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Peter:那個倫理實踐，在我看來幾乎是不太可能存在的，也許我在論文 10/25 22:30
→ Peter:中撥個小節來討論一下這件事情，這倒也不錯。 10/25 22:31
推 pigdog:阿貓，你太悲觀了。事實上有幾個法官正在嘗試。當然，失敗 10/26 00:41
→ pigdog:的例子比較多。這是台灣法學教育的問題，不是理論上的問題ꄠ 10/26 00:41
: ※ 引述《neck (pelapela是我學長)》之銘言：
: : 其實說了很久不懂的就是，為啥老師開始極不信任法官
: : 用客觀說限縮法官的主觀
: : 最後又大放送，給法官最大的「良心」
安卓學長已經講得很清楚明白了，如果說要補充的話，
或許可以去參考林聰賢在今年六月於中原財經法學所發表的文章，
「消逝的人--法律觀察之極限」
全篇最後一個註解裡頭提到，要突破法律觀察的知識論立場，
轉而為對法律的倫理實踐，是突破法學觀察的唯一途徑，
而該途徑當作審判的法官，在其做成判決之時，於某瞬間能將法律稍加存而不論，
而以最原始之本能或直覺（良心）對所審理的案子加以判斷，則於此瞬間，
所謂法律之實踐方有可能凸顯。
（亦即人脫逸法律的可能性）
其實，這種由法律觀察的知識論轉向到法律實踐的倫理學的傾向，
於所謂自由心證，也就是行禮如儀到最後，必須要做出判決，判斷終止的那個瞬間，
似乎也才有達到實踐的可能。
當然，PD師在蔡教授退休快樂論文集當中，已經很清楚的提到了這個概念。
只不過，將反抗論述的實踐可能性寄寓在有司法良心的法官身上一事，
到底是不是一種過度樂觀的想法，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種策略，其實也可以連結到客觀主義刑法理論的採用。
客觀主義刑法其實老實說，仍舊躲不過共同主觀的宿命，而且對我而言，
沒有什麼刑法理論是本質上為真或者為善的，
只不過客觀主義的刑法解釋學，會讓適用法律的人，覺得很度爛，
非常的挫折，覺得適用起來，到處是矛盾，讓你感覺到做出一個有罪的決定，
是多麼地不容易；其無非是希望去避免在一片殺罰聲之中毫無反省或反抗的漠然心態。
這雖然講起來有點離題，
不過其實這段期間慢慢接觸客觀說的東西，還真的越來越能體會那種
透過解釋學的複雜度的展現，去製造出一些可能去反省的縫隙。
當然，製造出反省的縫隙，跟是不是真的有產生反省，
都不是我們所能夠去預測或期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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