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年法司法改革—以少年法中被害人的地位為中心
                        葛野 尋之教授，李茂生教授

(漏了五分鐘)
    論者認為二次大戰之後的日本的少年法，和二戰之後日本國新憲法的精神相合，無論
是調查和處遇，還是程序都是如此。
    論者認為雖然法院會受理少年犯，不過對於輕刑犯和虞犯，有約48%的會為簡易移送
，法院僅為書狀審理，而這些簡易移送，法院就不會真正看到少年，論者並指出現行法院
在社會少子化的情況，卻是增加簡易移送之數量，也就是法院花費在少年案件上的時間卻
是逐漸減少。
    相對來說，全件調查則是在移送之後讓各方專業之調查官進行社會調查，論者認為調
查官會調查少年之成長環境，尋找少年之所以非行之原因，並探求如何處遇可以使其不為
同樣之行為，是以，論者認為調查不僅僅是調查，係是希望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論者認
為這是一種社會工作過程。
    在非簡易移送的案件中，有一成會送到少年鑑別所，類似成人之看守所，該處人員和
調查官不同，但仍會配置社會和心理學家，其中有50%會為保護觀察而不進入少年院，有
30%會進入少年院，不過該些管理人員之報告書，一樣都會送到法院。
    簡易移送不會為實際調查，僅書面審理之結果；一般保護事件的數字約為九萬多人（
2008），多為保護處分，其中管束遠多於少年院，不過雖然近年來有減少；但絕大多數都
是審判不開始，法院看到調查報告之後，因為調查官就有進行處遇，所以法院可以認為不
需要進行審理，不需要進行司法處遇，或是在審理之後認為也不需要為處遇，少部分才會
在之前進入判斷為管束或是少年院，論者認為正因為一開始的調查官極其活躍，進行許多
社會工作，非正式但實際上改善少年周邊的環境，在一般事件中約為0.3%，也就是270人
左右會移送到刑事程序中，日本目前部分案件為裁判員制度，讓民眾和法官一起為量刑認
定，論者指出目前在270人中有50人會適用之，讓一般人民有接觸之可能。
    在80年代警察開始介入少年事件，也就是對於非行少年或是虞犯少年，不使其進入少
年法程序，論者認為這是採取嚴罰化，反於一開始的福利保護原則，讓律師和檢察官進入
程序中，雖然看似人權保障，不過是否真能透過人權保障真正達到少年福利的要求，論者
認為存在有相當大的疑問，在2000年開始進行的新少年法修正，在2008年完成修改之後的
少年法，
    論者認為修法有四個主軸，重大非行行為之嚴格化、非行事實認定的強化、律師輔佐
人的參與的層面擴大，最後也是過去一直排除的對象，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論者認為最
後，檢察官也會帶著公益進入程序之中，雖然用人權正義為外觀，但是內裡卻是嚴罰化，
對於福利的放棄。
    這樣司法內部之改變外，還有在於政治氛圍之改變，也就是治安的惡化，讓民眾希望
有鐵腕政策的出現，重視被害人，論者認為也是造成立法修正迅速之理由。

2000年的修正：
    在當年之修正，並配合當年在眾議員選舉中的修法口號，最後在執政三黨的合意下有
三點的修正：責任年齡的下降，從少年法十六歲降低到和刑法相同、重大事件原則適用刑
事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論者當時有強烈反對，認為犯罪案件數量其實沒有增加，
其實只是民眾的不安全感所造成，不過在數字不支持的時候最後還是用「正義」來支持，
並以此通過修法。
    重大案件的類型像是殺人既遂、傷害致死，原則上不為裁量，一律進入刑事程序，再
來是未滿18歲的少年，則是開放論以無期徒刑之可能；律師輔佐人、檢察官在少年程序中
的進入，被害人也可以閱覽少年之筆錄和社會記錄。

2007年的修正：（略）
2008年的修正：
    於2000年進行修正之後，配合之後刑事訴訟法和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更是擴大被害
人之程序權，基於這樣的理由，被害人團體已不滿足於文件閱覽權，甚或希望要和被告一
樣的程序權，方合於被害人的尊嚴保障，2007年底的時候，行政機關就制定修訂刑事訴訟
法，讓被害人可以直接參與審判、擴大文件請求權、同一程序中並有賠償程序，配合此，
政府也提出關於少年法的修正計畫。
    對此國會法制審議會思考之後回送行政機關訂立草案，最後均然就因此通過立法，主
要有幾點，在不礙於少年的時候，在少年十二歲以上經過審查可以讓被害人陪廳，未滿十
二歲才維持不許可，這和過去完全不開放不同，雖然此要詢問過律師輔佐人之意見。

    以被害人為中心之刑事程序，論者認為或許可以適用在成人，可是對於少年事件上，
因為少年事件法非為應報而設，而是希望透過處遇來讓少年有重新出發之機會，所以程序
上自然和刑事程序不同，被害人即是無法認受此點，遂即配合輿論和政治力通過修法，使
以過往採取原則上保護少年成長的少年法，論者認為有傾向到保護被害人、顧及被害人情
緒，但是不考慮少年成長的可能，雖然條文上仍是在考慮少年成長的情況下，只是論者認
為實務上已經是這種結果。
    當然在少年法，被害人只能旁聽，而不是如刑事程序上的權利，論者認為這多少有顧
慮到少年成長下之結果，當然只要被害人出現，一定都會影響到少年，像是隱私、人格特
質，最後也會影響到陳述，此時，法院和調查官對於少年所進行的司法處遇就會受影響，
所以才會明定是在不影響少年成長之情形下，方能夠為旁聽。
    實務上的權限決定是在於少年法院之法官，論者認為其才是關鍵之所在，對於這許可
可能會造成甚麼損害都要進行考慮，甚或無可避免的是只要被害人提出申請，必然會對於
程序會造成影響，不容易在判斷的當下知道，並且如果有輿論影響的時候、社會矚目事件
的時候，更是容易受影響；最高法院在2009年的統計數字，有近半數案件提出聲請，八成
都會允許旁聽，而要求調查官報告的幾乎是完全都會允許，特別是根本沒有認為會妨害到
少年成長，以這樣的理由駁回旁聽的法官出現。律師雖然對於這種實務有提出部分異論，
特別是有旁聽人希望可以將少年求處死刑的發言出現，當然有可能會妨礙少年未來成長的
可能。
    是以要如何去平衡少年和被害人之間的利益，論者認為是相當困難的問題，或許要透
過整個社群和社群和司法之間的溝通，才能更多元、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達到修復性司
法的目標。

Q&A time：
    論者認為刑法解釋學的責任主義和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原則、少年法的健全成長要
求，論者認為是刑事法上之三大重要原則，固然這是長久歷史下所累積出來的結果，但是
國家只要透過追求正義的口號就能讓人民交與權力，直到人民體悟到利維坦之惡的時候才
又重新理解過來。
    論者認為我們正是利用這些原則在抗拒國家的權力，同時國家也會希望去忽略之，人
民也容易會去遺忘，是以論者希望法律人可以以此為人生目標去努力奮鬥。

黃宗旻學姊：被害人是否希望全面參與程序？
    論者認為固然有這樣的聲浪，可是被害人團體只要感覺受到尊重已足，是否正義其實
是相當虛幻的事情。所以集中在有為刑事程序的0.3%案件的程序即可，固然被害人的保護
是全面性，指是政治上是利用被害人的保護在滿足多數人的應報心理，特別是在重大案件
上，是以論者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相當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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