是自學 那麼我強烈建議先買各經與總經教科書
→ stevegreat08:在去看經濟史 貨幣銀行 國際金融 財政學等
→ stevegreat08:在看看這些報告 當然不曉得你是不是真的"自學"
→ stevegreat08:所以言盡於此!
→ yhvhyod     :的確(自學)之詞確實不妥，應改為自己查來學or~
→ Jasy        :用詞問題不重要  不過經濟政策要有一定專業才行
→ huck        :支持替代貨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